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市场化、股权结构与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股权结构会改变银行风险承担行为,而利率市场化则会影响二者关联的强度。本文基于2006—2015年我国上市商业银行面板数据,运用GMM估计方法,从股权集中度、股权属性、股权制衡度三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利率市场化对二者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向关系。股权集中度越高,其承担的风险越高;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呈显著负相关。中小股东对大股东的制衡能够削弱银行风险承担;国家控股和具有政府背景的银行与其他银行相比,风险承担意愿更强;利率市场化有助于弱化股权集中度和股权性质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正向作用,同时强化了股权制衡能力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负向作用。基于此,本文建议不断优化银行股权结构、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以更合理地管理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我国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对其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 ——基于95家城商行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以2011-2019年间95家城商行为研究对象,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中小银行股权结构对其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探究银行对外开放程度与区域经营环境对其股权结构与风险承担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小银行股权集中度同银行风险呈显著正相关,但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呈显著负相关;中小银行对外开放削弱了股权集中度对其风险承担的正向影响;中小银行优越的区域经营环境对股权集中度与风险承担关系、股权制衡度与风险承担关系均起到负向调节作用。本文提出中小银行应规范股东行为,优化股权结构,提升治理水平;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同时注意中小银行外资持股比例上限放开所带来的风险;谨防经济发达地区中小银行大股东“道德风险”、加大经济非发达地区中小银行优质战略投资者引入。     

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基于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分析

文章基于2014—2021年中国59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股权结构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正“U”型关系,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能显著降低银行风险承担,当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时,股权集中度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会下降。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与股份制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正“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国有大型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与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高,第一大股东为境外法人的城市商业银行风险承担水平更低。因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对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实施差异化监管,商业银行须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合理把握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和外资持股比例,有效降低银行风险承担。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资本与风险关系研究——兼论偿付能力监管制度的影响

偿付能力监管的理论依据无疑是资本和风险之间的自然联系。本文采用我国财产险公司2003～2011年的数据,运用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考察我国财产险公司的资本和风险之间是否存在显著的双向影响。研究发现,财产险公司资本比例与承保风险无显著相关关系,资本比例和投资风险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相关关系,这说明风险和资本比例之间还没有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使得资本变化不能适时反映风险变化,实施偿付能力监管制度所期望的“风险-资本”互动机制尚未形成。我们还发现,偿付能力充足率对承保风险和投资风险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说明偿付能力水平越高的公司倾向于追求更大的风险承担水平,会增加风险性资产的投资或者风险较高业务的承保。最后对我国保险业第二代偿付能力监管制度体系建设提出了相关建议。     

国有企业引入非国有资本对风险承担的影响

本文以2003-2020年我国沪深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非国有资本参股如何影响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研究发现,总体上看,非国有资本参股后形成的股权结构能够显著提升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在混合主体适度多元化和民营参股的国有企业中,制衡的股权结构能够发挥治理效应,有利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在外资参股的国有企业中,制衡的股权结构与企业风险承担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本文丰富了非国有资本治理研究的文献,对国企改革的纵深推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多元化经营与绩效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我国财产保险公司1999年～2005年多元化经营与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我们发现,财险公司产品多元化与公司绩效有着非线性关系,经营区域多元化对公司绩效有显著正向影响。同时,财险公司产品多元化与经营区域多元化之间存在交互关系,并对公司绩效有负向影响,产品多元化经营是否能提高公司绩效因其经营区域多元化程度的不同而不同。实证结果还显示,公司规模和集团化对财险公司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投资资产比例与财险公司绩效没有显著的影响关系。     

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研究——基于内外生双重视角的经验证据

以2007～2010年798家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股权结构外生和内生双重视角,探讨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的关系。结果表明,在外生性视角下,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促进作用的强弱与绩效指标的选取有关;考虑内生性的影响后,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显著促进作用仍然存在,与外生性视角下的促进作用相比明显增强。研究还发现,公司绩效对股权制衡存在显著的正向反馈效应。     

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与公司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2009年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本文以中小板上市公司公开信息为为依据,基于2009年的样本数据,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两个方面,对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在公司绩效的评价上也是从盈利能力、成长性能力、股本扩张能力以及市场价值这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量。研究结果显示,前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的提升呈显著正相关;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公司绩效的关系不显著;股权制衡对公司绩效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说明当股权适度集中在几个大股东手里时是有利于公司股权结构的完善及绩效的提升,而控股股东绝对控股程度的提升却不一定能达到正向的效果,股权制衡也不是影响公司绩效的主因。     

我国财产保险公司偿付能力风险管理问题研究——基于内控视角及灰色关联分析法

本文以偿付能力二代为基准,基于内控视角分析财产保险公司历史经验数据,并进行数据清理和测算,对符合要求的42家财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和影响因素指标进行灰色关联分析。从实证研究结果中得到结论,中资财险公司应重视资金运用管理,外资公司应更偏重再保信用风险管理。具体到中资国企,其风险控制要点还应关注承保业务质量和成本管理,中资民营财险和外资公司需要特别关注风险管理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和培训,以便更好地管理自身的偿付能力风险。     

外资参股和高管、机构持股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层面,股权结构对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以2010-201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外资参股、高管持股、机构持股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通过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外资参股和机构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高管持股对于企业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寿险公司股权结构对经营绩效的影响——基于经理人代理成本视角

基于2012—2020年我国寿险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股权结构对绩效的影响并探究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与绩效显著负相关，股权制衡与绩效显著正相关。机制检验发现，股权集中通过增加经理人代理成本削减绩效，股权制衡通过优化此类代理成本改善绩效。异质性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对成立时间短、发展速度慢的寿险公司绩效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鉴于此，监管部门应适当降低寿险公司股东持股比例上限，引导非控股股东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金融产品持股与银行系统性风险——兼论《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的影响

基于金融机构通过金融产品增持上市银行股份现象日益普遍的背景,本文运用2011-2019年上市银行数据,采用系统GMM和合成控制法(SCM),分析金融产品持股¹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异质性,并探讨《商业银行股权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称《股权办法》)限制金融产品超比例持有上市银行股份规定的效果。结果表明:(1)当单家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均低于5%²时,其会利用专业优势更好地监督银行行为,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有助于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2)当第一大金融产品股东的持股比例超过5%时,其会利用话语权为自身牟利,导致银行系统性风险增加,削弱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降低作用。(3)由于保险产品持股在金融产品总持股中占主导地位,其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与金融产品持股的作用一致;保险产品以外的其他金融产品总持股比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4)《股权办法》的实施有助于约束持股比例超过5%的机构投资者的冒险行为,进而降低相应银行的系统性风险。     

Executive team heterogeneity,equity pledges,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Evidence from China

Heterogeneous characteristics of executive teams have drawn wide concern as a factor highly related to economic decisions. Using data from 2015 to 2020 among Chinese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we examine the moderating role played by executive team heterogeneity in the positive impact of controlling shareholder equity pledges on stock crash risk. We find that executive team heterogeneity of overseas background and age reduce the positive impact, while tenure heterogeneity increases the positive impact. Further evidence shows that political connections, ownership property and D&O liability insurance can induce different moderating effects of executive team heterogenei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quity pledges and stock price crash risk. Our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helping listed companies effectively manage stock crash risk connected with equity pledges.     

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影响效果及机制检验

以2007-2018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结果表明,债务契约显著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进一步分析发现,债务契约主要通过降低管理者与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而达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治理效应,具体表现为代理成本在债务契约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同时发现,契约期限异质性、经理管理防御与管理层持股在债务契约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中发挥调节作用.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Board Composition,and Risk Taking in the U.S. Property Casualty Insurance Industry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mpact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board composition on risk taking in the U.S. property casualty insurance industry, addressing different risk‐taking behavio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risk‐taking measures include total risk, underwriting risk, investment risk, and leverage risk. The evidence shows that mutual insurers have lower total risk, underwriting risk, and investment risk than stock insurers. In terms of board composition variables, we find that some board composition variables not only have impact on risk‐taking behaviors but also affect different risk measures differently. Thus, using different risk measures is better than using one risk measure to assess risk‐taking behavior. Finally, we conclude that an insurer can control its total risk through management of underwriting, investment, and leverage risks that determine an insurer's risk profile.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保险科技对财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DEA-Tobit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2011—2017年58家财险公司的面板数据和中国数字金融发展指数,构建DEA-Tobit面板模型,探究保险科技对财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1)保险科技与财险公司经营效率之间呈U形关系,即在互联网保险阶段,受资源投入不充分、新技术产出滞后性等因素影响,保险科技对财险公司经营效率产生消极影响,而在新技术赋能的保险科技阶段,科技的沉淀开始逐步释放效益,助推了财险公司经营效率的提升;(2)保险科技对中外资财险公司经营效率的影响具有差异性;(3)保险科技发展在长期可通过降低经营成本、增加营销收入和资金运用收益来提高财险公司经营效率。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经营效率关系研究

对我国财险业2005年～2009年人力资本及其结构进行度量。采用随机前沿模型(SFA),对我国财险业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结构与产业经营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显示:期间我国财险业从业人员受教育年限不断提高,人力资源结构得到了优化升级,但中外资企业之间有较大差距;人力资本存量的投资能促进产业经营效率的提高,但效果不明显;财险业人力资本结构对经营效率的改善具有滞后效应;本科学历和硕士学历人力资本对财险业经营效率的提高具有较强的效果。     

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模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借鉴 Aivazianetal 简化投资模型建立了融资模式对投资行为影响的理论模型,基于1998~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不同产权属性和不同规模房地产上市公司融资模式对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房地产上市公司的债务融资会促使投资增长,而股权融资会减少投资,内源性融资与投资行为的相关性并不显著;国有房地产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更加积极;大规模房地产上市公司受外部融资约束更强。为此,应完善房地产上市公司治理结构、拓宽融资渠道。     

我国社保基金持股偏好研究

社保基金在证券市场上的投资表现会直接影响其运行的稳定性,由于其资金来源的特殊性,社保基金对于选择投资对象有没有明显的偏好呢？本文利用2008—201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社保基金的持股偏好。研究表明,社保基金在进行投资时对于经营业绩好、风险性低、股权集中度高、估值偏低的股票具有明显的偏好。进一步研究发现,与保险公司偏好股权集中度低的股票、公募基金偏好流动性高的股票相比,社保基金更偏好股权集中度高的股票,而对于流动性高的股票并没有明显的偏好。     

非寿险承保风险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复杂网络分析

本文基于我国财险业2009~2018年数据,用复杂网络理论模型构建了财险业承保业务网络,并模拟了承保风险传染过程,分析了承保风险对财险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轨迹及程度。研究发现,我国财险业承保业务网络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承保风险的增加会引发传染风险,进而导致爆发系统性风险。但当前我国财险业整体稳定,只有发生1600亿元及以上的初始损失时,才会有保险机构陷入危机;当初始损失大于8500亿元时,才会有保险机构因传染风险而陷入危机。在承保风险的传染过程中,损失至少以数倍的速度下降;保险机构主要在承保风险和前两轮传染中损失较大,在后续传染轮次陷入危机的可能性极低。因此,防范巨灾风险、监管重点公司、探索巨灾转移机制并建立承保风险预警机制显得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