集约型城市经济“高位增长”分析——以深圳市为例

分析集约型城市经济增长潜力和影响因素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测算1991～2008年相关因素对样本城市深圳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得知,长期以来,该市经济增长模式属于要素推动型,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1．09％;而近年来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明显上升,表明其经济正逐渐向依靠资本和TFP共同推动的增长模式转变。由此,逐步加大TFP的贡献率是集约型城市实现经济高位增长的有效途径。     

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正在背离比较优势的原则?今后中国是否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组成部分的测算。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性质和近几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一些实证依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1995年期间经历了一个TFP高增长期(为4．6％)；而在1996-2001年期间出现低增长期(为0．6％)，其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     

中国改革时期省际生产率增长变化的实证分析(1979-2001年)

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否正在背离比较优势的原则?今后中国是否要加快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该文试图通过对省际全要素生产率(TFP)及其组成部分的测算,从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这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考察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TFP增长性质和近几年来的变化趋势,以便为相关政策讨论提供一些实证依据.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在1978-1995年期间经历了一个TFP高增长期(为4.6%);而在1996-2001年期间出现低增长期(为0.6%),其变化的具体特征为:技术进步速度减慢、技术效率有所下降.     

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技术因素分析

利用1978—2010年我国西部地区12省市的数据,测算了我国西部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和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显示:当期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主要源于资本投入;但是,由于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太大,因此TFP呈相对平稳下降趋势,TFP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还不是很明显。指出:若2010—2020年西部地区TFP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1%,则西部地区能实现以技术进步带来可持续增长。最后提出西部地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政策建议。     

城市维新:经济增长新引擎

新型城镇化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已成各方关注焦点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投资的扩大。在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未来经济发展模式会由外需到内需、从粗放到集约,以房地产行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逐渐演化成包括房地产行业在内的多元经济增长模式,而城镇化的发展正契合未来新经济发展的模式。新型城镇化正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中国三次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测算及比较分析

本文测算了1979—2007年中国三次产业历年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率,并对三次产业间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质量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三次产业TFP存在差异。并通过资源再配置效率(TRE)模型测算历年来产业结构变动的效率,分析中国产业间要素流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中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资源配置效率趋势为正,应把服务业作为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点。     

黑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及分析

通过利用黑龙江省改革开放以来的宏观数据,对黑龙江省经济增长的源泉做了定量分析,探讨了资本要素、劳动力要素和广义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结果发现,1988年之前,黑龙江省资本贡献率和TFP贡献率波动很大;1988年之后趋于平稳,且资本贡献率平稳下滑,而TFP贡献率平稳上升。劳动力要素贡献率一直很平稳,近30年间并未有大的变化,这正说明黑龙江省正在由资本推动型增长方式向技术推动型增长方式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1978-2015):灵感还是汗水?

本文采用中国31个省区市1978—2015年面板数据,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和增长核算法,测算了市场潜能、资本、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结果表明:1978—2015年间,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34.86%),市场潜能次之(34.55%),再次是TFP(22.03%),最低是劳动力(8.56%)。根据"克鲁格曼质疑"的界定,对中国"增长奇迹"贡献率最大的是"灵感"因素,贡献率为61.93%,"汗水"因素的贡献率为38.07%。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1989年,中国经济增长确实主要依赖于"汗水",其贡献率达62.03%。但"汗水"的贡献率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下降,1990—2000年为52.41%,2001—2015年快速下降到21.93%,而"灵感"的贡献率开始占主导地位,达78.07%。就区域差异看,经济发达地区的经济增长更依赖于"灵感",欠发达地区更依赖于"汗水"。本文的核心结论是:1978年以来中国创造"增长奇迹"是高投入增长和高效率增长共同作用的结果,依赖于"汗水"与"灵感"的双轮驱动,且越来越依赖于"灵感"。该结论并不支持"克鲁格曼质疑",且认为由于技术进步、人力资本提升、制度改革和市场化推进导致的资源和商品在区域间的优化配置等"灵感"因素的增强,中国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基于经济学文献的探讨

本文基于经济学文献探讨了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金融支持问题。研究发现,不论从整体还是从区域层面来看,中国的金融发展主要是通过加速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而对资本配置效率的改善、技术进步及TFP增长率的提高,作用并不明显。因此,这种金融发展模式不利于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本文进一步指出,财政分权背景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及其对区域金融发展的影响,是造成金融资金配置效率低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困难的重要原因。     

纳入气候因素的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再测算

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干旱等极端事件频发对农业生产造成巨大影响和威胁。本文将气温、降水量与干旱因素纳入农业全要素生产率(TFP)评估体系,采用序列MSBM-DEA模型测算了1978～2018年中国28个省(市、区)农业TFP及其分解的变动情况,并对比分析不同情形下农业TFP的测算和分解结果。研究发现:在未纳入气候因素情形下,中国农业TFP增长率明显被高估,气候因素特别是干旱事件对中国农业TFP增长造成负面影响;从农业TFP增长的分解结果看,无论是否考虑气候因素,农业技术进步都是推动农业TFP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农业技术效率对农业TFP增长的贡献有限;无论是否考虑气候因素,中国农业TFP增长均呈现"东高西低"的空间不均衡性,并且不同省份农业TFP增长存在明显差异。     

进入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关键期的中国经济*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全面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打造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创新型国家,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笔者认为,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是当前构建创新型国家最为突出、最为核心的问题。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速度、广度和深度,既是中国壮大新动能和塑造新结构的核心途径,也是开启中国经济“新周期”的关键钥匙,又是影响中国潜在增长率结构性变化趋势的决定性因素,更是将中国今后一段时期内GDP增速维持在6%~8%高位运行的重要支撑因素。但是,当前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尚未全面有效形成,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正处于极为重要的爬坡期,处于全面推进“大破大立”式机制体制改革的临界点。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对政府和市场关系所普遍存在的程度不等的认知偏差和操作误区现象,是导致这些问题出现和障碍爆发、导致众多变异行为和扭曲效应的总根源。在着重分析、重新认识并协调好政府和企业、国有和民营以及产业政策和市场公平竞争这三大关系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相应的重点改革方向以及具体政策建议。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分析：规模还是结构*

本文以35个主要工业行业为对象,实证分析了1991—2014年中国工业增长的动力演变过程。研究表明,规模和结构是中国工业增长的主要动力因素。规模因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始终较大,并且资本要素的规模变动效应明显超过劳动要素,而结构因素对工业增长的贡献较低。工业内部的集中度在逐渐提高,工业增加值排名前十位的行业,转向技术密集型为主的行业,反映了中国工业正处在转型升级过程中。     

2014-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 ——步入“新常态”攻坚期的中国宏观经济

2014年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拉开序幕的一年,也是中国宏观经济沿着“新常态”轨迹持续发展的一年。一方面,GDP增速等宏观参数在外需疲软、内需持续回落、房地产周期性调整以及深层次扭曲等力量的作用下持续回落,另一方面,经济结构在消费升级、不平衡逆转以及政策调整的作用下出现较大幅度的调整,结构参数的良性调整、总体价格水平的小幅回落以及就业状况的持续稳定给2014年相对低迷的宏观经济增加了一些亮色。
2015年将是中国大改革与大调整全面展开的一年。它将延续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逻辑,使“新常态”的4典型特征进一步持续。但在改革力度的全面提升、房地产周期调整的进一步加大、经济低迷的进一步持续以及财务困境的进一步发展等因素的作用下,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将面临6大挑战和变异点。这决定了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必须在全面推进改革与调整的同时,加大底线管理的力度。
报告对常态情形下的参数进行假设,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模型-CMAFM模型对2015年宏观经济指标进行了预测。预计2015年在常态情形下GDP增速将达到72%,CPI为27%,投资增速为123%,消费增速为118%,出口增速为56%。     

提升中国模式影响力的四力互动发展 ——2007-2014年中国国际竞争力评价和分析

2007-2014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加速转型的调整期。中国国际竞争力整体来看主要体现在规模与效率、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四力互动协同发展之上。本文通过对国际竞争力八大要素进行评价,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国家经济实力最具有竞争力;国际化、科学技术和国民素质竞争力次之;政府管理、金融系统、企业管理和基础设施竞争力表现差。但是,从动态分析看,强势的继续强势。中国在经济运行规模及增长速度、基础设施和科技投入、劳动力成本及就业率等方面有绝对优势。弱势的正在快速扭转中,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全面现代化建设之后,正在适应信息化和发展大数据手段管理来提升效率;生产率在创新型国家政策驱动下正在稳步提升;强势政府管理下抵御国家风险和金融风险的能力不断凸显出来;金融体系国际竞争力有望不断提升。     

储蓄倾向差异、要素收入分配 和我国产业结构升级*

高储蓄率、要素收入分配不平等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三个典型事实。本文构建一个非平衡增长模型表明这三者是一个自洽的系统,存在相互制约和矫正关系。在我国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的储蓄倾向不同与劳动收入占比较低的背景下,高储蓄会出现两个相反地影响产业结构的动力。一方面,高储蓄转化的高投资更多体现为工业品,阻碍了服务业发展,同时,高储蓄导致的低消费使得恩格尔效应无法发挥作用,阻碍了产业结构升级;另一方面,高储蓄导致高投资,推动了资本深化,这又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变迁又反过来影响社会储蓄率和要素收入分配。文章证明这个系统存在一个广义平衡增长路径。     

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影响 因素分解：1981-2009年

本文在理论层面对“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模型”进行了拓展，指出二元经济结构集中表现为城乡居民存在收入差距，这种差距与城乡两部门的劳动力-人口的转化、经济产出-居民收入的转化以及劳动力-经济产出的转化紧密相关。二元经济结构可被分解为四种因素：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基于这种因素分解法，实证分析得出：1981-2009年，在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中，收入产出比差距、资本产出比差距、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分别为-6876%，-1373%，16435%和1814%，而劳动生产率差距的年均贡献度为15062%。我国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劳动生产率差距（尤其是资本劳动比差距）和劳动参与率差距，这源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伴随着农村资本形成相对迟缓以及农村人口迁移相对滞后。基于这些结论可以给出新时期我国推进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的若干政策建议。     

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冲击及其宏观影响*

本文根据1999-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数据,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考察了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预期到的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均具有显著的宏观经济效应,二者合起来可以解释3634%的产出波动、1424%的就业波动和618%的物价波动;第二,与未预期到的财政政策直接影响经济均衡系统不同,预期到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影响经济主体关于未来经济状态的信念来改变经济的均衡配置;第三,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效应不仅取决于所选取的政策类型,而且受公众预期的影响。因此,政府不仅应当根据宏观经济目标理性选择财政政策工具,而且需要合理引导公众预期,以增强财政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国际收入不平等变化的中国因素分析--基于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

中国的贡献是国际收入不平等程度从1978年到2000年呈下降趋势的主要动力,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的部分年份中国因素的贡献率超过100%。通过控制人口因素的方法分析揭示,中国经济增长是中国因素变化的主要原因,人口增长是次要原因,但却是重要原因。20世纪80和90年代人口增长对中国因素变化的贡献率在31.8%和43.5%之间波动,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56.5%和68.2%之间波动。所以,虽然中国因素推动国际收入不平等下降的主要源泉是经济增长,但人口增长的作用也非常重要。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经验、困境与出路*

作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主要模式，“混合所有制”改革是否有助于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是否有助于推动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存在探讨空间。本文基于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就和教训的考察，指出“混合所有制”可以作为竞争性部门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过渡形式；对于垄断央企的改革应该充分借鉴国际上自然垄断行业的改革经验，打破行政垄断，推动竞争性框架建立，并切实实现从“管企业”逐步调整为“管资本”，通过改革实现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并为经济创造新的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