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生态视域下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研究

运用信息生态理论分析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运行与治理机制,有助于突破传统区域科技服务系统的局限性,加快科技资源跨区域流动与整合,促进城市群科技与经济协同发展。阐释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内涵与特征,基于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与信息生态系统的类比分析,明确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的信息因子和生态位发展规律,构建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模式,并借鉴信息生态位整合思维提出“主体协同-产业耦合-城市联动”的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治理机制与实现路径。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实质上是以信息流为链接纽带形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处于合理生态位运行的信息能够正确引导科技主体之间、产业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其它服务资源流动,最终形成整体协同效应。     

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     

多情景下模拟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模拟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对城市群土地利用规划和生态系统服务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以处于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的长株潭城市群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未来用地模拟模型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计算方法,模拟了基准、耕地保护及生态保护3种情景下长株潭城市群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期间,城市群的建设用地面积呈增加趋势,其他土地利用类型呈减少趋势,导致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下降趋势,其中影响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因素以可达性和地形等为主。②在基准情景、耕地保护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3种不同情景下,2030年城市群的土地利用变化均表现为建设用地规模的增长幅度较大,分别增加218 km~2、167 km~2和212 km~2,长沙县、株洲县和湘潭县将成为建设用地扩张的集聚区。③2030年基准情景下各单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均下降较明显,但耕地保护情景和生态保护情景作为基准情景的补充和优化,能够提升生态系统服务价值。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遵循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构建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将城市治理效能量化并开展评价，提出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研究认为：(1)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内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2)分项看，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变异系数最大，以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为代表的区域治理评价最好；(3)生态治理与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浙江西南区域和安徽南部区域呈现出高值特征。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要加强区域协同强化经济协作、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内部文化价值挖掘与联动开发、强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建、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     

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状态与动力机制

省域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城市—区域类型。山东半岛、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分属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省域城市群中有很强的地带代表性,而且位置相连,是我国跨地带、跨省域协作与整合发展的优良平台。总体看来,三城市群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速度较快,青岛、济南、郑州、西安等核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均未进入我国一线的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规模序列结构都存在缺陷。通过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分析,发现:我国省域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城市群发育普遍不够成熟,差异性显著,要真正起到省域核心增长版块的中心带动作用和国家区域发展关键支撑点的作用,还有待时日。究其因,除了决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原因。为推动我国省域城市群地区的健康城镇化,必须为城镇化培育强大的动力机制,为城镇化搭建多层面的承载平台,科学组织城市群之间和内部的整合发展,强力推行现有体制创新。     

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研究——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信息化与全球化的发展催生诸多复杂的、相联系的区域性公共事务,如环境污染、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等,成为区域发展的重要问题。在长三角、珠三角、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进行了相关实践,成效显著,但受诸多因素影响（体制性障碍,合作机制、协调机制、监督机制等）,跨域治理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的视角,对地方政府间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碎片化现状加以分析,探究完善地方政府实现公共事务跨域治理的有效途径。     

生态系统服务的价格估计方法及真实增长测度

以国际统计规范中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估价方法为基础,利用市场价值法、替代成本法、影子工程法等方法,构建生态系统服务核算的动态价格体系,对京津冀地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合理测度。实证结果发现,以往采用的价格体系低估了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根据构建的动态价格体系得出,2016年北京市、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分别为27706.27亿元、5836.21亿元和104407.23亿元,分别是各地区GDP的1.08倍、0.326倍和3.26倍;2016—2017年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增量分别为502.63亿元、628.12亿元和-1713.33亿元;三个地区中价格因素对北京市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年度变化的影响最大,而天津市和河北省受到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小,剔除价格因素影响后京津冀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真实增长率分别为-0.15%、13.11%和-1.7%。     

我国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量化研究——以湖南湘江流域为例

我国流域上游地区为保护水资源生态环境,实施严格的源头控制,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地经济发展,因此,亟待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流域生态补偿是以水资源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的重要控制因素和补偿载体,通过水资源能有效转移上下游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本文以湘江流域为例,从生态建设与保护成本分析法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法两种方法出发,对湘江流域生态补偿标准进行量化,得出制定科学的流域生态补偿标准应凸显水资源价值,依据地区差异实行差异性补偿的结论。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红壤丘陵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析

文章选取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差贡献率作为指标,研究2008—2017年间兴国县各土地利用变化对此指标的影响,结合灰色综合关联度,研究了其他4项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贡献程度。研究结果显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降低主要是由林地面积减小引起的,由于市场需求增长和政府政策鼓励等原因,园地面积不断增长,成为仅次于林地面积的影响因素。不同研究时期内,总人口数、城镇化水平、第一产业占比与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项经济指标与生态服务价值的关联度有所差异,其中,前3项指标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高度关联,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各指标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差异逐渐减小,仅第一产业占比与生态服务价值呈正相关,其他3个指标均呈负相关。     

基于土地利用变化的洱海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与变化分析

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分析了2010—2015年洱海流域土地利用演变特征、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特征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系统格局及服务价值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洱海流域土地利用类型主要由生态用地向非生态用地转移,其中城镇扩张明显,而生态用地面积有所减少。(2)洱海流域主要生态系统服务类型为调节服务,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由2010年的656.03亿元增加至2015年的709.40亿元,增长率为8.14%。(3)洱海流域生态系统格局及服务价值变化主要驱动因素为生态建设工程、城镇扩张和农业开发等人类活动,其中对生态系统及其价值变化的正向影响(54.01%)大于负面影响(45.99%)。     

政府跨域治理的缘起、系统属性和协同评价

政府跨域治理既是当代公共管理理论的热点领域,亦是各国政府管理改革的核心议程。复杂系统研究已经广泛地影响到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和各个分支领域,形成了理解公共管理的新范式。文章认为,跨域治理系统在子系统数量和层次、系统的开放性、涌现性、演化性等方面都具有复杂系统的属性。在复杂系统范式下,何种协同机制可以实现系统的协同,如何对跨域治理协同进行评价是政府跨域治理研究的核心。针对此问题,文章提出了跨域治理协同评价的逻辑框架和基于序参量识别的政府跨域治理协同评价指标体系。     

区域工业用水效率及节水潜力研究——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

工业化进程对水资源环境产生巨大压力。文章以关中平原城市群为例,运用网络SBM-DEA模型定量测度2005—2016年工业用水效率,并将定额比较法与灰色预测法相结合,估算现有及未来5年工业节水潜力,探究工业经济与水资源和谐发展的演化规律。结果表明:(1)考察期间,关中平原城市群综合网络效率较低,且绝大部分城市生产阶段工业用水效率较治理阶段效率高,工业用水仍处在"重生产、轻治理"阶段;(2)由于存在环境壁垒,各个城市节水潜力差异较大,商洛、庆阳及天水是当前及未来关中平原城市群节水降耗的重点考核城市,预测节水潜力与最严格水资源制度要求仍有一定距离。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基于超效率BCC模型，对2010—2018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利用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群内部创新效率差距，探寻内部差距对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普遍提升；长三角创新核心城市的创新效率相对不足，京津冀创新节点城市数量及效率均不足，三大城市群创新腹地存在创新投入不足问题；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差距经历由扩大到缩小的变化过程，城市群创新效率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的影响，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应保持适度，差距过大、过小均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提升；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具有地域差异。     

崇左市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

研究土地利用变化对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理论,根据崇左市土地利用变化的情况,定量估算了其土地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服务的经济价值.结果表明,1996～2000年崇左市土地生态服务价值总体表现为先降后升态势,区域各县(市)土地利用的生态价值变化表现出较大的空间差异.生态系统价值变动的根本驱动因素是农业用地内部各种用地类型之间的竞争.单位GDP对应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在持续下降,当前土地利用结构调整中重视经济发展,而对生态环境重视不够,经济发展的同时牺牲了生态环境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     

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内涵与模式分析北大核心

公园城市理念是生态文明时代人居环境建设的重要价值位序,实现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是践行这一理念的关键抓手,其本质是通过科学合理配置生态资源、社会资本等发展要素,实现生态经济价值、人文价值和治理价值的多维整合与裂变,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与系统性工程。研究结果表明,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化模式与结果的形成发展受到资源禀赋、行为主体及相关制度的多重影响,并进一步通过构建自然场域、人民场域、经济场域和文化场域等不同类别的价值转化场域,分析了可能的导向模式和推进策略。     

“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NO2浓度的时空变化及其城市群分布特征研究——兼论“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NO2污染治理成效

探索了2015—2021年全国、七大地理区、省域、城市群及重点城市NO₂浓度的时空变化，论述了我国“十三五”时期以来NO₂污染治理成效。研究认为：(1)“十三五”时期以来NO₂减排工作取得了2021年相对于2015年城市NO₂浓度年均值及NOx排放量分别下降了23.33%和46.03%、在NO₂浓度高值的11月～1月分别下降了11.76%、24.44%、16.28%的显著成就；(2)“十三五”时期以来七大地理区NO₂浓度呈现同步降低态势，浓度高值主要分布在华北和华东地区，京津冀及长三角城市群引领所在地区NO₂浓度下降；(3)城市群NO₂浓度呈现出北方城市群高于南方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和山东半岛城市群与晋中城市群NO₂污染“聚集成片”、中心城市NO₂浓度及降幅均明显高于所在城市群的分布特征；(4)“十三五”时期以来我国优化提升、发展壮大、培育发展3大类19个城市群NO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缘由、困境与突破

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作为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层次、多主体的网络化治理,打破了地理空间范围分割、突破了行政区划刚性约束和超越了单一主体治理局限,成为解决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和实现区域"绿色"发展的理想治理模式。但跨域生态环境问题治理的复杂性和合作共治主体的多元性,使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在实践中可能面临目标达成、利益协调、权力配置、责任划分和治理有效等现实困境。可通过理念转变与教育引导、利益补偿与利益共享、权力让渡与合作契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制度规范与激励约束等途径突破实践困境,促进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实现,进而提高跨域生态环境问题多元共治绩效。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天津市生态用地格局演变

生态用地是衡量区域生态系统健康和安全的土地单元。认识和探讨生态用地时空分布和形成机理对城市制定土地管理策略和引导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运用土地转移矩阵、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法等,综合分析2000—2014年天津市生态用地质量及生态用地时空演变特征,并探讨其形成机理。结果表明:(1)天津市生态用地呈持续减少趋势,其中滨海新区表现最明显;生态用地转移对象主要为建设用地。(2)天津市生态用地核面积集中分布在北部和东部,且呈减少趋势。(3)地理探测器结果显示社会经济因素对生态用地变化的解释力高于自然因素,解释力最高的3个要素为一产比重变率(0.79)总人口变化率(0.73)二产比重变率(0.61),区域产业结构和人口数量对天津市生态用地变化影响强度最大。(4)天津市生态用地动态度变化均为负值,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呈逐年减少趋势,其中水域群落创造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最高。     

安徽城市群的发展定位探讨

城市群的发展深刻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区域的竞争力,对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但其发展规模和方向是有规律可循的,并需要一个成长的渐进过程。安徽城市群在发展和规划过程中,由于自身定位不清和地方利益的驱动,部分城市、城市群之间不顾现实发展基础和城市群发展的客观规律,盲目贪快求大,严重影响了城市群的正常形成进程。为此,安徽在城市群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更为审慎的态度,在明确发展什么样的城市群,谁来主导发展以及如何发展这样一个准确定位分析的基础上,通过运用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提升中心城市极化功能、完善城市等级结构、建立跨行政区域的协调组织和多元化城市群治理机制等方法和措施,来推进安徽城市群在符合内在发展规律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与发展。     

城市间技术交易网络结构与空间特征

基于2011-2015年我国28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电子信息产业联合申请专利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研究我国地级市核心城市之间、城市群内部以及城市群之间技术交易网络结构和空间特征。结果表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技术交易市场发展不平衡，核心城市之间、城市群区域内部技术交易存在结构性差异，跨区域、跨企业、跨机构交易存在壁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