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融资结构——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从理论角度剖析了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活动的内、外部驱动因素和机制,基于三个假设命题构建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融资结构的关系模型,并运用2009—2015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第一,融资结构对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业务的规模产生显著的影响,内源融资、外源融资对企业影子银行规模均存在显著的正向效应。其中,外源融资相较于内源融资、股权融资相较于债权融资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第二,经济增长放缓、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下降引致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加剧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趋势;第三,不同所有制结构、不同规模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与其融资结构的关系存在差异,国有、大型企业外源融资和股权融资占比高,影子银行化动机强烈。但随着企业规模的进一步上升,影子银行化行为会因股东关注和社会舆论受到一定的约束。最后提出抑制企业过度金融化的建议。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经营风险的调节效应检验

基于2011-2021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观测数据,本文使用LP法构建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标,研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SB）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验证经营风险在其中发挥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考察时序区间内,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从整体上看,通过降低非金融企业的经营风险,可以显著减弱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这种影响还会因企业所有者性质、所属行业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其中,国有性质的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会略强于非国有企业,对制造业的抑制作用强于非制造业。     

金融科技对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影响 ——基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视角

摘要：后疫情时代,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金融科技有助于提高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但金融科技也会加剧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基于2016－2021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研究发现：金融科技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呈显著倒“U”型关系;金融科技的发展会提高非金融企业的影子银行化水平,从而降低企业可持续发展能力;金融科技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与大规模企业中更为显著。为了提高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国家应引导金融科技健康发展,深化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强化非金融企业主业发展的政策支持。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实物资本投资中介效应的检验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回报率差距逐渐扩大,套利动机驱使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从事具有高额回报的影子银行业务,然而非金融企业的"脱实向虚"可能会影响其主营业务发展.鉴于此,本文选取2010-2019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年度数据,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主营绩效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且实物资本投资在其影响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即存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实物资本投资减少→主营绩效下降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可以为规范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提供一定参考,引导企业资金合理配置,并对政府制定振兴实体经济相关政策提供一定理论支撑.     

中国银行业竞争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

本文结合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形成机制以及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特征事实,从“供给侧”和“需求侧”双重视角探究银行竞争如何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以2003—2019年中国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发现,银行竞争能够显著降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进一步以放松中小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市场准入为标志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基于双重差分法的计量结果为识别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效应提供了稳健的经验证据。机制分析发现,银行业竞争通过弱化“信贷扭曲”和“监管套利”两个维度的作用机制抑制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竞争对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的抑制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和投资机会较少的样本中尤为明显。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影响了经营绩效吗?

以2003—2018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建立面板数据模型来实证分析非金融企业从事影子银行业务对该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化行为会抑制企业主营业务的发展,会降低该企业的主营业务利润,这种抑制效应会因产权属性、融资约束的不同而不同,即国有企业的影子银行化业务对企业主营业务发展的抑制效应更强,而融资约束越强的企业其影子银行化业务对企业主营业务发展的抑制效应更明显.     

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金融工具还是管理工具?

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企业社会责任会作为掩饰企业金融化的"金融工具",还是成为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管理工具"?本文以2009-2016年在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结果显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金融化呈负相关关系,是抑制企业金融化的重要管理工具,而非金融工具;通过不同的分组回归发现,管理工具假说在高社会责任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应规披露的企业中表现明显。进一步,实证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能通过信号传递与融资渠道两种机制抑制企业金融化行为。本文的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影响企业金融化的内在逻辑,为监管部门制定相关政策与推动企业积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提供了经验证据。     

投资替代、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企业经营绩效

当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且实体经济下行严重,尤其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许多企业将更多的资本投入到影子银行业务中,谋求高额收益.本文的研究以2010-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探讨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固定资产收益率的关系,以及对企业经营绩效产生的影响.结果 表明,固定资产收益率越低,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越大,经营绩效越低.     

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

本文以2013—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对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显著降低了管理层业绩预告质量,具体表现为业绩预告准确性和精确度的下降。机制检验表明,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通过提高企业业绩波动、增强管理层盈余管理动机两种渠道恶化业绩预告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未采用“四大”事务所审计、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以及非国有企业的样本中,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加显著。本文研究结果为规范管理层业绩预告披露行为、加强监管部门及外部力量对管理层信息披露行为的监督以及引导投资者辩证看待管理层披露的业绩预告信息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会损害企业价值吗? ——基于经济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这一热点问题,以2002～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宏观经济周期和行业异质性角度实证检验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损害了企业价值,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会受到宏观经济周期的影响。其中:在经济上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价值显著负相关;在经济下行时期,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价值无显著影响。在纳入行业异质性因素后的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行业的企业金融化程度与企业价值之间关系的差异性较大。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金融错配、非金融企业影子银行化与经济“脱实向虚”

当前,我国一些非金融企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影子银行业务。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金融错配程度的提高整体上会提高企业影子银行化规模,并且这种效应仅在金融深化程度较高、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程度偏低的地区显著;僵尸企业和盈利性较差的企业,分别受到“利润追逐”和“投资替代”机制的影响,金融错配对其影子银行化趋势的正向作用更为明显。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水平的上升通过提高融资约束程度从而降低企业实体投资水平,这种效应在资产专用性较强的企业中更为明显;金融错配主要通过融资约束程度和实体投资规模,而非资本回报率渠道作用于企业影子银行化行为。本文研究对于提高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防范经济“脱实向虚”具有较强的政策意义。     

The Impact of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A Test Based on Mediator Effect of Investment Scale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hina’s financial sector has gradually been alienated from the real sector, allowing financial innovation and regulatory arbitrage add their own value to finance. High interest rates in the financial industry have led to changes in the real sector, revealing a trend toward “financialization” and “quasi-financialization”; a typical example of this includes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In this article, we use annual data from 2004 to 2015 of A share listed companies on the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Exchanges,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on business perform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overal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activity improve operating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arning structure, nonfinancial enterprises’ shadow banking business increases financial benefits, but has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effect on operating income. Further tests show that enterprises engaged in shadow banking activities will impact operating income through the two intermediary variables of investment scale and investment efficiency. However, the negative effect of investment in crowding out operating income is greater than that of the efficiency-improving effect on operating income. This article provides policy guidance in terms of recognizing diverse aspects of shadow banking system that divorce the real economy from the financial economy.     

企业社会责任、融资约束与企业金融化

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通过与利益相关者进行资源交换获得战略资源,但是战略资源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取决于企业的投资方向。在实体企业金融化愈演愈烈的经济环境下,本文利用2010—2017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重点探讨了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了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存在“金融化效应”;(2)融资约束在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中具有部分中介作用,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加剧了企业金融化;(3)企业社会责任的“金融化效应”仅在外部监管力度较弱的非国有企业、内部治理水平较低的低股权集中度企业中存在,行政外部监督和企业内部监督能够在“融资约束—企业金融化”过程中对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治理作用;(4)识别机制检验证实了中国企业金融化主要出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替代”动机。以上结论为政策制定者规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方式、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具有借鉴意义。     

融资约束、金融市场化与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融资约束是制约中国企业发展的一个关键性因素。本文系统地检验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DVAR)的影响和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化在该影响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发现:(1)融资约束显著抑制了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的提升,这一结果在考虑测量误差和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技术创新是融资约束抑制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重要机制。(3)异质性分析显示加工贸易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低生产率企业、东部地区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较大。(4)金融市场化进程中的利率市场化能够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而影子银行规模扩张则加重了融资约束对制造业企业出口DVAR提升的抑制作用。因此,缓解制造业企业的融资约束,提升其技术创新能力,推进并完善金融市场化水平是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DVAR,增强外贸获利水平的重要途径。     

环境规制、融资约束与企业污染减排——来自排污费标准调整的证据

“十四五”规划提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要求持续推进污染减排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实现环境与经济协同发展。基于2007年起排污费提高的政策冲击和2004-2013年工业企业污染数据,本文使用倍差法考察排污费提高的污染减排效果以及融资约束对政策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排污费提高后,污染排放水平显著下降,但产出也受到较大冲击;企业减排方式存在明显差异,大型企业主要通过降低污染强度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而中小型企业则主要采取降低生产规模的方式来降低污染排放;进一步基于环境投融资角度对企业减排行为的分析揭示,融资约束影响中小企业污染减排,加剧排污费提高对产出的影响。因此,提高绿色金融的环境投融资供给能力是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途径。     

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政策连续性与商业银行系统性风险

本文基于2007年第一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中国A股32家上市银行非平衡面板数据,从“冲击”和“传染”两个维度考察了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政策连续性程度的提高通过降低银行个体风险和减弱银行个体与系统的关联性进而显著降低了银行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分析发现,政策连续性降低了银行被动风险承担水平而非主动风险承担意愿,减弱了银行间接关联程度而非直接关联程度。异质性分析表明,经济下行和货币宽松时期,政策连续性对系统性风险的降低效应更大,并且本身破产风险越高、信息透明度越低的银行,其系统性风险受政策连续性的影响越大。区分不同类型的政策发现,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与资本项目政策的连续性上升均能显著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其中货币政策连续性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力度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