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主体视角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研究——对中、日两国的实证比较

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格局合理与否决定着居民福利水平的提高、企业的持续发展和公共服务的持续发展能否协调共进。中国与日本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日本相比,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中国住户部门的所得份额明显偏低,而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所得份额明显偏高,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存在着明显的向企业和政府倾斜的倾向。这对国内消费需求的增长、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应该采取提高劳动者报酬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增加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出、放松对企业向职工提供补助和福利的管制等措施,提高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政府主导、企业偏向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失衡——一个基于三方博弈的分析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是政府部门、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三方博弈的结果。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谈判机制是在政府主导和企业偏向的制度环境下进行的。住户部门所占份额偏低,政府偏向、企业偏向严重是这种国民收入分配决定机制的必然结果。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政治结构、对经济增长的过分追求以及经济增长目标与提高住户部门份额之间的矛盾,导致我国对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总是被动的。在全社会建立起平等的国民收入分配谈判机制,在企业内部建立起平等的工资谈判机制,是我国国民收入格局进入良性循环的前提。     

国民收入的分配、转移格局:理论表达与我国实情

国民收入的分配,在初次分配环节,包括私人部门内资本报酬和劳动报酬的分配以及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私人部门和政府部门之间的分配的基础是通过私人部门生产的一部分价值即净流出的生产税对政府部门生产公共服务的耗费进行补偿。在再分配环节,在初次分配基础上形成的分配格局完全取决于所得税在部门之间的净转移。从1992年至2007年,我国分配格局变化的基本特征是:住户部门在初次分配中收入占比大幅度下降,在再分配中则进一步下降。提高住户部门的收入占比,需要限制资本要素的非生产性强势地位并弱化政府部门的投资职能。     

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迁研究

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为基础,对政府、企业、居民三大部门在我国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的收入比例变动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发现在初次分配环节：居民部门的劳动报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留存占GDP的比重均有所下降,其中劳动报酬占比下降6.66个百分点。而企业部门的经营性留存占比有显著上升,政府部门的收入增加主要体现在生产税净额和社会保险收入方面。在再分配过程中,由于缴纳收入税,企业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份额有所降低,政府部门的收入比重则继续上升。居民部门的收入占比与初次分配相比有所提高,但随着时间推移,提高的幅度趋小,也就是说,再分配环节对于改善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格局中相对地位的作用越来越弱。     

现阶段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状况评析

初次分配指国民收入在直接参与生产的各要素之间进行的价值分配,其各部分间的比例关系即初次分配格局。通过国民收入三大部门分配的比例关系,特别是我国现阶段劳动报酬率的统计分析,可以得出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不均衡,即主要向政府部门倾斜的结论。这种不均衡的初次分配格局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应该努力提高“两个比重”,始终把劳动报酬、居民收入放在初次分配的核心位置,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惠及每一个劳动者。     

谁在抑制居民的消费需求?——基于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分析

经济转型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民收入分配从向居民倾斜逐步演变成向政府倾斜.分析1992-2007年16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截至2007年,总共下降了8.6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5.41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3.89个和1.52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8.60个百分点,而政府和企业部门则分别上升了3.03和5.5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分别使其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下降了5.99个和3.21个百分点.因此,应该适当调整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收入比重,并将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与各经济主体内部收入分配结构的调节有机结合.     

国内总需求结构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失衡

本文通过国民资金流量表核算资料,对近年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趋势及其对国内总需求结构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当前投资与消费的结构性矛盾与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失衡有密切的关系,并研究了这种失衡的制度性背景。改善这种失衡不仅是社会发展和公平的需要,也是提高我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宏观效率的重要保证。     

我国居民消费率的现状、原因及对策

居民消费率过低是我国经济发展缺乏协调性的突出表现,也是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环节。国民收入结构失衡,尤其是劳动报酬在GDP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太低、收入差距过大等,是导致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的主要因素。因此,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增加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缩小贫富差距,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主要途径。     

加快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三个转变”

1.在需求结构上,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方针,把经济发展建立在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和消费需求不断扩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     

分税制、收入分配与居民消费——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1994年我国实行分税制之后,居民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重不断走低,而且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在不断下降。究其原因是,一方面分税制改革之后的税收结构不利于居民收入的相对增长,另一方面分税制的实施大大提高了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的能力,从而导致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实证分析也表明,随着分税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占比呈现出显著的下降特征。     

董事会的性质与国企董事会的出路

公司是企业演变的一个更高级形态。现代意义上的董事会具有一定程度的内生性,董事会一方面是股东力量互相抗衡的场所,另一方面是联结各利益相关者的中枢机构,具体而言应具有战略性、调和性、独立性、问责性。国企董事会尚存在政企不分、职责定位不清、独立董事功能有限等问题,政府应首先让董事会独立行事,然后对其问责,同时寻求高素质的董事,促使独立董事主动为小股东利益代言。     

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绩效敏感度评估

在现实市场中,公司经理人普遍存在着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问题,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由此造成的代理成本,一个相当普遍的策略是对公司管理层实施薪酬激励政策。对中国上市公司管理层报酬—绩效敏感度的实证分析表明:上市公司管理层的报酬——绩效敏感度的离散程度非常高,没有明显的规律性和一致性;相当一部分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报酬表现出“工资刚性”;公司绩效与管理层报酬——绩效敏感度之间不存在明显关联性。在重构中国企业高管薪酬体系的时候,对这些问题有必要慎重考虑。     

四川丘陵县区工业部门市场化进程测度

基于完全计划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为0%,完全市场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为100%的假定,文章以四川宜宾为例,从所有制结构多元化、产品市场化、要素市场化、价格体制市场化等方面对工业部门市场化程度进行了测度,结论认为四川丘陵工业部门市场化程度为40%～50%.     

校企合作战略联盟长效机制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的分析从教师视域出发,选择企业规模、经济实力、人力资源稳定性、战略目标、人才培养质量、师资水平、二级管理、文化兼容、政策支持、法律法规支持以及交流沟通平台建设11个测度变量,作为校企合作战略联盟长效机制达成的影响因素,通过问卷设计与调研,借助信度与效度分析、线性回归分析,得出企业规模、人力资源稳定性、人才培养质量、政策支持、交流沟通平台建设对校企合作战略联盟长效机制的达成具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基于此,文章最后提出企业应逐步扩大经营规模、维持校企合作参与人员的稳定性,高校要把人才培养放在首要位置,政府应搭建多渠道交流沟通平台、制定具体激励政策等建议。     

论登记对抗主义在物权变动中形成的利益冲突

物权变动登记时抗主义试图结合公示的公信力,让物权变动昭告天下.其本质上是意思主义.这就使得对抗主义在努力兼得意思主义和公示实质主义两种模式之优点的同时,也带来了两种模式联体作用所产生的矛盾效果:有对抗力的物权与无对抗力的物权同时存在于同一物.两个物权皆系依法取得,都是适格法权,理应受同等保护,然而基于标的物的不可分割性,两个物权必然相克,损害物权的静态安全和动态安全,并实际上对恶意串通予以不当激励,形成尖锐的利益冲突.应当理顺我国物权变动制度的逻辑体系,统一采用登记生效主义.     

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与供给——基于五城市调查的实证分析

在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的新形势下,满足农民工就业服务需求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五城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服务的需求和供给状况。研究发现：农民工的就业服务表现为需求不足和供给匮乏的双重特征,年龄、婚姻、收入水平、就业状态、教育水平、劳动合同等因素对就业服务需求具有重要影响。个人、单位/雇主和营利机构是农民工满足服务需要的三大来源,而政府公共部门和民间非营利组织的服务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加强。     

社会保险道德风险的发生机制及防治

社会保险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功能起着重要作用。道德风险对于社会保险发挥其正常功能具有显著的消极影响。本文针对国内外社会保险制度实施中存在的形形色色的道德风险,探讨了社会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条件和特点,分析了社会保险道德风险产生的原因,提出防治社会保险道德风险的思路和对策。     

中部六省工业化水平的综合比较研究

建立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工业结构、就业结构、科技含量、资源消耗与环境保护六类共28个指标的工业化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对2006年中部六省工业化发展水平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工业化呈两极分化现象,湖北、安徽位于前列,江西、湖南位居其中,河南、山西处于落后位置,并根据据因子得分进行排名,提出中部六省各省工业化均衡发展的建议和对策。     

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权属的职务发明制度之殇

学生群体是高校科研工作的重要力量,我国长期采用职务发明制度来规制科技创新成果权属,却忽视了学生与高校间不具备雇佣关系的逻辑前提,加之高校凭借强势地位进行扩权管理及师生群体默认“代际补偿”等原因,共同导致以补偿制度掩盖权利对价不公的非逻辑理性制度长期存在。因此,重构高校学生科技创新成果权属模式应摆脱职务发明制度思维的桎梏,重新回归发明权属一般规则。同时,基于学生对教师依附性及高校对科研过程物质支持的考虑,构建两层次法律规范——科技创新成果权属依据学生创造性贡献进行初次分配,再由高校与学生约定权属划分,法律仅规定“缺省规则”兜底。该模式既符合权属分配正义,又可以促进成果转化,是较为理想的路径选择。     

资本后发优势的存在及其实现条件

本文从资本后发优势的内涵入手,从多个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资本后发优势的存在性,并从经济政策、制度、基础设施、资本市场完善程度、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以及人力资本六个方面分析了影响资本后发优势从潜在优势转变为现实优势的条件.同时,本文对资本后发优势持否定观点的"卢卡斯之谜"作了相应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