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城市贫困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研究

现阶段,城市贫困群体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生活中日益凸显的严重社会问题。如何解决城市贫困群体问题,促进和保障贫困群体的就业、生活与福利,事实上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容回避的问题。本人从不同角度分析了城市贫困产生的原因,提出了城市反贫困的一些应用对策,希望可以为我国的城市贫困研究提供借鉴。     

中国转轨过程中的城市贫困问题研究

伴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的社会阶层日益分化,城市贫困问题成为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本文对我国城市贫困的规模、特点、形成原因以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指出解决我国城市贫困问题要强化政府创造就业的能力,关注陷入贫困风险高的群体,重视流动人口对城市贫困的影响,警惕贫困的城市化。     

城市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研究——以潍坊市为例

作为社会经济改革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城市贫困问题逐渐凸显并不断扩大。城市贫困问题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社会体制结构变迁方面的宏观因素,也贫困者个体自身方面的微观因素。而现行救助政策及具体措施方面还存在的一些不足,比如,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偏低、低保救助对象的审核工作存在盲区、救助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对贫困群体自我救助意识与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等等。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城市贫困社会救助体系的建议,不仅对解决潍坊市城市贫困问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而且对全国范围内城市贫困问题的解决也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动态变化与空间分异特征探讨

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贫困问题越来越突出。通过探讨中国城市贫困的标准和内涵,分析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组成结构及其动态变化特征,进一步描述了中国城市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异,并且按照城市贫困发生率划分为基本脱贫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高度贫困区和剧烈贫困区五个区域,再从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行业特征、受教育程度和就业机会五个方面解析成因。最后得出四个结论：一是我国城市贫困人口分布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城市贫困发生率较高的为中部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地区;二是失业人口是城市贫困人口的主体;三是城市贫困人口的结构性特征突出,该群体成为社会变迁中的被淘汰者;四是农民工成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城市越大农民工规模也越大。     

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过程中政府间的博弈问题探析

政府在对贫困群体进行社会救助过程中,涉及到的利益主体有救助对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而救助对象、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三者的利益目标各不相同。三者目标的不一致性决定了在贫困群体社会救助的诸多环节上存在着利益主体之间的各种博弈。本文主要分析和探讨我国贫困群体社会救助过程中政府间博弈问题,以期为我国政府贫困群体社会救助制度的完善提供依据和参考。     

城市贫困代际传递问题研究

随着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也在进一步加快,农村扶贫的推进也使得农村贫困状况得到有效的改善,但是城市的贫困问题日渐突出,越来越严重.通过对城市贫困的研究发现贫困的代际传递是导致贫困极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因此,分析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因素对于缓解贫困代际传递有着重要作用,对消除贫困也有着重要意义.     

河南省城市贫困治理对策探讨

河南省城市贫困人口主要是相对意义上的贫困、具有阶层性趋势、是以失业为实质的贫困、具有再生性贫困的性质.治理河南城市贫困,要发挥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治理河南城市贫困中的作用、积极推进有效就业、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及救助体系、强化对河南城市贫困群体的人文关怀、完善河南城市贫困预警机制研究工作.     

中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制度变迁——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

我国城市"低保制度"是我国目前城市反贫困战略的核心,它已在保障城市贫困群体基本生活、缓解由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社会矛盾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本文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来分析我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     

城市低保群体的社会经济特征及低保救助制度--对武汉市387户低保家庭的调查分析

近年来,随着国家"应保尽保"政策的逐步落实,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的人数在急剧扩张.我国低保群体生活状况及生活条件仍然堪忧,但低保群体对政府的低保政策普遍持满意态度.当前应从主要关注效率转移到公平与效率并重上来,通过建立综合性的城市扶贫救助体系尽可能缓解城市贫困.     

城市贫困的非制度因素分析——以昆山市为例

我国自改革开放特别是20世纪末以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城市社会结构的急剧变迁,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城乡贫困差距日益扩大,本文选择江苏省经济比较发达的昆山市作为例子,从非制度的视角来分析城市贫困形成的原因,对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城市贫困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     

中印两国贫富差距比较研究

中国、印度这两个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都面临着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对比中印两国贫富差距的异同,参考印度的情况,对于有效治理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新农村发展中的乡村精英形成与精英关系格局实录——基于南冲村的个案研究

乡村精英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经济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共同构成了乡村精英群体格局。它的形成不仅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而且其自身能力更是一种决定因素,这种格局的形成对于构建和谐的农村社会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对扩大我国中间阶层的思考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社会结构的和谐,而中间阶层占社会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是最为合理的.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存在许多弊端,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问题凸显.为扩大中间阶层,建议国家和政府可从四大方面入手选择合适路径解决.     

财政支出与经济发展关系*——对瓦格纳法则的新解释

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反映了一个政府为实现其职能所进行的活动范围和公共政策的倾向。研究财政支出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就是瓦格纳法则。本文使用2011年GFS和WDI数据库的截面数据,从政府财政支出总额及其构成验证了瓦格纳法则的成立,并通过国际比较,为优化我国财政支出结构提供建议。根据以往文献对瓦格纳法则的定义,笔者把政府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回归得到估计系数,称为瓦格纳法则系数,据此考察瓦格纳法则。回归结果显示,财政总支出的瓦格纳法则系数为371。这表明经济发展与财政总支出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财政总支出占GDP比重随着经济发展有上升的趋势。分项财政支出占GDP比重对人均GDP对数值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均GDP与医疗保健支出、教育支出和社会保护支出之间成正比关系,但与公共秩序和安全、住房和社区设施支出之间成反比。在此基础上,笔者计算了各分项财政支出对瓦格纳法则系数的贡献度,其中以社会保护支出的贡献度最大（7166%）,经济事务支出贡献度最低（-738%）。研究表明,瓦格纳法则成立的主要原因是社会保护支出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向关系。     

Exploring Voter Preferences in Cultural Policy: A Case Study for Austria

The aim of the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demographic, soci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determinants of voting behavior in a recently held referendum on the constructionof a new theater (``Musiktheater') in the city of Linz (Upper Austria) in 2000. Itwas the first referendum on cultural policy of its kind in Austria, and it led to arejection of the proposal by a majority of the voters (59.70% of ``No' votes).Exploring the determinants of approval or disapproval of the proposition by usingfor group data in communities is thus an interesting question from an economic aswell as a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We find econometric evidence for the influence ofthe size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community, the distance of the community from thecity of Linz, income-related variables, variables denot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e ofthe community, and political variables such as the ratio of the communities' debt torevenues and voters' preferences in the last national election.     

社区经济结构与个体的社会资本—以广州和兰州贫困居民为例

个体的社会资本来源问题是一个重要但是仍需进一步讨论的理论问题。在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的阶级阶层地位解释的基础上，依据W·J·Wilson的社会孤立论，本文提出了另外一个社会资本来源的解释：社区结构变迁的解释，并通过广州和兰州贫困居民与社区调查数据加以验证。研究证实，仅就贫困居民而言，个体的社会资本主要由其社会阶级结构因素所决定，但是个体居住的社区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对个体社会资本差异具有显著的解释意义。因此，社会交往的机会与限制理论和社会孤立论构成了个体社会资本来源的两个互补的理论解释。文章还对中国城市空间生产与社会关系再生产进行了简短讨论。     

Economic history and history of economics

Trust, along with other influential norms of cooperation, has been traditionally viewed as an important coordination mechanism stabilizing expectations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informal economic exchanges. Drawing on the example of the informal value transfer system called hawala, this paper, however, shows that the role of safeguard against opportunism in the informal monetary settings is much more reliably performed by the instruments of social control. Norms of control embedded in community beliefs and common social practices among the hawala members entirely replace trusting attitudes, rendering them superfluous for the purpose of protecting financial interests of clients and intermediaries in this informal system of monetary exchanges.     

经济发展中影响公共支出结构的因素分析

建立合理的公共支出结构,首先必须搞清楚影响支出结构的关键因素,正确分析和把握它们之间的关系,才能对公共支出结构作出正确的调整和优化。     

宁夏南部回族社区形成的环境分析

自然环境和社会人文环境既是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形成社区空间格局的基本要素。本文在对宁夏南部回族社区形成的环境因素进行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这一地区环境变迁与回族社区空间结构的演化及社区经济贫困化之间的互动关系。     

矿山企业在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责任

矿山企业,离不开社区民众的支持、容忍和默契,与所在社区民众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不只是矿业社区建设的消费者,更不是旁观者,而是社区建设的主要责任者。矿山企业不能将市场行为带入社区生活而损害社区民众的既有权益,必须承担维护社区建设的社会责任;社区中的"矿山企业公民"角色,应将经济人自利理性转换为社会人利他理性,成为社区民众的好伙伴、好邻居,承担推进矿业社区建设的社会责任。矿业企业在矿业社区建设中必须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既是挑战也是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