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直接入市面临的困境与政策建议

正一、农地直接入市探索及困境(一)农地直接入市探索。最早探索"农地直接入市"的案例,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的广东"南海模式"、安徽"芜湖模式"、江苏"昆山模式"。直到后来,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布《广东省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草案)》,安徽芜湖市出台《芜湖市农民集体所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办法(试行)》,江苏苏州市出台《关于开展城镇规划区内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的实施意见》后,2005年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政策创新研究

本文介绍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背景,梳理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相关法律及政策变迁,并在分析国内各地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中的实践创新的基础上,指明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路径选择.     

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相关利益者博弈分析

农村集体组织和用地企业是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交易的积极推动者,地方政府是集体建设用地能否直接流转交易的关键决定者。在集体建设用地直接入市流转行为不能根本杜绝的现实基础上,地方政府应变堵为疏,规范交易双方行为,调整市场秩序,建立中介组织,降低交易费用。     

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裸体"交易禁止

现行法律确立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但这种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法律禁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裸体”交易,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但没有地上附着物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进行交易或流转。本文认为,法定的两种流转方式,即集体经济组织“独立”开发或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发,应该受到地方政府的尊重并予以落实。同时,亟需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裸体”交易。     

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例用权“裸体”交易禁止

现行法律确立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制度，但这种制度还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法律禁止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裸体”交易，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流转，但没有地上附着物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不能进行交易或流转。本文认为，法定的两种流转方式，即集体经济组织“独立”开发或与其他单位、个人“共同”开发，应该受到地方政府的尊重并予以落实。同时，亟需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允许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裸体”交易。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管制与放松管制——以公平和效益为视角

我国实行建设用地流转的"二元制",集体建设用地只能通过征收转为国有建设用地,才能进入市场流转.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建设用地两种用益物权权能不平等,一方面导致国家垄断一级市场,进而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土地征收成本增加,集体建设用地出现隐性市场.使法律权威受到挑战.为了实现土地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实定法秩序和自生秩序的互动、对流,使集体建设用地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自觉守法,从用益物权公平性和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成本效益角度分析,放松对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管制是法律的必然选择.     

地方政府改革土地制度的九大模式

苏州模式:存量用地流转、乡镇企业改制驱动型苏州集体土地流转的初衷是为了配合乡镇企业的改制,主要是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模式。1996年苏州市政府出台《苏州市农村集体存量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苏州市城区、县级市人民政府所在的镇以及国家、省级开发区范围外的存量建设用地可以流转。规定"对集体建设用地(不含村民建房宅基地)实行使用有偿和有限期流转制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调研与思考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是事关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是统筹协调工业化、城市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是科学破解"三农"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关键环节。文章结合全国部分省市特别是北京、成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情况的调研成果,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基本情况,剖析了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对策。     

农地直接入市开闸？

3月29日，国土资源部正式对外发布了《关于坚持依法依规管理节约集约用地，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通知》（以下简称“52号文”），提出了“稳步推进城镇建设用地增加和农村建设用地减少相挂钩试点、集体非农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试点”，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业内人士就此提出，该文件的颁布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农村集体土地直接入市政策的放开。     

“后物权法时代”开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之探讨

农村宅基地是农村土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宅基地使用权是农民最基本的财产权利之一.但长期以来.我国法律一直限制宅基地使用权直接进入市场流转,以致形成典型的城乡建设用地双轨制: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堂而皇之地入市流转,而宅基地使用权只能通过"隐形市场"自发流转.建立在人口不流动的自然经济假设基础之上的宅基地流转制度已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开禁宅基地使用权流转已势在必行.     

我国国有企业融资机制的变迁与发展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企业融资机制经历了财政拨款型→银行贷款型→市场调节型的变迁过程。其资金配置以纵向划拔、行政性流动向纵横交融市场化流动发展。在这篇文章中,先简要讨论财政拨款型融资机制的特点及其融资效应,然后重点讨论市场调节型融资机制下国有企业融资结构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     

人民币汇率改革评析

本文对近20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的实际成效进行评价，笔者认为改革配套措施的短视化倾向制约了汇率市场化改革目标的实现程度。除了参考IMF事实汇率分类法的外部评价，本文以高度市场化的香港离岸人民币汇率作为参考指标，通过定量分析证明境内人民币即期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程度低于收盘价。本文最后强调，深化汇率改革的关键在于完善汇率形成的市场基础以及淡化中央银行汇率责任。     

The state-augmenting effects of globalisation

Recent debates have drawn attention to the legitimacy challenges faced by new forms of global governance. Privatised governance in particular has come under considerable scrutin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tribute to this debate through an analysis of the widespread critiques of climate governance that focus on its ‘marketized’ or ‘privatized’ character. Such critiques fundamentally attempt to delegitimise domina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which can be collectively known as the ‘global carbon market’. The paper argues that to understand the political dynamics of legitimacy surrounding these forms of governance we need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current tension within capitalism between accumulation and legitimation. This focus enables us to understand the legitimacy problems surrounding climate governance. First, it draws attention to the character of the discourses which are critical of marketized climate governance, which attack it precisely because of the forms of accumulation it enables. Second, many of these governance projects have themselves been developed in part precisely in order to overcome legitimacy crises inherent i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specifically in the current context in relation to the dominance of finance with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Finally, it suggests that one of the strategies of firms involved in such governance is to attempt to overcome this legitimacy-accumulation tension in the way that automobility did in the Fordist era. Climate governance practice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a pursuit of this sort of coherence which might give rise to an ‘ecological regime of accumulation’ that aims to forestall more radical critiques that argue that capitalism and sustainability are inimical.     

对国有股减持问题的反思

国有股一股独大与不能流通是历史造成的。当国有股的减持通过A股市场进行时，减持与全流通才变成同一个问题。反思国有股减持，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股票市场不能仅为国企服务，股票市场应回归其最基本功能；不能再固守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的老路；重新提振机构投资者的信心；适当改变中国证监会的地位；应当停止上市公司国有股向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和管理者高层转让。     

中国“两大奇迹”形成逻辑的政治经济学阐释*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创造了大规模、快速的经济增长，形成了社会领域长期稳定发展的“两大奇迹”。“两大奇迹”的形成原因是：坚持党的领导是创造“两大奇迹”的政治保证；坚持科学理论指导是“两大奇迹”创造的思想保证；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制度保证；党领导下人民创造力的发挥是“两大奇迹”创造的动力保证。从政治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两大奇迹”形成的理论逻辑是党领导下的国家能力与规模化市场创造的结合造就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在经济快速增长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了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两大奇迹”历史经验是党领导下国家能力的培育，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协同互补，发展规划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选择性产业政策、功能性产业政策与普惠性产业政策的协调。在第二个百年续写“两个奇迹”，并创造高质量发展奇迹需要从中长期发展视角判断未来发展的趋势，继续推动国家与市场的共同演进，重塑高质量发展的增长体系，充分释放内需潜力，确立“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模式。     

杭州国际旅游形象再定位和对杭州国际旅游发展的思考

作为国内知名的风景旅游城市，杭州在国际市场上的知名度并不高。因此，对杭州国际旅游形象的再定位，将有利于杭州国际旅游市场的开拓和发展。杭州的地方性和特色决定了杭州的国际旅游形象为“生活的城市”(A City of Life)。杭州国际旅游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加快城市环境的国际化、城市公共服务的国际化，完善旅游信息化系统，重视城市文化的特色化、语言环境的国际化，并面向国际市场推出新的旅游产品。     

证券市场内幕交易的行为动机研究

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进入了全流通时代,全流通下内幕交易可能会比股权分置时更加严重,如何有效防范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利用信息优势、资金优势、控制权优势进行内幕交易,是全流通下内幕交易监管防范面临的主要挑战。本文从内幕交易的行为动机及其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借鉴Becker(1968)"犯罪经济学"的研究框架及行为金融学的相关理论,选取了相应影响因素的度量指标,架构了内幕交易行为动机模型。然后基于问卷调查的模拟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影响内幕交易行为动机模型中各个变量之间的逻辑关系和内在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富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并据此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要给证券市场正确定位

中国股票市场不是自下而上自发产生的,而是由政府自上而下建立起来的,政府是股票主要供应者,又是股票市场监管者,这决定了中国股票市场的初始阶段必然是政策市;由于对股票市场定位偏差和制度性缺陷,中国股票市场过度投机,无优化资源配置功能;现在解决中国股市历史遗留问题的条件已经成熟;不能把政府失效产生的问题都推给市场解决,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要靠政策与市场的合力,现在关键在政策力度.     

利用期货市场转移南水北调中水价波动的风险

南水北调是缓解北方水资源危机而采取的大规模调水工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该工程中水资源配置将采用市场机制运作，由供求关系形成水的价格，水价波动决定了价格风险的存在，而水价过高将给企业带来成本的提高或利润的下降。为此，本文针对南水北调中的城市工业用水，提出利用期货市场的风险转移功能来规避水价波动给企业带来的风险，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论"经营城市"的必然性及其风险

经营城市是将城市各种资源视为有经济价值的商品,按照价值规律要求进行市场化运筹,以扩大城市发展所需的资金来源.经营城市客观上容易扩张城市建设规模,产生大量的财政赤字和过度负债,形成经营风险.而为弥补建设资金缺口所采取的土地、市政基础设施和城市无形资产等的经营,又进一步扩大了风险波及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