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城乡分割、就业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差异

本文讨论了不同人群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并在对概率模型进行分解分析的基础上，对城乡之间以及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之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本文的结论发现，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高于城镇居民主要是由于预期的满足程度、收入变化预期、对生活状态改善的评价等差异所引起的；城镇失业与就业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则主要是由收入效应导致的。     

比较、包容与幸福——基于中国农村居民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使用来自中国4个省8个县64个村庄900多个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了中国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比较方向以及比较中的包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大约45%的农村被调查者在日常生活中会与别人进行比较。收入低的农村居民的比较强度高,比较强度对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进行比较的农村居民把"本村民小组居民"作为比较参照系的比例最高,选择"邻居"作为比较方向的农村居民幸福感最低。收入高、受教育年限长或女性农村居民的包容性强,包容性强的农村居民幸福感高。     

我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对北京、辽宁和河北三省市调查所获得的1033个农户样本,运用有序逻辑模型进行数据处理,分析了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收入、年龄、健康状况、对合作医疗满意度等因素对所有地区的农村居民生活满意度均有正向显著影响;性别、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面积和结构等因素对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差异;宗教信仰、家庭人口、家庭成员的身体状况以及是否有需要赡养的老人等因素对我国不同经济发展地区农村居民生活幸福感的影响不显著。     

女性农民工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人格的相关研究

本文综合运用运用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幸福感研究成果,通过心理测验问卷对嘉兴市女性农民工的幸福感进行测量,探究主观幸福感与心理健康、人格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嘉兴市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主观幸福感总体上联系不密切,但会对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因素可能产生明显的相关影响。外向的女性农民工对生活的满足和兴趣感受明显低于内向的女性;神经质的女性农民工对健康的担心较少,忧郁或愉快的心境会明显地减少;女性农民工的社会掩饰水平高,其对情感和行为的控制水平和松驰与紧张状况就会降低。     

谁是幸福的?——个体特征、外部环境与主观幸福感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和心理体验,而个体特征与外部环境是理解幸福内涵的两个核心维度。本文从个体特性、个体状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环境等四类因素出发考察了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决定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来看,与个体特征相关的年龄、性格、收入与健康等因素,以及与外部环境相关的对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的评价及对民主化进程的满意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之间有着显著的关系。如果不考虑年龄因素,在其他所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关系的因素中,居民的性格因素的作用高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的边际作用高于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不过相对于其他因素,收入因素和收入不平等因素的边际作用是最小的。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支出偏好与居民幸福感——基于分税制后的中国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CGSS2006年的数据,考察财政分权、政府支出偏好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我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不过它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亲贫式支出的大小;财政分权对中低收入者和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但是对高收入者以及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并非显著异于零;财政分权对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非民族地区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对东部、发达地区的影响不显著,对民族地区的影响为正.     

蚌埠市居民幸福感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对居民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的判断,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在“蚌埠市居民幸福感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对居民的幸福感水平及其主观影响因素和客观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为提升蚌埠市居民幸福感提供建议。     

影响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因素分析

主观幸福感,是人们对目前生活质量的评价,是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认可的程度。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城市居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城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越来越受到各界的关注。分析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客观影响因素,可以从经济状况、人际关系、社会压力以及文化四个方面着手,同时阐述目前研究中的不足对以后的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青岛市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研究

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自尊量表对370名低收入人群样本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和自尊处于中等水平,二者互为预测变量,生存质量和收入水平等现实生活状况因素对二者具有共同影响;收入增长预期等认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具有中介因素;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朋友支持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     

基于灰色关联的农村居民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以山西省所属11个地级市为例

以幸福经济学为指导、参考社会学和心理学,同时根据中央有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施意见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标准: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和民主管理,构建影响农村居民幸福感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以山西省所属11个地级市为例,使用灰色关联分析农村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农村人文环境、农村自然环境和政府信用水平满意度指数六个因素与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联度,得出六个因素先后顺序。由此提出相应的对策:一是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二是改善农村居民生存环境和人文环境;三是提高政府信用水平。     

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在对成都市433名城区、郊区和农村居民的结构式访问基础上,以"整体生活满意度"和"具体生活满意度"作为主观幸福的核心维度,运用方差分析、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城乡居民的主观幸福差异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城乡居民主观幸福在一些维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另一些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城乡居民存在着增进和损害其各自主观幸福的条件和因素,这些条件和因素包括工作状况、家庭收入、居住条件、家庭生活、人际关系、闲暇活动、健康状况、生活城市等。     

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基于武汉市城镇居民的调查分析

基于2007年武汉市城镇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数据,本文对收入、工作单位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影响,而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有负影响,收入-幸福悖论并不成立。同时,在控制其他因素后,与在政府机关及国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个体相比,在其他单位工作的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低;如果考虑不同工作单位对个体主观幸福感所产生的影响,随着在其他单位工作的人的收入增加,由于工作单位的性质差异导致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在两者之间逐渐缩小。     

收入不平等、社会犯罪与国民幸福感-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对中国收入不平等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发现,中国的收入不平等对居民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它对农村居民和低收入者的负面影响要显著大于城市居民和高收入者。此外,收入不平等除了自身对居民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外,还通过社会犯罪间接地对居民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天津居民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文以天津市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为研究对象,用大样本随机抽样的调查方式获得基础数据,利用SPSS17.0统计软件,进行频数统计、相关性分析、交叉分析。结果表明：家庭温暖、亲人和睦为影响幸福感的首要因素,同时愈幸福的人群愈关注实现价值等更高层次的因素;女性对幸福感更敏感;中高收入者幸福感最强且更关注人际和谐、实现价值等因素。旨在为了为领导决策、为个人追求高质量的幸福生活提供参考。     

北京流动人口城市归属感与主观幸福感的现状与对策研究

流动人口作为一个游离在城市市民边缘的特殊群体,一直备受社会关注,如何使流动人口更好地融入城市,将成为城市建设与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议题.本研究对流动人口的城市归属感和主观幸福感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目前阶段,提高城市归属感依然是提高流动人口幸福感的主要途径,但归属感并不是影响幸福感的唯一因素,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等个人因素也对幸福感有显著影响,这为提升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参考.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分析——基于西部289个自然村的调查

本文运用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2010年初在西部地区289个自然村有无外出务工户的问卷调查及2000-2007年西部各省际单位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就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效应进行统计与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缓解农民家庭贫困、改善农民家庭福利状况具有积极效应;劳动力流动、农村固定资产投资、经济增长及农村人力资本提高等因素对西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积极影响,其中,区域经济增长对农民增收作用最大。     

关于主观幸福感与经济学的文献综述

本文系统梳理了近三十年来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成果,目的在于总结经济学研究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发展线索和成果,为中国幸福感的研究奠定基础。文章重点讨论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效用和偏好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以及偏好对幸福感的影响,并总结了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幸福感的最新动向。     

环境规制提高了居民主观幸福感吗?——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基于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机理,使用CFPS2012、2014、2016三年微观数据所构成的面板数据展开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居民主观幸福感随着环境规制的增强而不断提升,因而环境规制是增进居民幸福感的重要动力源泉。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2.66时,居民主观感知的环境状况转优使得居民主观幸福感提升,即环境规制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主观感知效应存在。增强环境规制还可通过改善居民健康状况的健康效应和提升区域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创新效应两种方式间接地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且健康效应的作用效果强于创新效应。相比中低收入人群、重污染地区和东部地区的居民,增强环境规制对高收入人群、轻污染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居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更为突出。     

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一个综合分析框架

利用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分析近20年来中国居民主观幸福感变化,发现中国存在"收入-幸福悖论"现象。构建一个基于人口学、经济、家庭、工作、人际关系和情感等因素的综合框架分析发现,这些因素对主观幸福感均有显著影响,经济、家庭、工作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收入高、信任家庭、对工作满意、人际关系和谐、情感积极的人幸福感较强。这表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须大力推进社会发展与文明进步,科学协调好发展经济与满足居民不断提升的多层次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而切实增进居民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