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投资效率之谜:融资约束假说与货币政策冲击

国有企业投资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被认为是中国长期过度投资现象之下的典型事实,基于相对早期样本的代表性研究均显示如此。然而,本文采取一致性方法测度企业投资效率却显著发现,近年来非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对更低。本文提出融资约束假说解释企业投资效率之谜,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外部融资依赖度越高的行业,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相对国有企业的差距越大。货币政策冲击会显著影响这一差距,货币紧缩时差距会增大,而货币宽松时差距则缩小。进一步的实证结果表明,近年来频繁的货币政策冲击强化了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融资约束差异,国有企业不断获得扶持性信贷补贴,而非国有企业的信贷资源则被相应挤出,日益严重的信贷融资约束使非国有企业投资效率持续下降,进而产生企业投资效率之谜。     

投融资一体化、产权性质与投融资效率

本文以投融资一体化为视角,在投融资效率的分析框架下,以我国上市公司2007²011年的年度数据为样本,探讨投融资效率对公司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融资效率对企业发展影响显著且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投融资一体化有利于缓解因资金短缺引起的投资不足,但另一方面,现金流的增加亦可能加剧公司过度投资。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组检验表明:投融资一体化可能会显著加剧国有企业过度投资,但对民营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影响。     

货币政策对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

公司投资行为对企业投资效率及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目前研究宏观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很少，但是宏观的货币政策可以通过改变利率水平及调整银行等金融企业的存款准备金率等宏观政策来影响企业的投资效率。从宏观层面出发研究宏观货币政策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显得尤为必要。     

货币政策、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适当提高股权制衡度、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需求不确定性、投资者信心与制造业库存投资

本文利用工具变量和广义矩估计方法考察了需求不确定性与投资者信心对制造业企业库存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在经济上升期，出于避免断货动机，制造业企业在面临较高的需求不确定性时通常会增加库存投资，而在经济下滑期，企业投资大都持有谨慎态度，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加使得库存投资下降；投资者信心对库存投资具有正向影响，且在经济下滑期，投资者信心下降对库存投资的降低作用要高于在经济上升期投资者信心提升对库存投资的促进作用。需求不确定性与投资者信心对不同股东性质企业库存投资也具有显著的非对称性影响，需求不确定性的增加对非国有企业库存投资的促进作用要远大于国有企业，投资者信心提升对国有企业库存投资的促进作用要高于非国有企业。     

货币政策、过度投资与房地产企业风险承担

以2003—2013年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借鉴Richardson的过度投资模型,对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进行度量,实证检验了房地产上市公司是否存在过度投资、中国的货币政策对房地产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以及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与其风险承担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房地产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紧缩的货币政策能抑制其过度投资,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助长其过度投资;在经济繁荣期,房地产企业的过度投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著;在经济衰退期,过度投资会使其风险承担水平显著提升,此时推出宽松的货币政策会使房地产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升。     

会计稳健性与企业投资效率——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我国特殊制度背景下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具有双面性,一方面能够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改善投资效率,另一方面加剧企业投资不足行为,恶化投资效率。     

投资者异质信念、股权融资现金流与企业过度投资——来自中国A股的经验证据

文章在限制卖空的背景下,利用改进的股权融资模型和投资者迎合理论模型,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投资者异质信念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投资者异质信念既通过促使企业管理者迎合投资者而直接加剧企业过度投资,也通过影响企业的股权融资现金流而间接促进其过度投资;投资者异质信念对私营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仅体现在投资者迎合渠道,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则主要反映在股权融资渠道;两种作用渠道都存在于成长性企业中,而不存在于非成长性企业中。     

高管团队薪酬差距、投资效率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与委托代理理论，从投资效率角度切入，研究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的拉大，会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作用机制表明，非效率投资在两者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区分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后发现，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主要通过投资过度路径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企业异质性发现，在较大规模董事会的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高管团队水平薪酬差距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研究结论为改善企业治理结构提供了相关经验证据。     

产业政策、投资者情绪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产业政策是否会引起股票市场上投资者情绪的波动,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如何影响实体经济中企业资源的配置行为和效率,其深层的作用机制又是什么呢?为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文章基于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数据,通过实证研究发现,鼓励支持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上涨,并刺激企业投资,这将加剧企业过度投资,缓解企业投资不足;淘汰限制类的产业政策会引起投资者情绪的下降,并抑制企业投资,这将会缓解企业过度投资,加剧投资不足.上述结论表明,在产业政策引导资源配置过程中,投资者情绪扮演了传导中介的角色.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股权融资依赖程度或管理层股权激励越大,企业资源配置对投资者情绪的波动越敏感,这说明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影响企业资源配置的深层机制在于企业存在股权融资依赖和迎合市场情绪的动机.最后,总体上产业政策外生冲击下的投资者情绪对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造成了公司价值的损毁,并且不同影响渠道具有显著差异,利用投资者情绪降低股权融资成本所进行的资本投资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而迎合市场情绪所进行的资源配置显著毁损了企业价值.上述研究成果有助于从微观企业视角理解股票市场在国家政策引导企业资源配置行为中的作用.     

自我归因偏差、学习与股民的过度自信

本文利用中国股民交易记录数据考察了自我归因偏差带来的反馈效应和投资经验带来的学习效应对股民的过度自信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民的历史投资收益对其过度交易存在正向影响，即股民历史投资收益越高，则过度交易程度就越大。这表明良好的历史投资收益会通过自我归因偏差心理加剧投资者过度自信程度。而在控制了历史投资表现之后，笔者发现股民的投资经验对其过度交易的影响并不显著。过度交易或者过度自信并没有随着股民投资经验的积累而得到减弱。     

儒家文化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

虽然已经有诸多文献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但鲜有文献直接考察宗教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的影响.本文基于2000—2015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利用T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受儒家文化影响越深的企业越不可能进行过度投资,儒家文化能够起到道德约束的作用并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性质对儒家文化和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关系起到调节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儒家文化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更弱,国有企业的政治身份减弱了儒家文化在决策中的作用.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上述结果依然稳健.本文的研究表明,非正式制度对企业投资决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在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如何影响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与治理的中介作用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借助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企业投资效率,对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2007-2021年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构建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抑制了企业过度投资,且明显缓解了企业投资不足,推动企业投资效率有效提升,其作用机制在于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抑制过度投资、改善投资不足,最终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存在区域、行业和企业所有权等异质性。鉴于此,在企业投资疲软的现实困境下,要加快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和建设,释放数字红利,进一步发挥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的融资效应和治理效应,助力企业投资效率提升。     

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投资效率的中介效应

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6-2019年的相关数据为样本,实证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逐步回归法检验投资效率是否产生中介效应.结果 表明: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投资效率在二者之间起部分中介效应;与投资效率相反的非效率投资分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其中投资过度也起到部分中介效应,而投资不足...     

制约企业投资效率的因素

投资过程始终是面向未来,而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所以投资的结果可能使企业未来价值增长,也可能使企业未来价值下降.这就是投资效率.按照投资效率,投资可分为有效投资和非效率投资.有效投资意味着通过投资未来会产生现金流入,促进企业价值增长;而非效率投资则表明投资对企业未来价值产生损害.非效率投资又包括投资不足和投资过度.那么,企业为什么会出现非效率投资行为?其动机、路径及影响因素是什么呢?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①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②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③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双重金融摩擦与企业创新

文章考虑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双重金融摩擦，研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双重金融摩擦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高科技企业受到的抑制作用更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加剧信贷市场摩擦和股票市场摩擦进而抑制企业创新；国有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存在着显著的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而非国有企业和非高科技企业仅存在信贷市场摩擦中介效应；在双重金融摩擦中介效应中，信贷市场摩擦占比更大。     

网络位置特征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交叉持股网络的视角

利用2004—2013年中国沪深两市涉及交叉持股的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和分析方法,实证考察了企业在交叉持股网络中的网络位置特征对其投资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成员企业的网络中心性越高或占据的结构洞越丰富,其整体投资效率越高;具体表现为,企业所处的网络位置优越,不仅能有效缓解投资不足,而且有助于抑制企业过度投资;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网络位置优越对其投资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相比成熟企业,处于企业生命周期初期的年轻企业的网络中心性越高或结构洞越丰富,越能有效提升其整体投资效率。     

融资约束、代理成本与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研究——来自湖北省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通过构建一个异质性双边随机边界模型,以湖北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定量考察了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影响方向及程度。结果表明:(1)融资约束和代理成本对企业研发投资水平具有重要影响,并且,融资约束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程度强于代理成本;(2)整体上湖北企业研发投资较最优水平低18.05%,但约32.84%的公司研发投资高于最优水平,约59%的公司研发投资不足程度超过10%;(3)企业非效率研发投资的异质性较强,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普遍研发投资不足,中央国有企业研发投资效率较高。创新引领中"政府之手"作用的有效发挥应考虑对不同企业分类施策、精准引导。     

会计稳健性与投资效率研究述评

文章总结前人的研究成果,主要将非效率投资归结为投资过度和投资不足两方面,进行梳理企业执行会计稳健性政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从信息不对称、代理冲突以及外部融资三个方面来阐述会计稳健性对企业投资效率的作用机理,然后提出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