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

本文从产业集聚、劳动生产率、地区差距相互的紧密联系出发,认为非农产业规模报酬递增地方化是产业集聚的源泉,并提高了该区域劳动生产率,进而对地区差距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利用中国2004年地级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数据,我们发现大陆地区非农产业劳动生产率对非农就业密度的弹性系数为8.8%左右,高于现阶段欧美国家5%左右的水平。同时这一集聚效应在省际之间有存在差异和没有差异两种情况,在非农产业分布极不平衡的情况下,这都扩大了劳动生产率在各省之间的趋异,将地区差距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考虑空间效应的中国肉牛生产区域集聚及成因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方法,对中国肉牛生产区域布局的变动及其成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中国肉牛生产区域呈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000年以来,肉牛生产地区逐步从非农就业机会较多的中原等区域向饲草资源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转移。进一步研究其成因,结果表明:资源条件、经济环境、技术因素和空间互动效应对肉牛生产的区域集聚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技术、空间误差自相关性、农业劳动力数量、草地面积和粮食产量对中国肉牛生产的区域集聚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而非农就业机会则具有明显的负向影响。     

地理集聚会优化商业信用环境吗？——来自浙江地级市的证据

以浙江案例为样本,运用空间计量法系统探讨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影响。研究证实:(1)地理集聚对商业信用环境优化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出集聚影响超过资本和就业集聚;(2)沿海地区由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变,伴随商业信用环境逐渐优化,非沿海地区信用环境对经济形势及资本特征较为敏感;(3)副省级城市制度门槛对地理集聚造成一定扭曲,显著降低商业信用环境;(4)资本集聚和就业集聚显著提高信用示范城市商业信用环境。     

城市蔓延真的抑制城市创新空间集聚吗

利用我国地级市面板数据，分别基于创新效率、知识溢出、就业匹配3种机制，解析城市蔓延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城市蔓延普遍对城市创新空间集聚产生负向全局处理效应，但经过创新效率、就业匹配以及知识溢出机制的调节后，该负向效应可以得到缓解甚至扭转。当城市蔓延导致城市就业密度、基础设施或工资水平下降时，则可能加剧这种负向效应；相对其它城市，东部地区或规模较大城市的城市蔓延会对创新空间集聚发挥提升效应。     

经济集聚密度与劳动生产率差异-基于北京市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差异是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根据北京市2004年经济普查数据分析发现,市内各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非常显著,其差异程度不亚于各市间、各省间的差异水平。我们从经济集聚密度的视角对北京市内的劳动生产率差异进行解释,结果发现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劳动生产率对单位面积上产出和单位面积上就业的弹性分别为11.8%和16.2%,高于欧美的4%—5%的平均水平。这一分析结论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也为解释我国地区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理论视角。     

创新要素的空间分布及其对区域创新产出的影响——基于中国省域的ESDA-GWR分析

以我国31个省域为研究单元,通过Moran指数I的全局分析,发现创新要素存在正向的空间相关性。Moran散点图和LISA聚类表的局部分析结果显示,不同的省域各个创新要素有着空间相关性的差异和不同的集聚模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运用GWR,分析我国省域创新要素对创新产出的空间影响差异。结果表明,R＆D经费支出对专利授权量有正相关性,绝大部分沿海省市的R＆D经费支出（对数）估计系数值较大;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对专利授权量具有负相关性;其他变量的参数估计值都有正有负,其中,R＆D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例（对数）的回归系数都不大;高等院校数对专利授权量的影响,新疆和内蒙古具有较大的正相关性,浙江、福建、江西、海南具有较大的负相关性。大多数省区技术合同项目数对专利授权量的影响具有正相关性,福建、广东和海南省除外。     

科技人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研究

战略性新兴产业在特定区域集聚吸引科技人才集聚,科技人才集聚呈现的空间差异性又影响区域间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发展。现有研究对人才集聚与产业集聚互动关系忽略了空间因素,难以全面刻画科技人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复杂关系。采用我国2007—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联立方程模型,实证考察科技人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的空间交互效应。结果发现：我国科技人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存在显著双向促进作用;科技人才集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科技人才集聚与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之间存在负向空间交互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以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利用2010-2018年26个城市面板数据,对城市群内各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探究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并考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两个环境变量如何通过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产出产生直接影响,以及在空间溢出过程中如何发挥调节效应。结果发现：各城市创新活动存在明显正向关联;城市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本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显著直接促进作用,而对邻近城市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为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外商直接投资在长三角城市群高技术产业集聚对城市创新的直接效应与空间溢出效应中均发挥显著调节作用。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Does the presence of high-skilled employees increase total and high-skilled employment in the long run? Evidence from Austria

Studies conducted for the US have found a positiv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on employment growth, with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diverging at the same time. In contrast, studies for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found convergence of human capital endowments. This paper tests these relationships for the 99 Austrian districts for the observation period 1971–2011 by estimating how the presence of high-skilled employment affects total, low-skilled and high-skilled employment growth. To this end, OLS, fixed-effects and first-difference regressions are estimated. The results indicate continuous convergence of high-skilled employment which, however, slowed down significantly since the 1990s.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studies, evidence for positive effects of high-skilled on total and low-skilled employment is only weak and varies over time.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otal and high-skilled employment in suburban areas grew faster than in other regions, while districts which bordered the Eastern Bloc were disadvantaged. Nevertheless, spatial neighbourhood effects within Austria are only weak.     

上海创意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分析

创意产业园区是一种新的生产空间组织,1990年代末以来在一些国际著名大都市中发展迅速.文章试图通过分析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空间演变、形成机理、网络关系,研究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时空变化规律.研究表明,上海创意产业园区是都市工业园区的伴生与再升级,空间形态上则由黄浦江和内环线围合而成的半环状地带和苏州河沿岸地带,向东北、西南地区地带拓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旧城空间秩序优化、创意阶层兴起并集聚是创意产业园区发展的驱动力,而园区内部组织的网络关系是维持其运转的支持力.     

产业聚集对区域创新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以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

分析了产业聚集所产生的各类知识溢出对区域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产业聚集的最佳聚集程度和规模,并以我国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多样化的产业环境有助于区域创新,竞争对区域创新存在负面影响,研发多样化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并不显著;总就业密度提高一倍,则创新水平将提高24%;就业密度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曲线呈倒U型,且就业密度均为600人/平方公里时区域创新绩效达到最高;区域人口规模与区域创新绩效的关系曲线呈U型,对应拐点大致出现在区域人口总规模为6500万人处。     

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劳动生产率——来自中国城市动态面板数据的证据

文章采用2001-2007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集聚经济、公共基础设施与城市非农劳动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其他影响因素后,一个地区的就业密度和公共基础设施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都有着显著为正的影响,但在忽略城市公共基础设施的情况下,集聚经济的估计值明显偏高了。     

Human capital effects on labour productivity in EU regions

Recent years have seen a wealth of articles on spatial effects in empirical growth specifications. Endogenous growth models, together with the arguments of the new economic geography, have led to spatial dependence being identified with the existence of externalities which cross regional borders. This article continues in this line of research and offers new empirical evidence on the contribution of human capital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o the differences in productivity in European Union regions. The article uses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with different weight matrices to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capital variables and labour productivity, with the advantage that it allows the effects of spatial externalities associated to human capital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o be quantified.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     

基于MESS模型的服务业影响因素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浙江省69个市县为例

基于矩阵指数空间规范(MESS)模型,文章以浙江省69个市县为例,采用Bayes方法对服务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空间计量分析。研究发现,浙江省各市县的服务业存在显著的空间相依性和空间异质性。地区的服务业从业人员比例、人口密度、工业产值以及地方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不仅对本地区的服务业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还对邻近地区的服务业有正向溢出效应;而地区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对服务业的发展则是一个抑制性因素。     

金融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溢出效应的空间计量分析

金融业发挥资源配置功能,对绿色和环保产业提供资金支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源头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生态效率。通过建立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超效率DEA、Moran’s I等,对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进行时空差异分析。在此基础上,建立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验证金融集聚对生态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显示:金融集聚和生态效率呈现出区域差异性,表现出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特点;区域差异源于局部集聚性和集聚阴影效应;银行业对中部地区生态效率溢出效应明显,证券业对东部和中部地区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明显,保险业对生态效率溢出效应不明显,金融密度对西部地区生态效率溢出效应明显。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模式演进机制研究

运用空间辐射效应、空间吸纳效应和空间闭塞效应，分析区域创新要素空间集聚模式演进机制，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浙江省11个地级市创新要素集聚现状进行实证分析，进一步从实践中挖掘了这种空间集聚模式演变路径。结果表明，区域创新要素集聚程度首先受地区与邻近区域创新要素集聚空间关联程度的影响；其次，空间关联度在多重空间效应推动下往往呈现出逐渐增强的趋势，且促使创新要素从空间无序分布状态逐渐向创新要素高度集聚地区与高度集聚地区靠拢、低度集聚地区向低度集聚地区聚合的有序分布态势跃迁，从而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和技术创新的空间失衡。     

工业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以环境规制为调节变量的研究

基于外部性理论,利用2009—2017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从全样本和区域分样本两方面探讨了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与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省际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呈不断上升趋势,且存在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性,分别呈现出“一损俱损”“荣辱与共”“一荣俱荣”的城市群特征;工业产业专业化集聚和相关多样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都有影响,且环境规制在其中起到了调节作用,但对于不同的研究样本,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对于处在“一损俱损”“荣辱与共”阶段的城市群,应聚焦主要问题,通过发展主要方面,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并向“一荣俱荣”城市群转变。     

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br#

本文纳入空间效应对双边随机前沿模型进行改进,用于估算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并基于2006—2016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对制造业集聚的聚集效应、拥挤效应以及两者共同作用的净效应进行估计,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制造业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聚集效应为1951%,拥挤效应为896%,净效应为1055%,即制造业集聚有利于绿色经济效率的改进;（2）面板门槛模型分析发现,在高发展水平阶段,随着制造业集聚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净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效应呈U型变化,而随着制造业集聚的空间等级水平的提升,净效应对绿色经济效率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趋势;（3）异质性组合分析表明,经济发展不同水平阶段下,制造业集聚专业化水平和空间等级水平的变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双边影响不尽相同,表明中国城市在制造业集聚的路径选择上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和挑战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