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依据2005—2021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SVAR-SV模型,逐步分离宏观经济冲击和货币政策水平冲击,构建货币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考量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相较于金融摩擦机制,货币政策不确定性主要通过实物期权和增长期权机制抑制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受企业异质性影响,货币政策不确定性对国有控股、中小规模和中西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     

金融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路径--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向量自回归(PVAR)模型研究金融发展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具体路径:是“效率通道”还是“技术通道”。研究结果显示,金融发展对东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抑制效应,通过“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金融发展对中西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同时通过“效率通道”和“技术通道”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效率通道”更显著。     

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不平衡及其成因解析

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度Malmguist生产率指数,揭示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空间不平衡特征,进一步探究其成因,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相对较慢。从结构组成因素看,“十五”时期和“十二五”时期技术进步的差距是导致不同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而“十一五”时期则以技术效率为主。从外部影响因素看,缩小城市化、产业结构合理化和市场化在地区间的不平衡可以有效促使不同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均衡发展。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全要素生产率：“蓄水池”效应还是“挤出”效应？

摘要：实体企业的发展是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开始配置金融资产,其经济后果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挤出”效应占主导。对投资不足的样本而言,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其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更强的抑制作用,这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非但没有扮演“蓄水池”角色,反而通过降低企业创新和商业信用的路径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此外,实体企业金融化也显著降低了高融资约束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于丰富企业金融化以及提升全要素战略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降低增值税税率能够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北大核心

减税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政策工具,能否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备受关注。然而,已有研究主要考察了结构性减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极少有研究探讨普惠性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本文利用2016-2020年增值税名义税率三次下调和进项税额加计扣除的组合式减税冲击,系统考察了增值税税负变动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减税能够有效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这一减税效果在东部地区企业和轻资产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增值税减税通过增加企业内部现金流和缓解企业外部融资约束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肯定了增值税普惠性减税政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积极影响,为“十四五”时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现实依据与经验借鉴。     

供应链金融如何影响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涉农企业作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对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文章以我国2005—2021年的A股涉农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实证方法探究供应链金融对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作用机制及作用效果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促进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在作用机制上，供应链金融能够通过提高涉农企业创新能力和投资效率进一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此外，供应链金融在影响涉农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融资效应”和“关系效应”两种独特的作用效果。     

全要素生产率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杜宾模型,检验2005-2018年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对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未对服务消费产生空间溢出效应;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品消费和食品消费呈现出了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相邻地区的制造品消费与食品消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促进了本地居住消费。制造品消费、食品消费和居住消费对服务消费创新资源的挤占,导致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影响服务消费效果不明显。     

安徽对外开放、TFP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了安徽省1990—2006年数据,以进口、出口和FDI作为对外开放的替代变量,并测算出全要素生产率数据,运用VAR模型分析了对外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同时实证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的分析结论认为,安徽省对外开放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通过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传递的,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产生的贡献较小,目前安徽省经济增长主要或全部还是由要素投入增加引起的。     

政府数据开放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政府数据开放是有效解决企业数据资源可获得性的重要途径,对信息化时代企业高质量发展影响重大。利用2007～2019年《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中国开放数林指数”和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考察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运用交互固定效应模型、机器学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制造业企业和非高技术企业中更明显。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地方政府数据开放可以激励企业扩大研发支出,减少企业寻租行为,进而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社会失信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交易成本视角的研究

本文以2004—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数据度量城市层面的社会失信状况，考察社会失信对交易成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机制。在此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社会失信的“空间传染”对全要素增长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社会失信会降低企业和整个社会的全要素生产率，经济越发达，社会信用缺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也越显著；(2)社会失信不仅会阻碍本地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会通过“空间传染”效应抑制周边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3)“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的信息公开，可以有效缓解社会失信；(4)机制分析表明，社会失信主要通过提高社会和企业交易成本以及导致资源错配等机制，抑制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本文为理解社会信用与经济效率的关系提供了新视角，也为政府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经验支持。     

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梳理了金融科技、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等相关研究,分析金融科技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并基于2011－2020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地级市金融科技数据进行实证验证。结果表明：金融科技发展显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对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影响更显著。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科技通过提升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促进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本文研究丰富了金融科技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相关研究,为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基础。     

高管海外经历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依据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从内部制度环境角度来看,企业内部控制质量越高、薪酬制度越完善,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越显著;从外部制度环境角度来看,高管海外经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政府监管较好、存在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更显著。     

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利用2003—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计量方法研究了金融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中国地区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在2003—2012年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金融集聚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影响;银行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保险业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作用效果不显著;证券业集聚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抑制作用不明显.     

公共数据开放能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

数据要素开放是数字时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方式。本文从企业层面考察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城市的公共数据开放水平每提高1%，当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平均提升约0.18%。异质性分析发现，公共数据开放对民营企业、服务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最为明显，并且更高水平的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显示，公共数据开放有利于改善区域营商环境，盘活企业资产流转，提升资源配置效率，以及降低企业销售、管理成本，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地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的数据要素开放环境，进一步提升公共数据开放水平，发挥数据要素赋能作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互联网应用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应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互联网应用通过节约交易成本这一主要渠道显著地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互联网应用对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资本密集制造业企业、出口型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更显著;互联网应用通过节约销售成本和管理成本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管理成本节约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大。因此,应提升制造业企业互联网应用的深度与广度,将节约的销售成本与管理成本投入研发活动之中,推动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企业研发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北大核心

在构建了一个包含消费者、生产者和银行在内的三部门模型基础上,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冲击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机制,利用1991—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验证。研究发现,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发生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研发投入发挥着中介作用且被融资约束所调节,即国际资本流动“突然停止”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中有49.3%通过抑制企业研发投入来实现,这其中受到融资约束调节的中介作用高达84.7%。基于研究结果本文认为,有效监管、预警和对冲“突然停止”冲击,完善政府补贴机制,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以促进企业创新,激励企业积极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研发对实现“新常态”下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稳健提升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双碳背景下，企业实现发展方式的绿色转型是一种必然趋势。如何平衡环境保护与企业经济增长的关系，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2018年正式实施环保税，是我国第一次以立法的形式对环境污染进行约束，借助税收执法的刚性，加大环境规制强度。环保税可以通过对企业施加环境约束从而激励企业的绿色转型升级。本文基于沪深上市企业(2012—202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研究了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环保税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环保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对西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最弱。(3)环保税对非国有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显著于国有企业。(4)环保税可以通过技术创新、财务绩效和资产结构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本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对环保税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为优化环保税政策提供了有效建议。     

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手工查找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量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对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城市规模越小、行政等级越低,抑制作用越显著。鉴于此,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推进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升级政策,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协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     

环境规制调节下数字金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重污染行业为例

“双碳”背景下,衡量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就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发展的数字金融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对重污染企业节能减排实现绿色低碳发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1—2021年沪深上市A股重污染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GML模型测算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金融对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研究表明：数字金融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环境规制在本文主效应中起着负向调节的作用;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表明,数字金融能够通过绿色技术创新来提升重污染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相较于非国有企业,数字金融对国有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显著;相较于中部,数字金融对西部和东部的影响更大。基于此,本文建议加快金融智能化和数字资产化,并制定差异性环境政策帮助重污染行业绿色转型,助力高质量发展。     

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11-2020年城市营商环境指数与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显示：营商环境优化能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企业性质、融资约束和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政策的差异对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力度不同；营商环境优化主要通过改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激励企业技术进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提高经济开放度四条途径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