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低工资会影响空气污染吗?——来自中国企业SO2排放的证据

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空气污染水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依然稳健。最低工资标准提升经由生产成本和生产效率渠道影响企业的空气排污水平,具体表现为,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进而提高了企业的空气排污水平。而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进一步降低了企业的空气排污水平。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空气污染的抑制效应在环境规制较强的地区和行业中更为明显,并对非国有企业、资本密集型和技术水平较高企业的空气污染水平产生了更大的抑制作用。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与企业创新

本文考察了最低工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通过相邻样本分析、双重差分策略以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发现,结论基本稳健。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物质资本,降低了低技能工人就业,提高了高技能工人就业,促进了企业人力资本优化,从而为企业创新提供了硬件和软件条件。企业实现创新的方式有自创和引进技术两种,最低工资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改善了企业的要素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异质性分析发现,最低工资对劳动密集型企业、平均工资较低的企业、行业竞争激烈的企业以及高市场化地区企业的创新影响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政策具有促进企业创新升级的作用,这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相一致。     

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运用固定效应模型,依据手工查找最低工资标准数据和中国城市面板数据,考量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提升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负向影响显著。机制检验显示：最低工资标准通过技术创新和要素替代效应两个渠道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异质性分析显示：最低工资标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存在区域、城市规模和城市等级的差异,对西部地区抑制作用显著,城市规模越小、行政等级越低,抑制作用越显著。鉴于此,应完善最低工资制度,加速推进要素禀赋结构转型,实施地区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和技术升级政策,加强区域经济联动,协同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

资本劳动比的提高对企业发展、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2002—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283个地级市统计数据,探讨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制造业企业资本劳动比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平均而言,最低工资标准每提升10%,企业资本劳动比将提高2%,该结果在工具变量回归、双重差分法等多项稳健性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会使企业增加资本投入和减少劳动力雇佣,这一结论为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事实提供了直接证据。异质性分析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主要集中于非国有企业、较低工资水平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最低工资标准提升,企业生产率和盈利能力显著提高,从而佐证了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积极效应。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完善最低工资制度,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经验依据与政策启示。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的成本视角

基于微观企业成本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2年间524205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创新与迁移成本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迁移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研发创新和迁移成本均负向调节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迁移行为的关系,且调节作用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     

绿色金融与企业ESG表现：来自中国上市企业的经验证据

绿色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发展绿色金融是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基于2010-2021年中国上市企业数据,通过匹配中国省级层面绿色金融指数与企业层面微观数据,考察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有助于提升企业ESG表现;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对企业ESG表现的提升作用在国有企业、非重污染行业企业及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中更为显著;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提升企业ESG表现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基于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一是加快绿色金融发展速度,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二是强化ESG理念,加大ESG投资,鼓励企业ESG实践;三是鼓励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向“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四是强化环境规制对企业ESG的支撑作用,充分释放环境政策的政策效应。     

劳动保护影响了企业经营绩效吗? ——来自我国最低工资标准调整的经验证据

依据最低工资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研究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对企业经营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最低工资标准上升提升了企业经营绩效,而且在竞争程度高的行业、民营企业、小规模企业最低工资标准上升对企业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显示:一方面,最低工资标准上升会倒逼企业增加科研投入,用技术替代劳动,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另一方面,会产生效率工资效应,提高企业经营效率,提升企业经营绩效.     

税收优惠与外资企业在华研发——基于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的考察

利用税收优惠促进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是“稳外资”的重要手段。本文使用2008—2015年全国企业税收调查数据,测算前瞻性有效平均税率,实证考察了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优惠对外资企业在华研发具有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效应通过提高外资企业技术转化水平、缓解外资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外资企业人力资本升级三条路径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税收优惠会显著促进制造业外资企业在华研发,且对高技术制造业企业的促进效应更明显。综上,本文聚焦于税收优惠与外资企业在华研发,提出加大对外资企业研发的税收支持力度,差异化外资企业在华研发税收优惠标准,畅通外资企业研发成果转化渠道和人力资本提升通道、以国内需求拉动外资企业研发,进一步扩大外资准入范围等建议,为进一步优化“稳外资”政策提供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盈余信息质量——基于传染效应视角

利用2011—2017年重污染企业数据,检验传染效应视角下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传染效应强化了显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负向影响,削弱了隐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正向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对于规模较大、环境不确定性较低和向下盈余管理的企业,传染效应的调节作用更为明显;内部控制质量和社会信任能削弱传染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立法强度、环境补贴和公众参与是影响企业盈余信息质量的主要环境规制。     

环境规制赋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制——基于营商环境的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

基于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的双重角度剖析了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检验了营商环境在该影响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并进行了区域异质性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第一，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发展有显著正向影响，营商环境在环境规制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第二，环境规制对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第三，营商环境在环境规制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上存在双重门槛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传统普惠金融的延续和发展,能够有效提升金融服务效率,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基于2011—2019年中国大陆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熵权TOPSIS、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但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享受数字金融技术红利更充分,而西部地区则享受了数字金融政策红利.此外,不同维度的数字普惠金融对新型城镇的影响也呈现出异质性,金融数字化还不能发挥正向影响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本错配、产业升级和环境规制是数字普惠金融影响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中介渠道.     

权变抑或逐利:环境规制视角下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

立足环境规制日趋严苛和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实背景,本文基于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尝试由环境规制入手阐释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制度逻辑.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具有强化效应;与低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弱污染企业相比,环境规制对企业金融化的强化效应在高区域环境规制压力企业和强污染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通过强化实体企业金融化,最终对企业主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拓展了环境规制经济后果相关研究,从环境规制角度对企业金融化的制度动因进行扩展性探讨,对环境规制政策的调整优化以及企业金融化问题的治理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试论《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外资影响

近年来,针对外资大批撤离中国的现象,许多人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增加了外资企业用工成本,是外资企业大量倒闭和撤离的罪魁祸首。本文对外资撤离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最终认为外资撤离中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仅给企业增加的用工成本是有限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外资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机遇。     

试论《劳动合同法》实施对外资影响

近年来,针对外资大批撤离中国的现象,许多人认为<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增加了外资企业用工成本,是外资企业大量倒闭和撤离的罪魁祸首.本文对外资撤离和<劳动合同法>实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并最终认为外资撤离中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不仅给企业增加的用工成本是有限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时外资企业的发展也是一个机遇.     

《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与企业成本粘性

针对国内外对于成本粘性调整成本动因研究的缺陷,本文以2004年我国《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为切入点,从动态角度考察了由于《最低工资规定》实施所导致的雇员成本的增加对于我国企业成本粘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2004年《最低工资规定》实施之后,我国企业的成本粘性有所减弱: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员工人均工资比较低的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以及市场化程度比较低的地区,《最低工资规定》的实施对于成本粘性的弱化效应要更强。本文的研究不仅弥补了先前国内外研究存在的因果倒置和替代性解释等缺陷,而且有助于我们了解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对于企业雇员成本、雇佣人数、进而成本管理的影响,从而为完善我国的《最低工资规定》提供了经验依据。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及异质性研究

本文以2010—2017年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面板门限模型实证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对于企业绿色投资的门槛效应,同时探究了这一影响在不同规模企业之间的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现倒U形的非线性关系。当环境规制小于一个临界值时,它与企业绿色投资之间呈正向关系,当环境规制超过这个临界值时,它与绿色投资之间呈反向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规模在小于第一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其绿色投资有促进作用,当介于第一个临界值和第二个临界值之间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有抑制作用,当大于第二个临界值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投资无显著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时也应该因企业制宜,同时找到环境规制的有效区间来发挥政策的最优潜力。     

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吗？——基于中国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自然实验

提高环境标准以推进企业低碳环保转型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众多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中,以市场激励为导向的排放权交易机制在西方国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可与应用,但是否同样适用于尚处在转轨期的新型中国市场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本文基于中国2013年开始试点实施的碳排放权交易机制,考察了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推动了企业的技术创新,且当碳市场的流动性程度越高,该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更加明显。但企业成本转嫁能力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该环境规制的积极影响,当企业所承受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更低、企业对客户和供应商的议价能力更高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相对降低。综上,本文的研究不仅从市场激励的角度丰富了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的相关文献,同时也为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实施的政策效果提供了微观证据,研究结论可为后续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提供政策参考。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营商环境与FDI:动态效应与作用机制

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均将改善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实施举措.然而,随着营商环境改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亦出现了外资企业撤离、FDI流出的反常现象.基于这一背景,本文以"一带一路"沿线48个国家为研究样本,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探寻反常现象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营商环境虽然是FDI流入的格兰杰原因,但营商环境改善并不一定会引致FDI流入增加,会因经济发展水平与质量、金融规模与结构、市场规模与城镇化、政策支持与环境规制等条件变量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异质性.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金融发展规模狭小、有效市场规模不足、基础设施建设政策支持力度不足,才是制约当前营商环境促进FDI流入效应发挥的主要原因.     

企业环境规制压力影响企业避税吗——基于年报环保语调的证据

囿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往有关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立足企业外部视角采用地区或行业层面指标进行分析，对企业个体差异及主观能动性考虑不足，这制约了相关研究在微观层面上的深入开展。文章计算出企业年报的环保消极语调，以其作为企业环境规制压力的代理变量。在此基础上，围绕重污染企业环境规制压力与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发现企业压力越大，避税程度越轻。进一步的，机制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选择以减轻避税来应对规制压力，是因为企业试图通过多缴税获取监管上的放松或政府的环保支持。异质性分析表明环境规制压力对避税行为的影响受到地区绿色金融发展程度、市场竞争强度以及地方政府财政盈余度的影响。文章为测度企业个体层面上的环境规制提供了思路，深化了环境规制和避税领域的研究，并进一步发掘了年报信息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