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理人异质性与大股东掏空抑制

对经理人能否抑制大股东的掏空行为,现有文献鲜有研究。本文基于经理人异质性的分析视角,按照独立性将经理分为一体型、依附型和独立型三种类型,在此基础上构建博弈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经理对大股东掏空行为以及对公司价值的影响,并以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独立型经理能够对大股东掏空产生有效的抑制,依附型经理对掏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而一体型经理则会激励大股东掏空。同时,通过将掏空和非正常在职消费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发现,经理人的非正常在职消费程度随着其独立性的提高而降低,经理人追逐非正常在职消费的动机越强越有可能与大股东形成合谋进而加剧掏空。本文还发现,公司价值与经理人独立性呈正相关关系。因此,经理人的独立性可能是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可在抑制大股东掏空及提升公司价值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关联交易视角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影响——以股改后沪深股市机械设备业185家公司为样本

选取股改后2008—2010年沪深A股上市的机械设备业（C7）公司勾样本,从关联交易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集中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其关联交易规模越高,控股股东掏空能力越强;而股权制衡度、外资持股、市场化程度和独立董事比例等治理因素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弱化控股股东掏空的动机。     

外资大股东能抑制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吗？——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抑制隧道效应是我国证券市场实施引入外资股东改革的重要目的之一。研究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从现金股利隧道效应角度实证检验引入外资股东是否能有效控制控股股东掏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利益。实证结果证明：（1）外资直接持股能够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发挥一定的抑制作用,而间接持股则没有明显作用;（2）直接持股外资大股东对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抑制作用与其持股比例密切相关,当持股比例适度时,外资股东能够抑制第一大股东的掏空行为,降低第一大股东隧道效应。但当外资持股比例达到一定程度,成为第一大股东或与第一大股东接近时,外资大股东的监督作用和隧道效应抑制作用会消失。无论是改变现金股利隧道效应的度量因子,还是使用更为保守的样本,这一结论都是稳健的。     

公司治理与经理人的进取行为——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经理人的积极进取行为往往伴随着公司业绩的提升，因而揭示促使经理人选择进取行为的影响因素对于改善企业绩效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公司治理与经理人的进取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对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一个公司的治理状况越好，经理人越倾向于选择进取行为。具体而言，独立董事所占比例、第二至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越高，经理人越倾向于选择进取行为，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太高、第一大股东的国有性质将不利于经理人选择进取行为。在控制了经理人性别、年龄、教育背景等个人特征后，得到近似的结论。因而，本文的研究表明。公司治理的完善除了实现降低代理成本这一公司治理设定的基本目标外，还将通过鼓励经理人选择进取行为来提升公司业绩。     

机构股东与控股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非合作博弈分析

文章基于机构股东积极主义的视角,探讨机构投资者对控股大股东"掏空"行为的策略选择问题。通过机构投资者与控股大股东之间的不完全信息博弈模型的构建、推导与分析发现:机构股东是否采取监督策略取决于其对公司治理状况好坏的判断概率。机构股东持股比率越高、持股时间越长越倾向于选择监督策略。但机构股东监督仅是法制监督的补充机制,其监督有效性的发挥依赖于法律制度与监管制度的健全与完善。     

股权分置改革、大股东“掏空”与审计治理效应

以A股公司为样本,以非标准审计意见作为审计治理效应的代理变量,分析了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治理效应的变化。研究发现,在股权分置改革前,大股东"掏空"与非标准审计意见显著正相关,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具有揭示和抑制作用;但在股权分置改革后,外部审计对大股东"掏空"的揭示和抑制作用下降。审计治理效应发生变化的原因在于,股权分置改革后大股东为了顺利套现,存在购买审计意见的强烈动机,这一动机对审计意见的影响显著降低了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     

公司治理与掏空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监督效果；股权集中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影响；管理者持股与基金持股均能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国家控制没有加剧控股股东的掏空；企业集团控制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均显著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产品市场竞争是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的有效机制。     

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治理效应研究——基于审计质量的视角

本文基于审计质量的视角,以2008～2010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不同产权性质下外部审计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低质量审计样本与高质量审计样本相比,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降低会显著增加经理人代理成本,这说明外部审计具有治理效应,高质量的外部审计能缓解经理人代理冲突;进一步区分国有和非国有上市公司后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样本中,高质量外部审计发挥的治理效应更为显著。     

终极控制权、大股东制衡与 信息披露质量

本文从第二类代理问题和特殊资产保护出发,基于终极控制权,探讨控股股东和其他大股东以及大股东制衡机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战略及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1）虽然控股股东控制权比例越高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显得越可靠和及时,但控股股东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2）控股股东现金流权比例越高,即其特殊资产卷入程度越高,越有可能卷入信息操纵。提高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但同样无意于提升信息披露的相关性。（3）其他大股东可能阻碍控股股东操控信息披露,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越有可能对信息披露以及信息披露的可靠性和及时性产生负面作用。（4）其他大股东制衡度与信息披露指数、信息披露可靠性和及时性之间表现为显著的U型关系。     

媒体评价、声誉治理与投资者权益保护

本文以2008²011年间A股上市公司为主要研究对象,基于媒体曝光的视角,将具体化的股东声誉和公司声誉作为逻辑切入点,探讨媒体发挥公司治理职能的新途径——声誉治理。实证结果表明,大众媒体通过披露上市公司的信息,形成股东和企业声誉,以声誉机制为途径,媒体监督能够有效制约大股东的利益掏空行为。股东声誉指标越接近,上市公司知名度越高,大股东利益侵占金额就越小,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也越少。为加强上市公司的声誉治理,应引导大众媒体的健康发展,加强对上市公司违规事件的曝光,引入机构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并抑制大股东权力的过度集中。     

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掏空与支持行为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的分析,以考察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性股东掏空与支持公司的行为,研究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低。(2)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高;盈利能力越差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越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低以及盈利能力越强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最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以及盈利能力越差的公司,其投资对现金流的敏感度最低。这些证据支持了控制性股东对公司的掏空与支持是对称的观点。     

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与企业债务违约

近年来，我国企业债务违约数量和规模呈迅速上升趋势。党组织治理作为我国国有企业最具特色的治理机制是否有助于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呢?本文选择2007—2020年沪深A股国有上市企业的13513个样本，研究国有企业党组织治理对于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党组织治理可以显著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概率。第二，机制上，党组织治理通过缓解管理层的谋私行为和抑制控股股东利益攫取行为的路径，降低了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第三，进一步分析表明，当企业代理问题越严重、债务水平越高、企业业绩越差或者国企级别较低时，党组织治理降低国有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的效果会越显著。第四，经济效果上，债务违约使得企业价值显著降低，而党组织治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债务违约对企业价值的负面作用。     

独立董事持股与履职积极性——基于独立意见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为样本,从独立董事存在自愿持有受聘上市公司股份的基本事实出发,通过理论分析提出以下假设:持股独立董事的行为逻辑更符合中国独立董事制度设计的初衷,即持股独立董事能更多地独立于管理层和大股东,从而更好地发挥监督职能.实证结果显示,在有独立董事持股的公司,独立董事更多地发表反对意见,从而证明持股独立董事确实更积极地履行了监督职责.进一步检验显示:独立董事持股不仅降低了管理费用率,而且在股权制衡水平较低时更倾向于发表反对意见,并且能更好地约束大股东掏空行为,即独立董事持股对第一类和第二类代理问题均起到了更好的治理效果.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论依然成立.以上经验证据既是对独立董事持股现象的经济后果的探究和检验,又是关于在中国制度背景下如何提升独立董事独立性的剖析与思考.     

公司治理与掏空

本文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的影响。研究发现,独立董事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监督效果;股权集中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股权制衡对控股股东的掏空无影响;管理者持股与基金持股均能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国家控制没有加剧控股股东的掏空;企业集团控制加剧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信息披露透明度和投资者保护均显著影响了控股股东的掏空;产品市场竞争是抑制控股股东掏空的有效机制。     

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基于中国上市公司Panel Data的研究

以1999-2005年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股权、治理机制与企业过度投资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企业过度投资水平呈倒"U"型关系;相对于非国有控股公司,国家作为控股股东的上市公司存在着明显的过度投资倾向.(2)内部治理中的董事会治理与企业过度投资无显著关系.(3)企业外部治理因素,如上市公司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越高,政府对企业的干预程度越小,金融业市场化水平越高,执法水平越高,企业过度投资水平越低;同时产品竞争程度的提高有利于抑制过度投资.     

CEO权力、董事会治理与公司冒险倾向

从CEO风险规避行为视角出发,实证研究了CEO权力对上市公司冒险倾向的影响,并检验了董事会治理机制对公司冒险倾向和CEO权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负相关,企业高管权力过大会加重代理问题,降低高管风险承担意愿,公司表现出较低的冒险倾向;董事会独立性并不明显影响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董事会持股对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关系起到负向调节作用,董事会持股比例越高,则公司冒险倾向与CEO权力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弱。因此,通过改善董事会治理机制,能够缓解管理层过度保守的经营行为,提高股东价值。     

大股东控制、政治联系与审计独立性——来自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视角的经验证据

大股东控制、股权制衡以及大股东的政治联系对审计师行为均有显著影响。具体说来,对于存在持续经营问题的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不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而第二大股东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越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第二、三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相对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也越可能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同时,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高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地方政府控制的公司被出具持续经营不确定性审计意见的概率显著高于中央政府控制的公司和非政府控制的公司。总的说来,独立审计作为公司治理中的保证机制,与大股东之间的制衡是一种互补作用,良好的股权制衡有利于外部审计师保持独立性。面对公司中的政治关系带来的政治风险和信息风险,审计师会通过发表恰当的审计意见来保护自身的声誉。     

多个大股东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本文以2014-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能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即相较于单一大股东，存在多个大股东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概率与数字化转型程度均更高，这一结论在控制了内生性因素的影响与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而公司治理与企业资源是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机制。进一步研究发现，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非高科技企业、管理层持股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而且在从单一大股东模式变为多个大股东模式以及多个大股东越分散的模式中，企业越可能进行数字化转型。本文研究提供了多个大股东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的经验证据，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为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来自股权结构安排的新视角，也为多个大股东并存的公司治理体系与效应提供了更为充分的证据支撑。     

我国上市公司债务结构对财务治理效率的影响

本文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从财务治理成本和财务治理收益两个角度衡量财务治理效率,对债务期限结构和工具结构的财务治理效率进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流动负债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财务治理作用,虽然在抑制控股股东的掏空行为和提升公司价值方面效果显著,但却不能有效约束经营者以促使其不断提高公司会计业绩;(2)银行借款的确存在软约束问题,既不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也不能提高公司业绩;(3)商业信用负债总体上能够发挥积极的财务治理效应,既能有效抑制两类股权代理成本,又能提高公司业绩;(4)公司债券由于在债务总额中的比重极低而与股权代理成本以及公司业绩均不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因而对财务治理效率没有显著影响。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大股东掏空吗?

本文检验了股权激励对大股东掏空的抑制作用,结果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公司治理要素对大股东占款的影响之后,总经理持股或股权激励安排确实能够抑制大股东对上市公司的侵占,但是,股权激励的抑制效果不是线性增长的,即总经理持股比例与大股东侵占度不成线性关系。本文没有发现总经理持股比例超过5%时会产生堑壕效应,也没有发现所有制形式对股权激励效果有重大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为正在进行的股权激励政策提供经验证据的支持,也丰富了股权激励的相关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