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国际比较及对中国的启示

以负面清单管理跨境服务贸易成为区域贸易协定中服务贸易开放的主流。文章通过比较美国、日本FTA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和上海、海南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发现，国内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无论是框架结构还是清单内容，都与国际通行负面清单存在较大差异。要满足RCEP由正面清单转向负面清单和加入CPTPP的要求，在制定首份全国版负面清单时，要全面梳理目前负面清单中兜底条款的内容，在坚持开放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负面清单框架结构和不符措施内容。     

国际投资规则视阈下的负面清单法律定位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建立国际化和法治化跨境投资规则体系的初步尝试。在没有既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应遵循国际化和法治化指导思想,选择合适法律路径实现与国际规则接轨。尽管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是我国政府的单边行为,但由于中美BIT与上海自贸区投资规则存在互相影响和作用的内在联系,自贸区应前瞻性对接中美BIT谈判条款,从负面清单法律属性着手,明确负面清单的制订应遵循透明度原则,保持负面清单在框架和内容上与国际投资规则相协调。     

以一则案例分析跨境服务贸易中『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的适用性

“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与国民享受、市场准入、当地监管条例存在交叉关系,是规范国际服务贸易市场运作流程、加速全球跨境服务业发展的助推器。然而,部分国际跨境服务贸易企业为扩大服务范围,放弃对这一规则坚持,并将自身置于被投诉、诉讼与索赔等潜在风险之中。是以,分析跨境服务违反“禁止要求当地存在规则”危害,研究违规风险防范办法,成为促进跨境服务稳定发展的重要举措。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9年版）》实现重要突破

<正>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编码体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通过建立全国统一的清单编码体系,依托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对列入清单的市场准入类审批事项进行赋码,同时清单编码与全国政务服务事项的编码形成一致的映射关系。这有助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体系衔接匹配,打造全国一张清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许可类事项中,大部分是市场     

中国(上海)自贸试验区改革的重点:对外商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管理

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是因应经济全球化发展新趋势的一项重要国家战略,是党中央作出的一项重大举措。上海自贸试验区旨在抓住全球服务贸易和投资规则重构的时机,主动去适应国际高标准的规则要求,来推进我国服务业和服务贸易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国际经济竞争中抢占先机。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先行先试的与投资有关的改革措施中,难度最大但也最重要的是对外商投资准入实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这一改革对上海自贸试验区的整体改革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同时亦是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要着力点。负面清单管理是保证政府管理体系透明化和法制化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政府经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标志之一。现阶段上海自贸试验区外商投资准入管理负面清单设计仍存在一些难点,诸如对产业编码长度的选择和对现有的不符措施的梳理、如何在制定负面清单时通过清理不符措施以切实减少对外商投资准入的限制和提高投资便利化的程度、如何确定需要保留将来采取不符措施权力的行业和领域等,这需要我们通过锐意改革和不断创新加以逐步改进和完善。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正式启动——访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负责人

<正>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总体要求、主要任务和配套措施。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司负责人就意见相关问题回答了本刊记者的提问。为何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问:什么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为什么要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答:负面清单是国际上广泛采用的外资准入管理方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     

美国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议负面清单的

本文深入考察了美国BIT和FTA负面清单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分析了两类协议负面清单的关联性和差异性。经过30多年的演变,美国的负面清单日益简洁和明确,新一代负面清单的政策透明度大大提高。美国BIT和FTA负面清单形式和内容的演进具有很强的关联性。目前,两类协议负面清单最主要的差异在于FTA增加了针对服务贸易的限制,包括在负面清单中增加涉及服务贸易的不符措施和在同一不符措施中增加涉及服务贸易的条款。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文从立法模式、立法内容和制度体系3个方面总结了美国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可供中国借鉴的经验。     

负面清单的管理研究

负面清单管理现已是当今世界各国在制定国际贸易与投资协定过程中使用最广泛和认同度最高的一种管理模式。随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试行,有必要对现行的负面清单进行全面分析,从而积累经验和吸取教训以利于负面清单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首先文章明确了负面清单的内涵,然后将2013版、2014版和2015版的负面清单进行比较,接着再与《〈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关于内地在广东省与香港(澳门)基本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协议》附件中的负面清单进行比较研究,最后根据研究结果给出一些启示和建议。     

厘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关键

<正>日前,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要做好与行政审批事项清单、《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以及与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设定的市场准入管理事项的衔接。为此,笔者认为,我们必须仔细思索并明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究竟是什么和绝不是什么的问题,否则就十分容易陷入思维混乱的境地,最终在"市场准     

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对我国国家利益的影响与对策

CPTPP与DEPA当中的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兼采“货物生产地”与“生产者国籍”两项标准认定非歧视待遇覆盖范围,且并未对非歧视待遇采取清单式限制。该条款因而有别于传统货物与服务贸易中的非歧视待遇规则。目前,国别数字治理规则可能与该条款存在冲突的措施包括数字产品准入限制、数字服务税与数字产品消费限制。上述措施均存在明显的歧视性,且适用公共道德例外进行抗辩很可能面临涉案措施“必需性”证明难题。对我国而言,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条款有助于降低贸易壁垒,但同时会对我国数字治理措施合法性提出挑战。我国可以将数字产品差别待遇措施写入“负面清单”,同时利用“补贴例外”“广播例外”与“公共道德例外”维护我国数字治理措施合法性空间。     

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制定与中美BIT 谈判 联动性研究

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理模式创新和探索扩大开放新途径是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的核心任务,而对于外商投资采取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是其中最大的挑战。当前中美正在紧锣密鼓进行的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谈判的最大难点同样是负面清单的谈判。作为为国家对外开放探索新途径的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负面清单的制定必然要与中美BIT谈判中涉及到的负面清单谈判进行联动,本文将对两者之间联动的必要性、负面清单模式的形成过程、核心内涵以及如何实现上海自贸试验区与中美BIT的联动等问题进行分析。     

构建北京自贸试验区国际商事仲裁机制疏纡

北京自贸试验区的发展需要建立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深度开放的市场,而商事纠纷数量也会随之快速增长。作为使用率最高的商事争端解决方式,仲裁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仲裁的服务质量将影响北京自贸试验区营商环境的国际化和法治化程度。作为国际服务贸易的组成部分,仲裁行业的发展状况还会直接反映自贸试验区市场的开放度。因此,构建北京自贸试验区商事仲裁机制,应对《仲裁法》滞后性引发的临时仲裁效力、仲裁裁决籍属等实践问题,是北京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开放发展的必经之路。     

南美沿海型和内陆型自贸区实践与我国自贸区建设

南美科隆、马瑙斯自贸区为世界上最为成功的自贸区实践之一。科隆自贸区是沿海型自贸区的典型,它拥有优越地理条件,实行最宽松自由的自贸区管理模式,成为美洲国际货物转运和航运中心。马瑙斯自贸区是内陆型自贸区的典型,它通过宽严适度的税收减免措施使之发展成为内陆外向的加工贸易中心。科隆自贸区的实践不但直接对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而且对我国其他申请中的沿海型自贸区建设有借鉴作用。马瑙斯自贸区则对我国申请中的内地型自贸区建设有很大的参考意义。     

论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 试验区的适用

鉴于我国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未明确允许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适用,区内的企业难以真正享受自由贸易区的零关税或优惠关税政策。这不仅会抑制自贸实验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扩大就业的政策预期,也不利于上海建设国际性物流中心和贸易中心。应通过原产地规则的立法完善尽快推进自由贸易区原产地规则在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适用,让区内从事进出口业务的企业获得出口退税、进口保税和自由贸易区优惠关税等更多的叠加性政策支持,加快政策的衔接应用。     

WTO视角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探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上海自贸区")不是世界贸易组织体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区,而是根据《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所建立的国内特殊经济区。知识产权保护是世界贸易组织密切关注的重要议题,上海自贸区知识产权保护也是不可回避的焦点问题。"一线监管放开"的上海自贸区不是知识产权侵权的避风港,上海自贸区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体系建设,严格知识产权海关执法;利用"先行先试"的优惠政策,在知识产权管理和执法体制方面为促进和完善国家知识产权政策体系提供示范效应,并为知识产权规则的国际协调提供实证支持。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金融创新研究

本文首先分析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背景、核心、自贸区建设关键因素及相互关系,指出:渐进式改革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必然选择,发展离岸金融是上海跨越区域金融中心的重要一步,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离岸人民币中心并由上海清算所实现双向人民币资金池统一清算、结算、交割,同时监管银行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头寸,动态调整渗透程度;此外,上海清算所还可以在自贸区试点以大宗商品场外交易为核心的OTC市场作为国内期货市场配对交易、现货市场创新交易、规避风险的完善和补充,使各交易主体打通基于国内外金融衍生全品种的风险管理体系,更有效的管理和控制风险、发现价格。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Background,Developments and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Initial Impacts

The China (Shanghai) Pilot Free Trade Zone (SPFTZ) founded one year ago is a trial for China's new round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which has promised liberalisation on the capital account and trade facilitation as its main objectives. Here, we discuss why China adopted such a pilot zone after three decad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plore what the differences are between the SPFTZ and other free trade area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SPFTZ in the past year. We also make a preliminary assessment of the SPFTZ's initial impacts, especially of its impact on China's capital account opening and financial liberalisation. It is possible that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SPFTZ and more pilot policies replicated in China will give rise to a more balanced Chinese economy in the following decade.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经济效益分析

2004年10月18日至20日,中国与东盟贸易谈判委员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就自由贸易区谈判中最重要的内容—货物贸易协议达成一致,并于11月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及争端解决机制协议。这为如期启动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铺平了道路,使研究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问题的任务迫在眉睫。本文对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后可预期的贸易效益、投资效益及规模经济效益进行了探讨。     

服务贸易政策的成本估计:基于STRI的关税等价

文章利用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STRI)和亚洲开发银行多区域投入产出表,运用Anderson和Van Wincoop (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服务贸易政策对服务总值贸易和增加值贸易的影响效应,并评估了政策壁垒的关税等价。研究发现,进口国服务贸易政策对服务总值进口以及内涵的国内增加值和国外增加值均有显著抑制作用,且对国外增加值的进口抑制作用更大。对于不同行业,服务贸易政策的经济成本存在显著差异,服务贸易政策促进了电信服务和航空运输服务的跨境贸易,但是对其他行业跨境贸易有显著抑制作用,2018年关税等价介于2.4%~249.8%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