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宏观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都显著降低。这些研究结果折射出,当货币政策收紧或宏观经济收缩时,商业信用资金从上市公司部门流向非上市企业部门;反之,当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或宏观经济过度扩张时,上市公司部门通过商业信用渠道从非上市企业部门吸纳商业信用资金。     

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 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研究

本文为了揭示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宏观经济动因,构建了一个宏观经济因素影响上市公司商业信用行为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宏观经济发展状况、货币政策和通货膨胀水平对中国上市公司商业信用周期性变化的影响机理。利用中国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随着货币政策宽松、宏观经济扩张和通货膨胀水平的增加,中国上市公司提供的商业信用净额都显著降低。这些研究结果折射出,当货币政策收紧或宏观经济收缩时,商业信用资金从上市公司部门流向非上市企业部门;反之,当货币政策过度宽松或宏观经济过度扩张时,上市公司部门通过商业信用渠道从非上市企业部门吸纳商业信用资金。     

银行过度风险承担及货币政策与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配合

商业银行在日常的经营活动中,必然会承担一定的风险。因此,相比已有的讨论货币政策和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研究,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货币政策对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本文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用银行业贷款审批条件指数来测度银行过度风险承担行为,经实证发现,在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会放松贷款审批条件,从而承担过度的风险。本文建议央行在货币政策调控过程中应同时采取逆周期的资本调节措施来抵消货币政策对银行过度风险承担产生的影响,并对央行实施逆周期资本调节的频率、步幅和时机,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逆周期调节作用提出了明确建议。     

货币政策、企业家信心与上市公司投资效率*

企业、企业家等微观主体对货币政策的反应，在较大程度上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货币政策可通过对企业家信心的影响，进而对公司投资效率产生作用。基于中国2007—2016年40个季度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企业家信心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企业家信心增强或者货币政策宽松时会加剧过度投资，减轻投资不足；企业家信心减弱或者货币政策紧缩时可以有效抑制过度投资，但会加剧投资不足。其中，国有企业对企业家信心和货币政策松紧的敏感性更强。进一步，货币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也会通过货币政策和企业家信心的交互作用而发挥作用。这种作用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无显著差异。     

货币政策、实际控制人类型和房地产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变化

现金持有水平变化是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和投资行为影响的映射。本文以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引入实际人控制人类型和企业成长性变量,测度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企业的影响,发现房地产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随着货币政策紧缩程度的变化而变化,当货币政策趋于从紧时,外部融资约束增强,企业会提高现金持有水平,因此我们从微观上可以拒绝房地产市场货币政策无效的断言。另外,实际控制人类型和企业规模在增加现金持有的路径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国有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受货币政策影响程度小,低成长性房地产企业也是如此,这种现象的存在消弱了货币政策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效果。     

宽松货币政策下我国企业的风险承担

本文利用1999-2014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微观面板数据,对我国货币政策的风险承担渠道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企业倾向于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且宽松政策持续时间越长,企业选择承担风险越多;股权集中度较高、成长机会较好的企业,为了避免遭受破产风险、维护公司长期稳定与发展,都倾向于承担较低的风险;宽松的货币政策在非国有企业、中小型企业与房地产企业中提高企业风险承担的效应更为明显.     

货币政策、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适当提高股权制衡度、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兼论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稳中求进”的启示

数字化转型变革过程中对企业风险隐患的防范与化解成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但既有研究关于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尚存分歧。在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及公司年报的基础上,系统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之间的因果关系、作用机制及其异质性,认为数字化转型有利于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结论在控制联合固定效应、进行工具变量及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能力的作用会因企业特征的不同而存在差异,相较而言,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处于生命周期前中期的企业、非国有企业、非过度负债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机制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可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费用和驱动经营多元化策略等渠道来影响企业风险承担能力。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视角的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研究

基于2009-2021年中国88家商业银行的平衡面板数据,通过固定效应估计和系统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效应。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在银行风险承担方面能够产生较好的协同作用,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整体能削弱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银行风险承担上升;不同类型的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配合的有效性不同,银行流动性宏观审慎工具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协同作用更为显著;“双支柱”政策的协同效应因经济周期存在非对称性,经济下行期的协同效应要强于经济上行期;政策协同效应存在银行异质性,对于全国性银行“双支柱”政策协同作用不显著,而对于地方性银行则显著影响其风险承担意愿和水平。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影响因素及治理机制研究

投资作为财务决策的起点,影响着企业的经营风险、盈利水平以及资本市场对其经营业绩和发展前景的评价。而过度投资会导致大量的资金沉淀在生产能力过剩而盈利能力恶化的领域,资源和生产要素被浪费,从而降低企业价值,阻碍我国经济的发展。但目前学者们对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的实证研究并不多见。文章基于国内外学者关于过度投资问题的文献研究,在此基础上探索上市公司对于过度投资有效控制的治理机制,从而提高上市公司投资效率,优化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企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