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行政限制竞争行为法律规制问题研究

日本反垄断法中没有行政垄断的定义,但确有行政机关利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日本的经济规制及其统制型经济模式是其行为产生的原因。日本行政限制竞争行为主要表现为行政指导的卡特尔和行政参与的串通招标投标行为。日本采用禁止私人垄断法和行政法路径对行政限制竞争行为进行规制。日本采取行政、民事、刑事责任立法来规制行政限制竞争行为。我国应坚持行政垄断规制专门立法的特设制度,借鉴日本规制行政垄断的经验,并加大对行政垄断的处罚力度。     

浅谈行政垄断的法律规制

行政垄断以行政权力为后盾,以种种限制、排除竞争的垄断行为为表现形式,阻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导致腐败现象和特权阶层的产生,不利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毁损国家行政机关的名声和形象,导致其权威性、公正性和公信力下降。鉴于此,行政垄断以其更甚于经济垄断的危害性。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绊脚石,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和“依法治国”的进程,有必要予以限制和法律规制。本文就对行政垄断提出相应的法律规制构想,希望对解决行政垄断有所贡献。     

我国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及治理的方法

我国《反垄断法》已经正式颁布实施。作为转型经济国家，我国行政垄断的产生有其特有的特点。有效地规制行政垄断，是我国反垄断执法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拟对行政垄断产生的原因及治理的方法作一论述，以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完善行政指导的思考

在现代行政管理中,政府积极运用行政指导,有助于达到行政目标,实现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之间的双赢。但在行政指导过程中,同时出现了一些消极因素。因此,需要完善行政指导———对政府行政指导行为的规制和对行政相对人的救济。     

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行使现状与规制设想

一、税务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一般(一)行政自由裁量权行政自由裁量权是指法律、法规对某种行政行为的内容、方式和程序,只规定一定的范围和幅度,行政主体在此范围和幅度内,根据合理判断,决定作为或不作为及如何作为的具体行政行为权力,是"合理合法地自由选择的权力"。具体表现:一是处罚幅度、种类方面,行政机关可在法定幅度内自由选择。二是行为方式方面,自由裁量作为与不作为。三是     

反垄断法在我国石油行业的适用

中国石油价格的波动一直备受关注,石油行业价格垄断的行为也一直为社会各界所诟病。2008年8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给了人们太多期待,但事与愿违,它的实施对规制我国石油行业的垄断问题并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我国社会经济状况的复杂性决定了石油行业的垄断兼具自然垄断和行政垄断的双重性质,因此对石油行业的规制也存在很大的难度。     

浅谈我国行政垄断法律责任体系的构建

与经济垄断并存的行政垄断是滥用行政权力的结果,对自由、公平竞争秩序构成了成胁。对行政垄断的规制已经迫在眉睫,而构建并完善行政垄断的法律责任体系则是关键所在。应改变单纯依靠行政制裁的方式,建立民事、行政、刑事三种责任方式共存的责任体系。     

“规制治理”下的律师职业规制改革——以英国的实践为例

通过分析我国目前的律师职业规制体系,可以发现我国律师协会的自我规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自我规制、行政规制与司法规制的界限不清,规制手段多为事后的行为罚等问题。职业主义的自我规制在西方国家遭遇了商业化、全球化带来的危机,新的“规制治理”理念被引入了律师职业规制。在英国实践中,对于整体规制框架采用了“元规制”的方式,事务律师规制局改革将职业伦理规制范围由行为规则转向原则与专业标准的结合,运用事前事中的风险合规沟通替代事后的惩戒手段。我国应该吸收上述“规制治理”理念的转变,将职业主义的自我规制与原有的公共规制相结合,完善律师协会、行政机关、法院的规制范围,改革现有的执法专项检查,实现职业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互动规制。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之范围初探

行政行为说明理由一般指行政主体在作出或拟作出影响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行为时,在合理期间或法定期间以适当方式向相对人说明其作出或拟作出该行政行为的事实根据、法律依据及其他理由的制度。目前我国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尚未建立,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没有一部明确规定该制度诸要素构成的法律。行政行为说明理由制度的构成要素包括：主体、对象、内容、形式及范围。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范围的大小直接影响说明理由对象的权益范围,于法治的层面上,行政行为说明理由范围还形成对行政行为的救济范围的制约。     

行政垄断法律规制的思考

我国反垄断法律法规对现阶段的行政垄断的规制显得相对薄弱。本文将从行政垄断的含义、表现及原因入手并结合我国当前反垄断立法实际提出意见和建议;     

制度创新遏制行政不作为

行政的关键在于"行".而当今社会,行政不作为却成为行政执法中的"幽灵".从理论上廓清行政不作为的形成原因,从实践上扫除行政不作为的恶劣表现,对于强化中央权威,推进科学发展观的进一步实现意义重大.本文在对行政不作为的形成原因作简要概述之后,重点讨论如何通过制度创新来有效遏制行政不作为.     

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权行使中存在的法律问题

行政许可作为一种门槛式的前置监管方式,被作为监管正处于新兴发展阶段的我国证券市场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方式,中国证监会是证券市场行政许可的最主要实施者。然而,中国证监会行使行政许可权过程中存在着越权增设许可事项、增设许可条件、未按法定程序实施许可等问题,此外行政许可设定机关立法不规范也导致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权力过大。本文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完善建议。     

金融监管权控制的法学之维

行政法与经济法相异的权力控制理论对比阐明,金融监管机关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两种权力性质与内容的差异使得在控制两种权力方式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这种差异决定应该用不同的理论来同时控制金融监管权,应当尝试兼用两种不同的法学理论路径对金融监管权力控制问题作整体性的全新解答.     

After the Supreme Court decision: what's next for reform

A Republican sweep in the November elections could lead to repeal of most of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to be replaced with legislation to achieve limited coverage expansion. A Romney victory and split Congress would likely result in Republicans using their administrative authority to modify or disrupt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with provisions altered or repealed where bipartisan agreement exists. An Obama victory and split Congress would likely result in continue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ct but with a delay to some elements.     

困境与出路: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完善

当前,我国税收征管实践中税务争议数量增多且日益复杂化,纳税人权利救济成为保障税务部门公正执法的重要路径。然而,我国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纳税人行政复议权和行政诉讼权保障不充分。基于此,本文从三个视角进行了分析:一是提出"清税前置"和"复议前置"规则下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的维权阻碍及其成本,并基于"当事人主义"提出改革路径;二是基于审查范围和审查力度提出纳税人权利救济体系低效及其修正的逻辑机制;三是从审理机构设置与案件事实查明的难易程度等视角分析纳税人权利救济裁判结果的质量与公信力。     

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应予拓宽

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界定司法权对行政权及其活动进行司法审查的范围,是在防止司法权对行政的过度干预和法律对行政的必要控制之间寻求的一种制度设计;同时也反映了国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在司法制度中的保护范围。现行《行政诉讼法》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加入WTO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     

政府合同管理的基本逻辑

政府合同管理立法方兴未艾,不少地方政府使用规章或规范性文件对政府合同管理活动加以调整。作为一个规范概念而非学理概念,政府合同同时包括缔结主体一方为行政机关的民事合同以及一般学理意义上的行政协议。行政机关之所以要对不具有同质性的民事合同与行政协议统一管理,乃是出于回应行政任务的需求,同时也标志着行政机关开始具有监管者、管理者的双重身份。政府合同管理主要体现为内部行政活动,但仍然要遵循依法行政原则。在政府合同管理过程中,需兼顾管理活动的合法性与作为管理对象的政府合同的合法性,并同时受行政法律规范与民事法律规范的羁束。     

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研究

本文着重阐述了行政事业单位在资产配置、资产使用、资产处置等各个环节上存在的问题,并从重要性认识不足、产权意识淡薄、法规制度不完善等方面分析了产生的原因,最后,重点指出了加强和完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的对策。     

The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office of registrar in bankruptcy of the High Court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history of the office of Bankruptcy Registrar of the High Court of England and Wal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power of the registrars to act judicially grew from their authorisation to act pursuant to delegated powers introduced in 1869 and that this began a major shift in their role from being largely administrative to their current status as fully fledged (and renamed) insolvency and companies court judges. The fluidity of bankruptcy offi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s also examined, demonstrating that certain bankruptcy officer‐holders moved freely between function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in the office of registrar from what might be called its administrative phase to the judicial phase with the eventual creation of a Bankruptcy Court and more recently the creation of a specialist insolvency and companies list in the new Business and Property Courts. Finally, it is argued that a factor in the foregoing developments and the increasing reputation of the bankruptcy registrars was the extension of their jurisdiction from pure bankruptcy work to include company insolvency, directors' disqualification cases and non‐insolvency company work, a significant increase in their trial work and their acquisition of an appellate jurisd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