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村集体土地发展仅的归属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农村土地发展权是特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而获取收益的权利.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土地发展权,但国家实际行使土地发展权.这不利于农村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农村土地发展权应归属农民和农村集体.     

论农村集体土地发展权的归属

土地发展权是对土地在利用上进行再发展的权利。农村土地发展权是特指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和农村存量建设用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而获取收益的权利。现行法律法规没有规定土地发展权，但国家实际行使土地发展权，这不利于农村未来的发展，更不利于国家的长远发展。农村土地发展权应归属农民和农村集体。     

土地发展权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

土地发展权在西方国家是一种比较普遍的权利形态,它直接关系到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及土地收益的分配公平。本文从西方发达国家(以英美法三国为典型代表)的土地发展权制度特征入手,着重比较分析了这三种土地发展权立法实践模式之间的异同,并就我国土地发展权制度建构进行探讨。     

耕地发展权制度构建研究

研究目的：探求与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用途管制相适应的耕地权利人市场化补偿机制，为耕地保护法建立公平、长效耕地补偿制度提供参考。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程度与耕地保护责任承担出现了错位，并且随着耕地用途管制的进一步强化，耕地保护财政补偿明显不足。立法上应当建立以耕地发展权为基础的耕地保护补偿制度，耕地发展权是耕地非农建设和非粮种植的权利，属新型用益物权，由耕地所有权人和用益物权人享有。应建立耕地发展权银行，推动耕地发展权转移，发展权受让人不仅要支付新增指标（限额）交易的费用，还应支付以所在地区指标（限额）交易价格为标准的费用，用以补偿既有耕地权利人。研究结论：耕地的非农化、非粮化严格用途管制，是对耕地权利人耕地发展权的限制，应以耕地发展权转移建立与耕地用途严格管制相适应的耕地补偿制度，以保障地区公平发展，提高耕地保护积极性。     

成都市农地流转中的土地发展权配置实证研究

[目的]农地流转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土地发展权的合理配置有利于实现土地流转的最大利益,同时为我国土地管理制度和保护土地流转过程中农民权益提供一定的指导。[方法]文章以成都市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农地流转的情况下,结合问卷调查法分析土地流转中农民权益状况,进而采取定性和定量结合方法对土地发展权配置进行分析。[结果]成都市农地一直处于流转状态;同时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成都市43. 9%的农户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而28. 6%的农户无所谓,27. 5%的农户不愿意流转自己的土地,整体上说成都市农户对土地流转的意愿不是很强烈;因此需要充分发挥土地发展权的行政配置和市场配置来管理规范其农地流转。[结论]土地发展权作为一种物权,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引入土地发展权主要通过政府宏观调控及市场有效运营以巩固土地公有制、保障农地流转的公平合理及确保农户的土地权益。     

土地征收过程中设置土地发展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土地发展权是一项可与土地所有权分割而单独处分的财产权,该权利直接关系到改变土地用途、提高土地利用集约度以及增加对土地的投入而产生的发展性利益的权利归属和利益分配;考虑到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国应在土地权利体系中创设独立的可转让的土地发展权,通过将土地发展权制度引入征地实践来保障农民的土地产权和保证国家耕地保护目标的实现,并整合整个制度环境,提升土地征收制度的绩效。     

农地发展权流出、资本回流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重庆市的实证研究

[目的]以重庆市为研究区域,以农地发展权资本化的地票指标为研究对象,从理论和实证层面探讨农地发展权交易与资本要素的城乡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为进一步优化农地发展权交易政策、促进区域均衡发展提供相关建议。[方法]基于2008—2017年城乡统筹改革试验区重庆市地票指标交易的面板数据,运用要素禀赋理论和差分GMM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层面分析农地发展权流出区土地与资本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基于区域间资源禀赋的差异及要素相对价格的分化,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农地发展权指标将以配置效率优化为导向在不同区域间自由流动。[结论]短期内,由于资本约束,流出农地发展权的区域其经济增长会受到抑制;而当农地发展权指标资本化后,流出区获得了较为稀缺的货币资本,农地发展权流出将显著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同时,在研究时期内,由于农地发展权市场交易机制的构建,重庆市地方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收敛效应,区域间经济发展差距将会逐步缩小。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金融权利保护

农村金融的发展是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保护农民的金融权利对于平等实现农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具有重大的意义.从权利证成理论上来说,满足农民的金融需求,保护农民的金融权利,是实现社会正义的应有之义.保护农民的金融权利,必须要国家以公平为价值准则来进行金融资源配置,并同时完善相关金融立法,平衡执法利益.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建立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也是保护农民金融权利的必要措施.     

农地发展权的设立和细化研究

本文试图从农地保护的角度分析农地发展权的内涵,归属,确定农地发展权的设定方案及其收益分配.研究结论是农地发展权应该由国家和农地所有者共享,具体来说可以分为由国家所有的实体发展权和由农地所有人拥有的实体发展权.并且通过对农地发展权利的细化和量化研究,最终实现在保护农地的基础上也能够维护农民权益,从而达到社会效益最优.     

土地发展权与农民权益的维护

土地发展权是将土地变更为不同使用性质的权利。土地发展权在我国是一个新的领域,我国农地发展权的定位必须充分考虑农民权益问题。本文认为,我国的农地发展权应归农业经营者所有,并且农地发展权的设立与价值补偿,将有利于从根本上保护耕地,全面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     

农地禀赋、行为能力对农户经营收入的影响

基于广东省部分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实证分析农户农地禀赋、处置能力、交易能力对其农业经营收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农户所在村庄地形地势、承包耕地的面积、肥力与交通条件、农户家庭务农人数、参加农业培训次数、技术服务满意度、雇工人数与农机设备价值、农户家庭在村级事务中发挥作用程度、运销加工服务能力等对其经营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承包耕地的块数对其经营收入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耕地灌溉条件、农户间相互帮助、农资购买服务、农业生产服务以及农户是否加入合作组织对其经营收入的影响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为此,要增加农户经营收入,应建立健全农地流转机制,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引导农户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同时,要继续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不断提高农业技术服务水平,增强农产品加工能力,并持续强化农业中介服务能力。     

基于排序Logit模型的土地流转供给、需求收益实证研究——来自2014年河北11个地级市的农户经验数据

土地流转问题既是经济性问题，又是社会性问题，土地流转的有序运转是中国经济改革的重中之重。根据土地流转市场状况，目前很多农户的土地流转是通过土地流转市场之外进行的，在这种脱离市场情况下的土地流转是否符合目前的土地流转趋势，是否可以给农户带来明显的效益，这些都是亟待考察的问题。不同地区土地流转不同，所以，河北省的土地流转与收入的关系不能严格按照其他省份的调查数据来推断，需要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文章根据对河北省11个地级市所辖的农村进行土地流转调查，采用排序Logit模型研究了土地流转供给、需求收益状况。结果表明：土地流入降低了农户的收入。这说明目前的土地经营还没有形成集中连片的规模经营，局部、零星的土地流转对于农民收入并没有显著性的影响，只有大规模地进行土地流转与集中经营，才可以形成规模经营，从而产生土地流转的效益，明显使得这部分农民收入有所提高。土地的再转包对农户家庭受益影响是正向的、土地流出可以提高农户收入，农户收益的提高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农业耕种的效率低下，外出打工的高收益，促进了农户们放弃自己的土地进程务工，在土地流出中获得较高的转包收益；二是农户在对外打工中获得较高的收益，且该收益要高于农地经营的收益。这两部分收益形成了将土地流出农户的家庭主要收入。     

农户粮食种植决策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北省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

文章基于河北省固定观察点数据,应用Nerlove模型,实证分析了影响农户粮食种植决策的主要因素,从微观角度探讨了粮食的供给反应。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作物上期出售价格对粮食种植面积的影响非常显著,玉米价格弹性比小麦更大、更敏感,长期价格弹性相比短期会有所增加。从其他影响显著的变量来看,农户种植习惯(粮食上期种植面积)对作物种植决策影响非常显著,农户的种植决策还会受到粮食投入成本、自有耕地面积和粮食作物收入的影响,这些变量说明农户在粮食种植决策时所考虑的因素比较全面,既受种植习惯和投入成本影响,又有对资源禀赋和比较收益的考虑,农户的生产行为并不是完全盲从于农产品价格的变化,农户家庭收入对粮食收入的依赖性也是其重要的考虑因素。基于此,该研究提出了稳定粮食价格、提高农户粮食种植积极性保障粮食安全等相关政策建议。     

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综述

气候变化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加剧了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脆弱性,对以自然资源为生计基础的农业人口的影响尤为显著,明确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制定有效的气候变化适应政策,增强农户的气候变化适应能力,减轻农村贫困人口生计脆弱性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国内外围绕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影响开展了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过去或当前气候变化对水资源、土地、农作物、病虫害、人类健康等农户生计资本的宏观影响以及局地或区域尺度上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等方面。从发展趋势看,亟需开展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的影响机理及适应机制研究,建立合理的气候变化对农户生计影响的评估框架,加强对模拟、分析和预测气候变化及其与其他压力相结合对农户生计要素的可能影响进行广泛评估,科学把握农户生计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对人类科学地适应气候变化和促进人类福祉和恢复力的提升具有重大的科学价值和现实意义。     

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能否被有效替代已经成为农地能否健康有序流转的关键所在。文章选取安徽省芜湖市为研究案例区,采用问卷调查、深度访谈等方法开展田野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较强,63%的农户期待转出农地。(2)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有一定影响:劳动承载力功能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户,越愿意转出农地;农地的价值功能替代程度越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当今农地的养老功能替代程度对农户转出农地意愿没有显著直接影响。为促进农地合理流转、最大限度保护农户利益,应健全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尤其增强新农保的保障能力,消除农户在养老方面的后顾之忧;推动新型城镇化,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统筹推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加强职业培训,完善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制度,面向农业转移人口全面提供政府补贴职业技能培训服务,加大创业扶持力度,促进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     

农民加入合作组织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从农户行为视角提炼农民加入合作组织影响因素,并试图找到影响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主要因素,揭露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的规律。[方法]文章分析影响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主要因素有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可得模仿机会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根据上述3个主要因素选取一系列变量,在对变量进行相关系数分析后,建立模型分析农户行为的正负影响。[结果](1)农民的受教育水平对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是正的影响,即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其越愿意加入合作组织;(2)农民可得模仿机会越多,农民参加合作组织的比例越高,即通讯设备越普及、交通越发达、合作组织数越多、合作组织中成员数越多的地区,农民在合作组织中模仿学习的机会越多,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比例越高;(3)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比例越低,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市场体系较为完善、农产品的销售渠道越多、农产品不存在滞销问题,农民加入合作组织的效益不高,因此农民不愿意加入合作组织。[结论]农民受教育水平和可得模仿机会对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是正的影响,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加入合作组织是负的影响。     

城郊农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构建及发展策略研究——以新乡市城郊农村为例

城乡一体化是解决我国经济转型困难以及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途径,然而在实际推进过程中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文章通过实地调研及层次分析法,对河南省新乡市城郊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现状进行研究,初步构建了城郊农村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评价结果显示,目前影响河南省城郊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为环境可持续发展及资源可持续利用。并针对指标评价结果从加强政府引导,强化政府监管;改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强培训力度,注重人才引进;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环保意识,注重生态效益等方面提出促进城郊农村可持续发展对策。     

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目的]通过构建海南省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评价指标体系,提供一种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有效评价和量化的方法。[方法]文章以海南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为总目标,在参阅相关文献和听取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结合海南旅游自身特点,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由海南乡村旅游资源系统、环境系统、经济系统、管理服务系统等4个维度、39个具体变量组成的指标体系框架,并对指标体系进行权重分配。[结果]系统层四大系统权重大小分别为:乡村旅游资源系统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系统乡村旅游环境系统乡村旅游经济系统;要素层权重分别为:乡村资源质量乡村生态环境乡村旅游经济效益;指标层权重分别为乡村环境质量指数乡村旅游收入乡村旅游资源的历史文化价值=传统文化保护投入乡村(门票)收入比例=乡村综合管理水平乡村旅游地设施=乡村旅游投入比例乡村旅游机构与制度完善程度。[结论]从总体来看,海南乡村旅游资源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分为系统层、要素层、指标层,其中系统层乡村旅游资源系统和乡村旅游管理服务系统所占比重较大,说明海南乡村具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也证明了乡村旅游管理服务在旅游发展中的重要性;指标层每一项具体指标所占的比重各不相同,权重大小不一,总体相差不是很大。     

天津设施蔬菜种植户的生产决策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目前我国蔬菜已经超过粮食总产值,成为我国第一大农产品。蔬菜产业对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国民生活质量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把"减粮增菜"作为"十三五"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一目标实现的关键是设施蔬菜种植户的经营决策行为。通过对天津32个村的223户设施蔬菜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掌握了天津设施蔬菜经营现状。[方法]构建了农户生产经营决策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蔬菜种植户的经营决策行为,并得出各影响因素的重要程度。[结果]农户年龄、生产年限、技术培训和政府的农业规划对农户设施生产决策行为具有显著性影响,而其他因素均不显著。[结论]文章得出政府应在农业技术培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财政支农政策、蔬菜产业发展规划等方面加大投入力度,以期推进设施蔬菜的规模化、科技化和专业化,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陕西省农民收入增长问题研究

当前,在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下,陕西省农民收入增长出现趋缓,收入结构发生较大变化。如何确保农民增收取得新的突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文献分析与统计的方法,对陕西农民收入增长情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2001~2007年农民收入持续增长,2008年后开始回落。而在对农民收入结构特征分析中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仍是陕西省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但2012年以后有所下降,取而代之的是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民收入最重要动力因素,农民转移性净收入呈逐年上涨趋势,财产性收入增长幅度波动较大。同时分析目前新常态下影响陕西省农民增收的关键因素,并从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建立农业品牌优势;促进农民就业,推动工资性收入增长;加快城乡统筹建设,促进农民转移性收入;深化农村产权改革,推动财产性收入有序增长;提高农村经济质量,完善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