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财政压力与企业避税——基于台风灾害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自然灾害不仅影响宏观层面的政府财政决策,同时也作用于微观层面的企业避税行为。基于此,本文选取台风灾害这一独特视角,以2008-2015年我国沿海地区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探究自然灾害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沿海城市所遭受的台风破坏程度越大,当地企业的避税程度越低;进一步,基于地方财政需求、企业政治特征和资本市场压力视角的横截面检验发现,该效应在不同地区、不同企业间存在显著差异;此外,在灾后避税更少的企业能够在未来期间获得更多的政府补助和信贷资源。综上所述,本文基于中国特有的政企互动关系,揭示了自然灾害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     

所有制性质、高管特征与企业避税——来自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4-2015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避税行为与高管特征之间的相关关系,并依据企业所有制性质以及所在地的金融市场化程度与法律环境的不同,检验了高管特征和企业避税的关系在不同环境下的差异。研究发现:高管的年龄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高管的性别特征对于企业避税决策并无显著性影响;财务类专业高管与企业避税程度正相关;法律类专业高管与企业避税程度负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高管特征与企业避税行为的相关关系在国有企业、金融市场化程度高和法律环境好的地区更显著。本文的结论表明高管对于企业避税的决策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中国应提高避税治理工作的效率和纳税人的纳税意识、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体系并提高对企业的监管程度。     

地区减贫压力与企业避税

《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办法》的实施促成了中西部地区省级党政领导人关于减贫成效的动态排名机制,形成地区减贫压力。基于2016-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地区减贫压力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地区减贫压力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避税,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非国有、未参与扶贫以及处于省会的企业中。路径分析表明,地区减贫压力通过提高税收征管强度来抑制企业的利润转移和资本弱化两类避税行为。最后,拓展性检验表明,在地区减贫压力下参与精准扶贫的企业能够以低成本获取更多信贷资金,建立产品市场竞争优势。本文的研究揭示了减贫压力下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税负的关系,有助于增进对中国减贫实践的理解,对税收治理工作也具有启示意义。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

在建设美丽中国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力量,逐渐重视企业的绿色发展。本文研究了机构投资者异质性对企业环保投资的具体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能够促进企业环保投资,具体而言,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持股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环保投资,而压力敏感型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环保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会促进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增加环保投资。本文不仅有利于丰富现有关于机构投资者和环保投资的文献,还对拓展机构投资者队伍、制定环境规制政策以助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转移支付、税收努力与企业避税——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笔者通过对1998—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和县级财政数据进行匹配,利用这一面板数据分析了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影响。我们发现,转移支付在财政收入中的占比与企业避税程度呈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越多,企业避税越多。其影响机制在于转移支付弥补了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缺口,从而使得地方政府税收努力程度下降,导致了更多的企业避税。转移支付占比增加1个百分点,企业会少汇报0.15%的利润,即少缴纳0.15%的企业所得税。进一步将转移支付细分为专项转移支付、一般性转移支付和税收返还,结果表明专项转移支付与一般性转移支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般性转移支付的作用更大,而税收返还对企业避税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最后,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获得的转移支付对当地企业避税的刺激程度不同,中部地区最强,东部地区最弱。     

环境规制、绿色金融与环保企业投资

本文以2010—2017年80家上市环保企业为样本,使用系统GMM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和绿色金融发展对环保企业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环保企业投资项目的长期性使其需要绿色金融的资金支持,环境规制促进专门从事防污治污的环保企业成立,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对环保企业投资的支持中主要起到规范和促进作用;环境规制水平越低,工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和环境破坏程度越严重,政府和金融部门在事后治理中对环保产业的投入越多,环保企业投资越大。     

内部控制与企业避税行

企业避税为股东增加价值的同时也增加了违反税收法规的风险,本文从企业合规目标的视角,检验了内部控制对企业避税行为的影响。本文以2007年至2012年沪深证券交易所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发现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效抑制企业激进的避税行为;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税收征管执法更严格的环境中,内部控制对企业激进避税行为的约束效应更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内部控制能有助于企业合规目标的实现,减少企业因激进避税而增加的违规风险,并保护投资者利益。本文的研究结果为全面理解我国企业内部控制的经济后果提供了增量的经验证据,也丰富了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避税行为影响的研究文献。     

地方财政压力与环境规制弱化——环境机会主义行为选择的经验证据

激增的财政压力和下放的环保权力,诱使地方政府作出环境机会主义行为选择。为此,基于2004—2018年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内嵌环境分权制度背景下的财政压力对地方环境规制执行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压力显著抑制环境规制有效执行,导致环境规制执行强度偏离社会最优;激增的财政压力以财政自给率为渠道,迫使欠发达城市出于生存需求,“理性”弱化环境规制执行强度,诱发财政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在达到中央政府环保绩效考核标准后,财政压力下的环境友好地区策略性地转移环保关注度,主动弱化环境规制,扩充本土税基,力求经济增长,其本质属于“有意为之”。因此,应合理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支出责任,厘清政府间财政关系;压实地方政府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规范监督地方政府机关行为选择;探索环境政策差别化机制,以实现中国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     

中央环保督察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研究

在碳达峰碳中和成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创新环境规制政策是解决环境和经济矛盾的重要手段。本文以2014―2019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模型（DID）检验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对重污染企业异质性绿色创新行为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应用情境和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中央环保督察能够显著提升试点地区重污染企业的绿色创新水平，但是企业绿色创新仅体现为策略性行为，且其促进效应具有滞后性；中央环保督察的绿色创新效应仅在“回头看”地区企业、大型企业以及国有企业中显著；环保投资是中央环保督察影响企业绿色创新水平的重要渠道。     

机构投资者、税收征管与企业避税

本文研究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的因果关系影响。有鉴于机构投资者和企业避税之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择机构投资者与被投资上市公司之间的空间距离作为机构持股的工具变量,我们发现在控制内生性之后,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行为仍然存在明显的制约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与税收征管在避税上存在互为补充的关系,同时机构投资者能通过抑制企业避税提升公司价值,而这一效应在税收征管强的地区更为明显。本文提供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避税影响的因果关系证据,从而拓展了机构投资者公司治理作用的文献,对于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倾向和治理企业避税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样本的成本视角

基于微观企业成本视角,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2年间524205家企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迁移行为的影响,以及企业研发创新与迁移成本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企业迁移行为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迁移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企业研发创新和迁移成本均负向调节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迁移行为的关系,且调节作用在不同地区以及不同类型企业中存在异质性。     

高铁开通是否抑制企业避税

本文利用多期DID模型,从企业避税视角考察高铁开通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企业的避税行为显著减少;高铁开通对企业避税的抑制作用主要集中在那些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内部治理环境较差、所在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小的企业;高铁开通背景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本文为高铁开通影响微观企业的行为提供了补充证据。     

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基于我国重污染行业的经验证据

基于不同层级政府政治目标冲突的框架,本文以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2010~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不同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央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正相关。进一步按照环境规制划分样本进行分析,发现在高环境规制地区,中央层级政治关联对企业环境责任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在低环境规制地区,地方层级政治关联与企业环境责任显著负相关。因此,制定合适的激励机制引导地方政府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对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     

财政压力、企业要素投入扭曲与经济绩效

本文利用中国取消农业税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探讨区县级政府财政压力对政府决策和微观企业资源配置的影响,进而分析由此带来的宏观经济绩效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受到财政压力的影响,农业税改革带来的财政压力使企业资本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缺口上升5.72%,企业资本要素投入不足情况加剧,而对劳动要素投入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财政压力对企业资本要素投入的扭曲效应更多源于税收征管提高、环境规制放松、交易费用增加和企业规模分布变异,这一干扰效应最终导致经济总量生产率平均下降约19.32%。     

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动因:合规还是利益?——来自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环境形势严峻的今天,企业通过内部化环境成本来承担环保责任的现状如何?什么因素驱动了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本文利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回答了上述问题,对我国企业环境管理决策和政府环境监管政策制定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研究发现,企业所属地区环境质量越差,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能性越小,程度越低;企业面临的监管压力越大,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的可能性越大,程度越高;企业环境成本内部化与财务绩效或企业价值并未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研究表明,企业的环境成本内部化行为是出于合规性的目的而非经济利益的驱动。     

税率差异、关联交易与企业价值

本文考察税率差异如何影响企业的关联交易行为,并分析基于避税动机的关联交易如何影响企业价值。我们以2005-2010年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分析发现:母子公司税率差异越大,关联交易规模越大;同时,基于避税动机的关联交易会增加企业价值。进一步分析发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并没有改变母子公司基于避税动机而进行关联交易的程度。本文的结果为所得税法如何影响企业避税行为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也对相关决策机构在税收优惠、税收征管等方面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企业的避税活动会影响投资效率吗?

文章考察了企业避税活动对投资效率的影响。避税活动往往会加剧企业内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且会扭曲激励契约而引发代理问题;而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是导致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预期企业的避税程度越高,投资效率越低。采用我国上市公司1999～2010年的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的避税程度与非效率投资额显著正相关,且这种正相关关系主要表现为避税引发了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可以抑制避税对过度投资的影响。本文的结论补充和拓展了新近关于避税代理观的研究,也对企业的财务决策和税务部门的征管工作有重要启示。     

战略差异度与企业避税

本文以2008-2016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了战略差异度对企业避税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差异度对企业避税具有显著影响,战略差异度越大的上市公司,避税越激进。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处于非管制行业、所处地区税收征管强度较小时,战略差异度对避税的影响更加显著;并且,风险承担在企业战略差异度和避税之间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本文丰富了企业战略差异度的经济后果以及避税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有助于公司的利益相关者更好地理解公司战略对其决策行为的影响;同时,本文也为税收征管部门对采用非常规战略的公司加强税收监管提供了决策支持。     

商业战略选择、产权安排与企业避税行为

商业战略会通过影响一个公司对风险的态度进而影响公司的避税行为,从上述理论出发,文章研究了商业战略和避税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现与采用探索者战略的企业相比,采用防御者战略的企业避税行为更消极,也意味着防御者认为激进税收筹划带来的成本和不确定性超过了节税的收益。同时研究还发现,由于产权安排导致的避税激励差异,上述战略对于避税行为的影响主要存在于国有企业。     

同行业间避税与企业的战略反应——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运用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引入同行业竞争者的股票异常回报作为工具变量,研究同行业竞争者避税行为对企业战略反应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同行业竞争者避税行为与企业避税存在战略互补效应,即同行业竞争者的避税行为越激进,企业会选择更加激进的避税策略。探究可能影响这种战略互补效应的机制,结果显示民营企业很可能会模仿同行业领导者等被认为避税行为更有效合理的竞争对手制定避税策略。进一步发现地理距离衰减有利于降低同行业信息收集成本,导致同行业间战略互补反应更显著,即同行业避税政策模仿具有“本土偏好”。本文提供了同行业竞争对企业避税影响的因果关系证据,揭示了同行业竞争者避税行为是企业避税行为的重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