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模型适用性考察

文章考察刘易斯经典模型的适用性,主要结论是:(1)刘易斯经典模型具有简单而又精巧的博弈结构,它大致适用于地主所有制且劳动力过剩的经济.(2)刘易斯经典模型不适用于自耕农制度且劳动力过剩的经济.在流动者与家庭脱离经济关系情形下(刘易斯曾考虑过),两部门工资大于或等于生存工资并在此基础上上升;在流动者与家庭不脱离经济关系情形下,农业部门工资上升而资本主义部门工资波动.(3)在多种农业土地制度并存情形下,经济发展不具备刘易斯经典模型的特征.由于劳动力流动次序由保留工资决定,其结果就是:在劳动力过剩阶段,资本主义部门工资先维持在生存水平上,此后逐步上升.(4)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业土地制度类似于自耕农制度,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非农工作者与家庭很少脱离经济关系,劳动力流动特征与刘易斯经典模型结论也不一致.     

中国劳动力市场结构与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特殊结构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吸收二元制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基本假设和对制度变量的讨论,建立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元市场与二元劳动力”模型,并用以解释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特点。本文认为,政府的强制性制度障碍导致“S型的人力资本投资曲线”的产生,从而使城市居民在主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政策和人力资本优势;作为对福利制度缺失的替代,“隐形补贴”等诱致性制度创新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具有成本优势。这一模型对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中的特殊现象有较好的解释力,对于我国城市化战略和我国一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到了吗——一个综述研究

刘易斯转折点是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但对于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经出现,学界仍分歧较大.本文在对刘易斯模型进行再认识的基础上,从剩余劳动力测算、人口流量与存量争论、工资上升原因解释及其他指标解读等方面对相关学者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回顾和整理,并据此指明了进一步研究我国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问题的方向.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的验证——开放条件下“刘易斯转折点”的检验与变异

"刘易斯转折点"是内嵌在二元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探索中国就业领域里诸多矛盾现象的切入点。中国基本符合二元经济理论的假设条件,经济发展路径与二元经济理论大致相同,但所处的全球化环境、体制条件有着明显不同,可将中国简化为一个开放条件下加速解体的二元经济。要判断是否经过"刘易斯转折点",需要把数量标准作为基本依据、价格标准作为参考依据。中国虽然仍有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年龄偏大,40岁以上劳动力占大多数,提高了转移难度;再加上中国特殊经济发展方式的影响,农民工工资的结构性上涨即主要由绩效工资(即计件工资)上涨支撑、基本工资上涨幅度不大,进一步排斥了年龄偏大的农村劳动力,农村中可转移劳动力已近枯竭,中国特色经济发展模式推动了"刘易斯转折点"的过早到来。     

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来到了吗——质疑2007年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的报告指出,劳动力短缺的现象已经开始在全国蔓延,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正在逐步呈现.本文从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出发,深入研究了刘易斯转折点时劳动力市场的主要特征;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探讨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和城市化水平,得出"我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尚未到来,劳动力就业压力仍然比较大"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围绕刘易斯模型建立时的假设条件,分析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现状,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我国劳动力供给的“刘易斯拐点”争论研究

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围绕“中国无限劳动力供给时代是否结束”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的实质主要体现在对“拐点”概念认识、证明及数据选择上的分歧.判断“刘易斯拐点”是否到来的关键在于考察“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和“城镇内部工资是否趋同”两大因素.沿着这一思路,我国呈现出农村劳动力过剩和城镇劳动力供给不足并存的特殊现象,这说明我国劳动力供给“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目前劳动力短缺现象主要是劳动力市场制度性分割作用的结果.     

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中国的“刘易斯拐点”说起

国内有学者认为,中国正面临一个劳动力从过剩到短缺的转折点,即"刘易斯拐点"。美国一些媒体也声称,随着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工资将大幅上涨,导致中国出口商品的价格也会上涨,进而将引发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尽管工资上涨与消费价格指数的上升由于价值转形而存在一定关系,但工资上涨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即便存在也与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没有必然的联系。相反,滥发货币救市和掠夺世界人民的国际垄断金融资本要对国际社会的通货膨胀即货币贬值负责。     

刘易斯模型及相关争论的评析

自1954年刘易斯发表其经典论文以来,围绕该文及其模型在一些基本而又核心的问题上都有很多争论。本文以刘易斯文本为依据,主要对刘易斯模型中两个部门划分、劳动力剩余与生存工资、古典主义方法论及模型中的福利问题等这些基本问题及相关争论进行了评介;并对基于刘易斯模型的发展,尤其费-拉模型的主要贡献进行了评论,在厘清他们之间的联系的同时,也对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误解作了纠正。     

中国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到来——来自农业生产部门的证据

对中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时间的判断具有重要的意义。从刘易斯转折点理论出发,可以得到多个不同的判断标准,本文在系统介绍这些判断标准的基础上,使用相对较为准确的"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和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比较"标准来进行判断,其中农业劳动力工资水平则分别采用了劳均农业净利润法和年工法。结果发现,这两种方法判断出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经过判断,认为根据农业部门劳动边际生产率的判断结果更为合理,中国在2005年前后到达刘易斯转折点。     

通货膨胀与“刘易斯转折点”的关系及其治理

根据发展经济学理论,“刘易斯转折点”来临后,普通劳动力工资和农产品价格将呈现上涨的趋势.那么其与“刘易斯转折点”之间是否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我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是否也与此有必然的联系？理解通货膨胀的根源,对于把握未来通货膨胀的趋势,制定通货膨胀治理政策乃至其他相关政策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由此,本文对这些相关问题作分析,得出我国“刘易斯转折点”与通货膨胀在实际经济中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是作为“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现象仍须引起重视,这就需要采取有效措施缓解“刘易斯转折点”中的通货膨胀.     

基于民工异质的刘易斯模型改造

刘易斯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我国长期低工资水平下的“民工潮”现象,但因其剩余劳动力完全同质的假设而无法解释我国当前发生的“民工荒”现象。本文依据“保留工资”高低将民工分成若干个类别,从而构建了一个基于民工异质的民工市场模型：经此改造的刘易斯模型分析的意义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能够同时解释“民工潮”与“民工荒”的统一的理论框架,揭示了“民工潮”与“民工荒”有可能交替发生,显示了破解当前“民工荒”问题的根本之策是提高民工工资,表明了“刘易斯拐点”在我国还远未出现：     

我国工资差异变化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家计调查的实证研究

尽管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速度,但随之而来的是不断扩大的工资收入差异和持续扩大的工资收入差距引发了广泛关注.一般认为,工资差距过大对社会公平和正义造成伤害,并直接影响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基于家计调查数据并使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方法,本论文对中国在过去二十年日益增长的工资差距进行实证分析并探讨影响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研究表明,政府对劳动力市场机构特别是工资政策改革是引发工资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之一.本论文指出,劳动力市场机构的变化不是造成工资差异扩大的唯一因素;其它重要因素包括劳动力市场歧视以及制度性障碍,如中国现行的户口政策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等.本论文还从政策层面对减少工资差异提出建议.     

对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探讨——从刘易斯曲线、人口红利、库兹涅茨曲线角度出发

学术界对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是否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以及中国人口红利拐点何时到来的讨论存在较多的争议.本文从二元经济视角、人口转变视角、收入分配视角分析了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库兹涅茨转折点之间的关系,由此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探讨.通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是否存在大幅度下降及农业工资率是否存在大幅度上升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经济并未进入刘易斯拐点;虽然中国面临人口红利的结束,人口转变优于经济发展,但并不意味着中国劳动力的短缺;只要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就会抵消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对中国是否存在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     

中国劳动市场一体化测度与利益评估

笔者通过比较劳动生产率和劳动边际产出的地区差异与产业差异,对我国劳动市场一体化程度及其变化趋势进行测度。研究发现改革以来,劳动市场地区分割已明显减弱,但产业分割仍然严重;工业部门存在较高技术门槛和体制门槛,传统服务业是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渠道。政策模拟显示,劳动市场一体化具有巨大的经济社会利益。     

劳动力转移与工资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研究——基于市场分割的视角

从市场分割的角度出发,对劳动力流动与工资差距同时扩大的"悖论"和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迁移谜题"进行了深入分析,认为劳动力市场的地区分割和城乡分割导致了劳动者之间必然存在工资收入差距,而且即使存在劳动力转移,也不能使工资差距收敛。这种制度性偏好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对劳动者工资收入差距的扩大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构建全国统一、自由竞争的劳动力市场是非常必要的,并提出有关的政策建议。     

2002-2010年中国农村 剩余劳动结构的估算

本文研究我国农村剩余劳动的长期结构性变化。研究结果表明,2002-2010年间,农业剩余劳动数量急剧下降超过90%,农村公开失业数量上升70%,成为剩余劳动的主要形式。在农村剩余劳动中,年龄在40岁以上的劳动者、受教育程度在小学及以下水平的劳动者和女性劳动者比例呈明显的上升趋势,2010年所占比例分别达到723%,4811%和5699%,这些变化可以解释剩余劳动与工资上涨、民工短缺并存的“悖论”,剩余劳动的结构性变化表明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     

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估计：2010—2018年*

本文在准确界定乡村就业人员统计口径基础上，利用国家计生委2015年流出地监测专项调查数据，构建基于农村劳动力就业类型选择的多分类预测模型，采用有监督的机器学习的AdaBoost算法，对2010—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和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进行估算。研究结果发现，2018年农村绝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3 692万，其中806%是以公开失业为表现形式的显性剩余劳动力；2018年农村相对剩余劳动力数量为5 369万，其中能够向外出就业转移的相对剩余劳动力仅为1 051万。本文判断我国已经从总体上跨越刘易斯第一转折点，并且将持续面临农业生产劳动力紧张和非农部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双重困境。对此本文提出促进农业劳动力充分就业、提升农村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以及消除劳动力跨区域转移障碍等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