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供给变化会影响中国工业企业的生产率和利润率吗?

随着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逐步显现,我国的劳动力供给趋势迎来了拐点.这种长期趋势的变化正在对微观企业绩效和行为产生越来越显著的影响.同时,这种长期影响也正在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文章试图将劳动力供给因素纳入ACF和DLW微观企业绩效分析框架中,进而检验企业所在县级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对当地企业绩效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本地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下降对微观企业绩效的冲击在10年前已经显现:1.由人口控制政策带来的劳动力素质提高确实可以提升本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但会降低经济利润率;2.劳动力供给变化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利润率的影响在全国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东部地区的企业更早地受到了劳动力供给变动的冲击;3.劳动力供给变化主要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进而对生产率和利润率起到不同的作用,以"劳动力成本"为中介的传导机制会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情况下提高企业生产率、降低经济利润率.文章的研究对于应对日益严峻的人口结构转型压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总需求、国际贸易与我国省际生产率变化——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是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原因,对生产率的研究,主要是从供给方面展开的,本文试图从需求角度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理论上看,总需求通过影响技术创新、技术选择、规模经济效益和要素的使用效率等途径引起生产率的变化,国际贸易则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技术溢出等促进生产率的提高。然后,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测算了中国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并将其分解为技术效率的变化和技术进步。结果发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技术进步的结果,技术效率的作用很小。在测算和分解的基础上,利用省际面板数据,就总需求和国际贸易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了实证分析,发现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对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用显著,出口对生产率增长的作用不显著,进口显著地促进了省际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     

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本文首先采用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我国29个省份1991-200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研究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协整关系,并基于面板误差修正模型考察短期波动的影响。得出结论:(1)城市化、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具有长期均衡关系,城市化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城市化通过创新中介效应显著地驱动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这种影响在沿海和内陆之间存在差异;(2)城市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积极的短期影响,且滞后一期影响强度大于当期,而创新对全要素生产率并不产生短期正向影响。     

从要素市场化看供给侧改革的中长期实践路径*——基于随机前沿模型增长核算的分析

本文从要素市场化角度分析中国供给侧改革的中长期实践路径。从经济增长核算的角度出发,本文基于2005—2013年全国分省面板数据,通过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形式的随机前沿模型测算经济增长来源并分解全要素生产率,发现TFP是非农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然而TFP分解中技术效率偏低,且逐年下降,成为阻碍TFP增长以及经济增长的一大桎梏,而要素市场扭曲是技术效率项偏低的重要原因。促进要素市场化能够推进要素向高效企业流动,进而提高社会整体生产效率水平,本文认为,这是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中长期实践路径。     

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与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成长

从供给侧维度看,新旧动能转换分为要素层、科技层、产业层、制度层"四维结构"。当下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主要表现为:需求动能仍乏力;劳动力、资本要素供给约束凸显;产业结构优化动能亟待释放,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潜力;市场化及制度供给改革需要深入。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导向下,推进中国新动能加速成长,应通过创新驱动,深化改革开放,加速形成有利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需求升级、产业结构优化及质量优先的现代经济体系。     

技术进步水平与城市学习

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针对我国地级城市经济增长出现的巨大差异,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采用Hall和Jone(1999)基于水平增长的人均产出分解,对我国188个地级城市2000年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计算,发现全要素生产率较好地解释了我国地级城市人均产出的差异,相关系数达到0.839;然后从我国城市的技术进步主要来自于城市的模仿与学习机会的角度,分析了地级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原因,提出通过加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力度,发挥城市集聚规模效益,建设学习型城市,促进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的建议。     

创新型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分析

主要采用增长核算法和基于LA-VAR模型的方法,利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数据,对我国创新型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我国TFP总体上趋于下降,经济增长方式仍属于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正越来越依靠于创新型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创新型人力资本增长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不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的正向冲击对创新型人力资本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从长期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冲击对创新型人力资本也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技术进步与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分析(1978～2007)

利用中国1978~2007年的数据,运用增长核算方法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着重从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角度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研究发现,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来自要素投入增长;技术进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较小;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是2.57%,并在2000年以后增幅有所回落。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与解释:1979—2009年

本文首先利用索洛残差法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随后从制度变迁、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三个方面,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原因进行定量考察。分析表明:(1)技术引进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2)1994年以后中国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才从推动资本、劳动增长转到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上来。(3)虽然改革开放以来R&D经费投入增长迅速,但这些R&D投入只是大大增加了中国技术知识存量,并没有有效地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张家港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及分析

文章通过对张家港市 1 991年至 2 0 0 2年的年全要素生产率的计算 ,得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着重要作用 ,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 ,劳动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将共同对经济增长构成贡献。     

全要素生产率、国际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基于我国经济的实证分析

利用协整理论、方差分解和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研究了国际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相互作用的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直接投资(FDI)、全要素生产率(TFP)和经济增长存在长期协整关系,我国的经济增长是由要素、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推动的。此外,通过自回归滑动平均模型(AR-MA)发现,FDI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率最大,据此提出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建议。     

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中国经济增长的效率分析及其改进的政策

中国经济转轨时期GDP的高增长率可能并不代表中国经济的高效率。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虑,全要素生产率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结构调整的资源配置效率的贡献,知识进展表现并不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资源配置效率的能量释放后,投资推动更加明显地表现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从长期均衡的动态角度考虑,由于资本的迅速积累导致了中国经济处于动态无效区域。改进的政策是:切实提高我国的知识进展速度;降低储蓄率;扩大非农就业、推进城市化发展。     

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省直管县”改革的准自然实验

"省直管县"改革一改以往"省-市-县"的管理模式,有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财政分权水平。为缓解内生性,将"省直管县"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发现:①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高于负面阻碍作用,但不同形式的分权影响有异质性,具体来说财权的下放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济社会事务管理权限的下放则不利于。②当地方政府自主权提高时,其"重生产、轻服务"的支出偏好,使得当地基础设施供给增加,而能够增强地方软实力、加快创新要素集聚的公共服务供给相应减少,造成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损失,导致在经济高质量高效益增长中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发挥不够。③随着改革的推进,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作用逐渐减弱,并不再显著。据此,从合理划分省以下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充实基层政府财力;提高公共服务类指标在政府官员政绩考核中的权重,加强各县(市)政府间的合作,实现各自为政的地方经济向统一市场整合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的历史回顾

经济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理解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已经就经济增长给出了很多模型和理论。其中核算全要素生产率TFP是衡量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一个主要手段。然而今天常用的全要素生产率起源于对国民收入的核算,并由此形成了单位投入产出指数形式的计算方法,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处理数据的需要指数法不断地得到完善。而通常用于经济增长核算的是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法,它只能计算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却不能直接计算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的模型法作为一种方便的计算方法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伴随着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科技创新促进中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了吗——基于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实证检验

推动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采用2001—2016年沿海省市面板数据,测算我国沿海省市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从线性和非线性角度研究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总体上看,近年来我国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先大幅波动后趋向平稳的状态,年均增长率为2.85%,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源于技术进步指数而非技术效率指数;科技创新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有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对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单一门槛效应,越过门槛之后,对于海洋经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会更加显著。在海洋经济同样步入新常态背景下,必须坚持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道路。     

供给侧改革、行业供需匹配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背景下,阐述了需求侧促进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机制,并采用行业需求满足度指标测算了2002年、2007年和2012年长三角地区30个行业的供需匹配度,然后进一步研究了行业需求满足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供给大于需求,而服务业特别是部分现代服务业的供给缺口明显;消费结构转型使得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产品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同时增加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投入,引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低技术制造业的行业需求满足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生产要素流动的前提下,江苏低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浙江和上海低技术制造业原有生产要素流失且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理论思考

经过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经济已进人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原有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成为当前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因此,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１．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１）从以增加要素投入为主的外延（粗放）增长向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内涵（集约）增长转变任何生产过程都离不开生产要素的投入,外延增长作为其增长方式,是最基本和最有效的。但是,随着国民生产总值规模的扩大和生产率的提高,所采取的增长方式则将发生相应的…     

全要素生产率、要素投入对长三角经济增长影响研究——基于2000—2014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2000-2014年长三角16市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效率变化、技术进步。结果表明:长三角16市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为负,只有少数几个城市如上海、南京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为正。基于此文章采用新C-D函数、建立面板数据对长三角16市资本投入、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影响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对长三角经济发展主要驱动力仍然是资本投入,且近几年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愈发小,文章基于此提出相关的建议。     

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发展的效率提升与供给侧改革——2017年经济展望

预计2017年经济增长仍较为平稳,增长为6.5%。中国经济增长稳定在中高速增长区间,正逐步迈向中高端发展。中国经济迈入中高端发展的关键就是两个效率提升。第一个效率提升的就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直接决定了工资水平提升速度,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就难以进行人力资本的深化。第二个伴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全要素生产率贡献不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对企业技术进步与配置效率的综合反映的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视为内生增长比重的测量。中国当前两个效率提升都难以达到预期,甚至出现了下滑趋势,挑战依然严重。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目标是在保持经济平稳的基础上,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效率提升模式的重塑,推动中国经济进入中高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