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舆论环境与海外进入模式选择 ——基于海量媒体数据的定量考察

逆全球化背景下日趋复杂的东道国舆论环境给我国国际化进程带来严峻挑战,对其如何影响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关键决策还缺乏系统的实证检验。基于情感分析技术（NLP）和网络爬虫,对2015-2022年间830余万条媒体报道进行文本分析,构建涉华舆情指数,系统分析与检验了东道国舆论环境对我国企业海外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东道国舆论环境越差,相比于独资模式,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合资模式进入海外市场;相比于跨国并购,中国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绿地投资进入海外市场;跨国企业的产权性质和国际化经验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在影响机制方面,东道国舆论环境通过影响企业的规制、规范和认知合法性来影响跨国企业投资设立模式的选择。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跨国企业恰当地选择海外市场进入模式、积极规避或弱化舆论风险,更好地在东道国投资布局与经营发展提供对策建议。     

治理结构与投资效率关系研究——基于国有与民营上市公司的分析

本文选取沪深A股上市公司2010-2012年数据,研究公司治理结构下股权结构、董事会特征和高管激励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关系.结果显示,国有企业的投资效率整体上低于民营企业,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投资效率呈倒“U”型的曲线关系,较弱股权制衡度、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两职分离、适当低的董事会频率、良好的高管薪酬和股权激励,有助于提高企业的投资效率;而董事会规模和独立董事比例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不明显.     

股权结构与董事会结构的实证研究:一个内生性的视角

股权结构、董事会结构、领导权结构都是对经理人有重要约束作用的内部治理机制。一方面它们共同对公司的业绩和价值起作用,另一方面它们又受诸多公司内外部因素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年~2005年国内上市公司数据,定量的实证分析来验证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中的内在相关性及存在的影响因素,得到了董事会持股比例与管理层持股比例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高管持股显著负相关;独立董事比例与领导权结构间存在显著负相关关系等一系列的结论,反映出不同的公司治理机制之间可能存在替代性和互补性的关系,为深入理解公司治理结构的内在作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司治理视角下上市公司业绩的实证分析

以2004年12月31日前海南省在深沪两地上市的公司1994-2005年度的观测值为样本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经验证据表明,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流通A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业绩显著负相关;董事会规模与企业业绩显著正相关。     

公司治理对企业财务风险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08-2010年江苏省上市公司为样本,分别从董事会特征、股权特征、高管特征三个方面研究公司治理与企业财务风险的相关性.通过实证研究发现:董事会规模与企业财务风险显著正相关,独立董事比例、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薪酬、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财务风险显著负相关,高管持股比例与企业财务风险相关性不显著     

风险资本能改善风险投资企业治理效率吗?——一个盈余管理视角

从风险资本积极投资者的角度研究了风险资本投资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风险投资企业创业板上市时盈余管理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风险投资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中仅有董事会规模对公司盈余管理有抑制作用;独立董事比例、风险资本董事比例、监事会规模和外部监事比例对公司盈余管理都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董事会、监事会持股比例,CEO持股比例对公司上市时盈余管理也没有显著影响。创业板上市风险投资企业的盈余管理程度主要受公司规模、财务杠杆比例以及公司行业特征影响。     

技术-环境壁垒与企业的最佳投资模式选择——绿地投资还是跨国并购

本文把技术-环境壁垒区分为创新性壁垒和差异性壁垒。在此基础上，利用Hotelling的线性双寡头模型分析了跨国企业为跨越进口国的差异性壁垒和对外直接投资的最佳进入模式选择。本文还把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东道国企业与跨国企业的技术差异、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以及市场竞争强度等作为影响企业选择最佳投资模式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当绿地投资的固定成本比较低时，并购将成为企业的最佳投资模式；跨国企业较之东道国企业拥有更明显的技术优势，跨国企业更愿意选择绿地投资方式；当东道国的市场规模比较大，并且绿地投资对跨国企业来说是可行的，并购将成为跨国企业的最佳选择；市场竞争强度与进入方式选择之间并不呈现单调关系。     

公司治理、经验学习与企业连续并购——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并购决策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4-2008年我国上市公司的1 480起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事件历史分析方法研究了公司治理和经验学习对企业连续并购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1)并购管理程序熟练程度和以往并购绩效反馈都会增加连续并购决策的发生概率;(2)国有股权、管理层持股比率的增加、CEO和董事长两职合一会促进企业连续并购的发生,而具有较高独立性的董事会则可能会降低企业并购的发生概率;(3)国有股权、管理层持股比率、董事会领导结构和董事会独立性会强化经验学习对并购决策的影响效果。     

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研究

以农业上市公司2008～2012年的数据为实证基础,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整体现状,并从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属性两个方面研究了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的财务治理效应,其中股权集中度选择了第一大和前十大股东的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股权属性则以高管持股比例作为解释变量,通过SPSS的相关性分析和曲线估计及回归分析,进而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农业上市公司整体规模较小,对投资者缺乏吸引力;股权集中度较高,没有形成股权相互制衡的机制;高管持股比例较低,股权激励机制没有发挥相应的作用;从整体上看,农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还不完善。二是农业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治理效应呈现倒U型结构,而前十大股东持股比例则呈现正的治理效应。三是高管持股比例在整体上是正向的治理效应,但在不同的区间则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应。并针对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

公司并购是资本市场的永恒焦点.本文以2007-2010年沪深两市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国有上市公司并购中的高管代理问题.实证结果发现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对高管薪酬的不同部分其影响具有差异化:并购频率对高管显性薪酬总额有显著正影响,分别与货币薪酬正相关、与持股薪酬负相关;并购频率对高管隐性薪酬没有显著影响.说明虽然资本市场对公司频繁并购给予负面回应,高管持股薪酬下降,但高管货币薪酬的上升会抵消这部分下降的幅度,高管依然可通过实施更多的并购来提升显性薪酬总额;并购规模对高管显性薪酬、显性薪酬的两个组成部分(货币薪酬和持股薪酬)、隐性薪酬皆有正影响.国有上市公司高管通过操控并购频率与并购规模进行权利寻租.     

中国企业对外FDI模式的选择研究--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

本文以企业异质性为视角,就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两种对外直接投资进入模式提出了一系列假说,并以中国跨国企业于2002年至2010年期间完成的48个跨国并购和29个合资样本数据进行极值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跨国企业规模、企业战略性资产、东道国正式制度、市场规模与并购的进入模式正相关;而国际化经验和地理距离与合资的进入模式正相关。     

公司股权特征对其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以制造业上市公司为例

股权特征是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配置的基础,会计系统是公司治理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司股权特征会对其会计政策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文章选择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政策为代表对两者之间关系进行探讨。选取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公司股权集中度、股权制衡度、高管持股、机构投资者持股以及实际控制人五个维度考察了股权特征对资产减值计提政策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资产减值计提之间的关系呈N型;大股东之间制衡程度越高,资产减值的计提比例越高,中小股东对大股东制衡程度与资产减值计提同样呈正相关;高管持股与资产减值计提呈负相关;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对资产减值计提比例具有正向影响关系;当实际控制人为国企时,公司倾向于计提较高比例的资产减值准备。这些结论为研究企业资产减值准备计提等会计政策的影响因素提供了经验证据。     

东道国金融发展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本文使用多值选择模型，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越高，中国企业越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的方式进行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经济体，中国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投资。第二，异质性分析表明，对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低的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反之则选择绿地新建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的非发达经济体，中国企业越倾向于选择并购和合资模式投资。对金融发展水平、金融机构发展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收益越高的上市公司越倾向于并购的投资模式；相反，则越倾向于绿地新建模式。第三，互联网发展和制度质量对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一定调节效应。为进一步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企业在进行跨境投资时要密切关注东道国的金融发展情况；中国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加强金融监管、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推进金融创新等方面，以加强与东道国的金融合作，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提供金融支持；应根据东道国信息通信技术建设情况和制度发展水平，制定相应的投资政策。     

创新能力、所有权优势与中国企业 海外市场进入模式选择

市场进入模式是企业战略研究领域的一大核心主题。本文关注企业微观因素与东道国宏观因素对中国企业外国市场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创新能力强与国际化经验丰富的中国企业选择绿地新建模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较大;规模经济突出且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中国企业选择并购模式的可能性大。规模经济突出和所有权优势明显的中国企业,选择合资模式进入外国市场的可能性大。在选择外国市场进入模式时,中国跨国公司较少考虑文化距离、政府治理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等约束和激励因素;同时,规模效用和所有权优势而非创新能力与国际化经验始终发挥着重要的影响力。这可能是导致中国跨国公司“大而不强”、国际化竞争优势不足的重要原因。     

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关系

文章研究了公司所有权与董事会结构的决定因素及两者间的相互关系。研究结果显示：独立董事比例能够显著地正面影响管理层持股水平,而管理层持股水平不影响独立董事比例;当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较低,而两职分离时管理层持股水平较高;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董事会规模负相关。此外,我们还发现：非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比国有控股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要显著的高;国有控股企业前5大股东持股比例显著大于非国有控股企业;独立董事比例与股东大会召开次数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与总经理任职年龄及董事会规模显著负相关;并且还发现董事会结构变量间也存在着相关关系。     

我国商业连锁企业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与公司绩效的实证研究

董事会治理是公司治理的核心,董事会的治理运作直接关系到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本文以我国商业连锁企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董事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与公习绩效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论表明:董事会的规模、年度会议次数和成员变更与公司绩效具有负相关关系;独立董事的比例与公司绩效成正比,但效果不显著;两职分离有利于提高公司绩效,董事的学历与公司绩效的正相关关系微弱;董事的薪酬、持股与公司绩效显著正相关.     

货币政策、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基于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研究

本文利用2006—2014年中国装备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运用多元回归模型对货币政策、公司内部治理与企业非效率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宽松货币政策有利于装备制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使企业更倾向于增加投资和扩大规模,导致企业投资效率降低;宽松货币政策显著加剧了国有企业的非效率投资现象,而对非国有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适当提高股权制衡度、增加独立董事比例和高管持股比例,有利于提高投资决策的合理性,弱化宽松货币政策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针对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财务宽裕会助推并购吗

并购作为上市公司对外扩张的一种主要方式,一直都受到了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广泛关注.本文选取的样本为2009-2018年我国A股财务宽裕上市公司,试图探索财务宽裕程度对并购行为会产生何种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财务宽裕与并购行为呈显著负向关系.其中,财务宽裕程度越高,公司并购金额越少、并购频率越低,但是财务宽裕与并购类型的选择没有显著相关性.进一步发现,高管持股会加强财务宽裕对并购行为的抑制作用;并且,相比于产品市场竞争激烈的公司,产品市场集中度高的财务宽裕公司对并购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明显.同时考虑高管持股和产品市场竞争的机制后发现,在产品市场集中度高的行业中,高管持股对财务宽裕公司的并购行为具有更明显的负向影响.     

跨国公司高管团队国际经验多样性与海外建立模式研究*——管理自主权的调节效应

高管团队层面的经验将如何影响企业海外建立模式的选择？本文基于高阶理论,以2008—2012年中国280家上市公司772个海外子公司投资事件为样本,对此进行研究分析。结果显示：（1）高管团队国际经验的多样性促进了跨国公司选择海外并购的建立模式;（2）高管团队的管理自主权（组织资源冗余与高管团队持股）具有增强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不仅强调了跨国决策中内部力量——高管团队的重要作用,同时实证检验了高管团队国际经验结构的多样性对于海外建立模式选择的作用,丰富了过去建立模式选择的研究,并给出了管理启示。     

并购中的董事会特征与股东财富研究综述

作为现代公司内部决策和治理机制的核心,董事会在并购中起着异乎寻常的重要作用.相较于一般董事会特征研究,基于并购的研究视角可以更好的检验董事会的有效性.因此,本文主要从董事会的结构、规模、领导结构等方面出发,研究综述了并购中的董事会特征与股东财富之间的相互关系.结论认为随着我国证券市场制度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的进一步完善,并购中的董事会特征研究不仅会为并购股东价值创造提供新的理论依据,也会为实践并购操作提供有益的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