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

伴随区域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区域内产业生态效率问题日益受到关注。文章采用数据包络分析和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法,以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研究对象,测度了城市群内产业生态效率及其时空跃迁特征。结果表明:(1)2000—2014年长三角城市群大部分城市产业生态效率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其中苏州、上海表现最好也最为稳定。(2)长三角城市群产业生态效率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核心区域城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强,"东部独大"特征显著,局部城市空间差异明显,核心区域差异逐渐减弱,整体空间自组织效应增强。(3)各城市产业生态效率空间结构的跃迁正向整合程度明显,部分城市之间存在着转移惰性,滁州的空间依赖方向表现最为稳定,镇江的波动性最大。     

中原经济区城市空间联系及其网络格局分析——基于城际客运流

利用中原经济区城际铁路与公路客运班次,分析城市间空间联系格局,再结合社会网络分析法阐释其网络结构特征,并对区域空间联系及其网络结构的影响因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中原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轴线联系强度大于城市群以外的区域,郑州在空间联系中的中心地位突出。中原城市群内部的城市间首位联系突出,三类区域间城市的首位联系相对孤立,跨区域及中原城市群内部联系需要加强。在两类客运联系网络中,中原城市群内城市的平均中心度大于其他两类区域,呈现梯度递减的圈层结构,中原经济区中郑州、洛阳等8个城市处于网络中的核心位置,边缘城市与地理区位相关,城市群对区域的联系网络控制力较强,且中心实力、交通设施、区域政策能够较好地反映空间联系及其网络格局的形成。     

跨区域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动态演化——基于海西、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分析

在改进的引力模型基础上,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和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2004—2015年海峡西岸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经济网络的动态演化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海峡西岸城市群与长三角、珠三角各个城市的联系不断加强,但海峡西岸城市群大部分城市在经济网络中的重要性偏弱;跨区域城市群中缺乏城市规模辐射及城市功能互补两方面均较突出的城市,但核心城市基于规模辐射发挥明显的空间集聚效应;增强城市功能互补是加强跨区域城市群经济网络联系程度的关键所在。     

山东半岛、中原、关中城市群地区的城镇化状态与动力机制

省域城市群是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新的城市—区域类型。山东半岛、中原和关中城市群分属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省域城市群中有很强的地带代表性,而且位置相连,是我国跨地带、跨省域协作与整合发展的优良平台。总体看来,三城市群地区城镇化水平较低,城镇化速度较快,青岛、济南、郑州、西安等核心城市的综合实力均未进入我国一线的区域中心城市,城市规模序列结构都存在缺陷。通过城镇化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分析以及城镇化与经济发展相互关系分析,发现:我国省域城市群地区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是经济发展,城市群发育普遍不够成熟,差异性显著,要真正起到省域核心增长版块的中心带动作用和国家区域发展关键支撑点的作用,还有待时日。究其因,除了决策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原因外,还有社会层面和体制层面的原因。为推动我国省域城市群地区的健康城镇化,必须为城镇化培育强大的动力机制,为城镇化搭建多层面的承载平台,科学组织城市群之间和内部的整合发展,强力推行现有体制创新。     

城市群形成演化:基于专业化、多样化的解释与实证

城市群是专业化与多样化城市组成的网络化城市体系,是介于市场交易与一体化组织之间的中间性网络产业组织,城市群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实质就是产业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论文对集聚经济的内涵和外延进行扩展,从产业专业化、多样化分工与交易经济的视角解释城市群形成与发展.实证分析以广西北部湾城市群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城市群整体、内部各城市以及分行业的产业专业化与多样化,产业合作与联系,并对制造业进行了针对性分析.     

高铁时代中国城市群空间演进:集聚还是扩散

在阐释高铁建设影响城市群空间演进内在机理的基础上,基于2004-2015年中国五大城市群面板数据,实证测度高铁建设对城市群空间演进的异构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建设对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差异,在长三角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促进了人口与经济扩散,在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则促进了人口和经济集聚;高铁促进了大城市的经济扩散,带动了沿线中小城市的经济集聚.高铁联网已经催生城市空间体系格局重构的新动力,各地区应因地制宜优化城市群产业分工和城市功能布局,加快城际快速路网建设以弥合跨大区域空间尺度高铁建设的联动效应.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产业竞争力比较

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经济格局的区域化态势日趋明显,以城市群为核心的区域经济在国家经济战略框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城市群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需要关注和解决的热点问题。而城市间产业的合理布局是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基本前提之一。文章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方法,通过构建分析模型,以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通过对城市群内部各城市的产业竞争力状况进行比较分析,揭示出各城市相关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劣势,为各城市按照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调整产业结构,进而为城市群制定产业协调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城市群—开发区—产业集群协同发展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和CRITIC赋权法,从城市群子系统、开发区子系统、产业集群子系统中选取36个评价指标,测度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产业集群各子系统有序度及整体协同度,并分析三者协同发展的形成机制。研究表明,长株潭城市群—开发区—产业集群复合系统协同水平总体上不断上升,目前处于初级协同阶段;城市群与产业集群、城市群与开发区两两之间的协同度呈同步上升态势,开发区—产业集群子系统协同状况较好,已进入良好协同阶段。在城市群范围内,在市场力和政府力的耦合作用下,开发区内部和开发区之间、城市内部和城市之间、产业集群内部和产业集群之间发生的复杂的产业竞合与空间竞合作用,推动着城市群—开发区—产业集群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并促进城市群综合实力和区际竞争力的增强。     

价值链视角下的城市空间演化研究——基于中国三大城市群的证据

本文运用空间价值链重组指数对中国东、中、西三大城市群的分工水平进行了测度和比较。结果显示:2003-2012年间中国城市群价值链重组水平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城市群层面的分工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从城市群内部来看,中心城市的分工水平远远高于外围城市,中心城市自身趋于下降,外围城市趋于上升。从价值链角度布局和完善城市功能,提升单个城市和城市群的空间发展能力是我国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和方向。     

成渝城市群商品住房价格时空溢出机理研究

随着区域城市集群化发展进程的推进,城市商品住房市场间的互动关系日益显著.笔者以成渝城市群中成都和重庆两个核心城市以及周边11个主要城市2005-2014年的商品住房价格数据为基础,从时间和空间二重维度探究城市之间商品住房价格的溢出效应;采用Moran's I指数检验了成渝城市群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的空间效应;构建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并结合广义脉冲响应函数从区域城市集群层面进一步对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时空溢出机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成渝城市群样本城市间商品住房价格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且核心城市成都、重庆对区域内其他城市住房价格具有显著影响.     

京津唐城市群城市流强度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持续发展过程中，城市群现象表现得日益突出。城市群区域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等城市流的空间流动，是城市群功能联系的产物和空间表现形式。城市群区域城市流分析是城市群功能分析的最主要内容之一。本文采用城市流强度的定量分析方法，测算了京津塘城市群各中心城市的城市流强度，构建了其城市流强度模型，并指出了其城市流强度的结构，为京津唐城市群促进综合竞争力的提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和实践依据。     

G60科创走廊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的主要做法与启示

以城市群为空间载体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是落实区域一体化国家战略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市群整体竞争力和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为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G60科创走廊坚持“四位一体”协同推进：以产业分工协作为基本导向，以科技协同创新为核心目标，以金融一体服务为关键支撑，以协同优化营商环境为重要保障。其启示为，跨区域共建世界级产业集群要秉持“市场主导+政府助推”的理念，着力优化创新生态系统，推动产业链、创新链和资金链深度融合，创新成本共担利益共享的跨区域合作机制，从而为跨区域合作注入持久动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构建及应用——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

城市群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首要前提是推进城市群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基于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背景，遵循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判断，构建城市群治理评价体系，将城市治理效能量化并开展评价，提出提高治理效能、加快推进城市群一体化建设的建议。研究认为：(1)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内部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格局；(2)分项看，长三角城市群治理能力在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变异系数最大，以杭州湾大湾区和沪宁合发展带为代表的区域治理评价最好；(3)生态治理与长三角自然地理特征具有较高一致性，浙江西南区域和安徽南部区域呈现出高值特征。文章认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的城市群治理要加强区域协同强化经济协作、加强跨区域基础设施建设与互联互通、加强内部文化价值挖掘与联动开发、强化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共建、加强数据共享与跨区域体制机制创新。     

企业流视角下成渝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演变

企业作为市场敏感度更高的经济主体，推动着要素资源在城市群地区流动，形成了独特的城市群企业网络。文章以上市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的跨区域关联作为城市群流空间网络的表达参数，利用空间可视化、R语言、社会网络分析等手段，对2005—2020年成渝城市群网络空间结构时空演变格局进行刻画，结果发现：(1)与重庆和成都的两个核心城市空间邻近性长期主导着成渝城市群企业流空间格局及其演变，但有效次核心城市仅出现在成都周边的德阳市，城际企业流的多向交叉关联驱动成渝地区中部“塌陷”现象逐步缓解，北部、南部的边缘化“窘境”有所改善；(2)2010年后，位于非中心城市的上市公司其分支机构倾向从重庆转向成都，致使成都的结构性网络权力强度“超车”重庆，且不断压缩重庆的经济腹地；(3)虽然各城市的企业中心性位次有所变动，但成都、重庆两个核心城市对其他城市派生出的企业分支机构的获取及控制权力始终具有优势，成都企业的跨区域分布更为活跃；(4)企业为追求利润最大化，会根据资本逐利需要不断重构其企业流网络，驱动成渝城市群空间结构由“单核主导”向“双核鼎立”、再向“多核均衡”演化，同时核心层与次核心层节点城市数量增多，边缘层节点...     

产业联动网络促进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效应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例

当前，中国正进入城市群驱动经济增长、经济带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群的空间集聚与扩散和经济带的辐射与连接推动区域资源与要素在更广的空间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以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修正空间引力模型并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究产业联动网络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城市群产业联动网络和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格局已初步形成，并具有明显的梯度特征和集聚趋势；产业联动网络对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效应显著为正，产业联动网络有利于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产业联动网络通过改变劳动要素和资本要素的配置不平衡和促进区际技术溢出来推动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及影响因素对比研究

基于超效率BCC模型，对2010—2018年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及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利用变异系数考察城市群内部创新效率差距，探寻内部差距对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的作用关系，并采用面板Tobit模型对创新效率的具体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普遍提升；长三角创新核心城市的创新效率相对不足，京津冀创新节点城市数量及效率均不足，三大城市群创新腹地存在创新投入不足问题；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差距经历由扩大到缩小的变化过程，城市群创新效率受城市群内部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的影响，城市群内各城市创新效率差距应保持适度，差距过大、过小均不利于城市群整体创新效率提升；我国东部三大城市群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具有地域差异。     

长江经济带三大城市群之间及其内部城市间连通性

基于我国长江经济带东、中、西部有代表性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2013—2018年的GDP、人口、建成区面积、城市行政等级等数据，运用修正的四维引力模型、社会网络分析和城市流强度等方法，对国内大循环背景下三大城市群内部及之间的连通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从整体上看，2013—2018年三大城市群内部的经济联系程度都呈上升趋势，城市群内部的连通性趋于均衡化与网络化。其中，上海、武汉、成都等分别是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强经济联系城市。同时，由于区位优势等原因，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城市流强度等指标数值比中西部城市群高，表明其综合对外服务能力与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更强。而成渝和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间的连通性较弱，导致区域发展不均衡，阻碍国内大循环的通畅运行。     

信息生态视域下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研究

运用信息生态理论分析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运行与治理机制,有助于突破传统区域科技服务系统的局限性,加快科技资源跨区域流动与整合,促进城市群科技与经济协同发展。阐释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内涵与特征,基于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与信息生态系统的类比分析,明确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的信息因子和生态位发展规律,构建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运行模式,并借鉴信息生态位整合思维提出“主体协同-产业耦合-城市联动”的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治理机制与实现路径。城市群科技服务生态系统实质上是以信息流为链接纽带形成的信息生态系统,处于合理生态位运行的信息能够正确引导科技主体之间、产业之间与城市之间的其它服务资源流动,最终形成整体协同效应。     

日本城市群产业空间演化对中国城市群发展的借鉴

城市群产业空间是城市群经济体发展的重要支撑。日本是城市群产业空间发育较为成熟的典型国家，在区位条件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产业集聚扩散格局、空间演化阶段以及政府调控机制等方面的规律与经验值得我国城市群发展借鉴。我国城市群发展应着重统筹空间规划、调整产业定位、整合要素载体、协调区域管治，以促进产业空间的有序发展。     

京津冀跨域治理和协同发展的重大政策实践

随着我国城市发展的区域化进程快速推进，城市群已经成为承载人口和经济活动的主要空间形式。城市群由于涉及众多行政主体，区域性公共问题与日俱增，面临跨域治理的重大需求。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作为国家重大区域战略，致力于建设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其实施近9年以来，以解决“大城市病”为重点，探索发达的大都市地区和不发达的周边地区共同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实践路径，形成了高效有序的治理体系、多中心网络形态的治理结构和灵活动态的治理机制，积累了丰富的跨域治理实践经验。文章在跨域治理理论支撑下梳理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跨域治理重大政策实践，探讨面临新形势和新要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成为跨域治理典范的新举措，并揭示其对中国跨域治理的启示和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