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薪”上“心”下的问题？

“薪”上“心”下现象足动机转移的一个体现。借鉴古人人力资源管理方式，集团型股份制企业应针对不同层次的员工的不同动机需求，建立个性化、套餐式激励体系。[编者按]     

“经济人”范式在公共选择理论中的得失

公共选择理论用“经济人”范式来统一分析经济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个人行为有助于构建逻辑一贯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有助于理解政治家和官员的行为以及政策。但是,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优美并不等于它完全合乎实际。如果说,用“经济人”假说来描述经济活动中的人尚有局限性的话,那么,“用经济人”范式来政治活动中的人就有更大的局限性。在用“经济人”范式来分析个人从事政治活动的动机时,需要补充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学科关于个人的行为动机分析。     

利他行为的“道德人”分析

人们普遍认为，利他主义有三种表现形式：即亲缘利他、互惠利他和纯粹利他；而人的行为动机有两种：利己和利他。单纯从利己动机来各种解释利他行为存在着贫困性，引入“道德人”概念则可以对动机上无论是利己还是利他的利他行为有一个统一的解释。     

“互联网+”变革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利用2013-2017年中国沪深A股非房地产和非金融类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探讨“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实证识别了“互联网+”企业改变自身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主导动机.结果 显示:“互联网+”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提升,参与变革的企业增持金融资产主要是出于“替代”动机而非“蓄水池”动机.“互联网+”变革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的正向影响主要存在于非国有企业、快速推进“互联网+”的企业之中.因此,监管部门应警惕“互联网+”企业金融化倾向,在专项基金拨付时进一步强化行政审查力度,并督促相关企业披露更多的变革细节信息以加强来自资本市场的外部监督,确保扶持资金进入微观实体的生产改造环节;应制定更具结构性的差异化产业政策引导企业各有分工,引导国有企业攻克“互联网+”核心技术及搭建公用平台,向“互联网+”变革力度更大的企业倾斜更多的社会资源并着重监督.     

国有企业的“格雷欣法则”现象分析及对策思考——来自国有企业的案例分析

目前在国有企业中 ,普遍存在“庸才”驱逐“良才”的现象 ,这种人力资源的瓶颈已大大阻碍了国有企业的进一步发展。本文结合管理实践 ,以某国有企业为例 ,从能力和价值两个维度 ,指出“格雷欣法则”在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发生作用的原因 ,并提出了避免“庸才”驱逐“良才”的对策 :即通过分析外在动机与内在动机各自的适用情境 ,指出在能力与价值匹配相对稳定的情况下 ,激励机制应当以内在动机为主 ,在能力和价值匹配不稳定的情况下 ,激励机制应当以外在动机为基础 ,以建立卓有成效的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机制 ,适应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     

“财务造假”特征的辨析

现实中,很多上市公司大股东或管理层出于利益考虑,在公司经营不景气的时候,往往会选择掩盖事实、粉饰财务报表,即“财务造假”来欺骗外部利益相关者,危害很大。现就“财务造假”的动机、编造手法以及识别辨析如下。     

老年低消费的解决之道：从消费—劳动“双低”到“双高”均衡

中国微观和全球宏观数据显示,老年人口的储蓄率论有所偏离,意味着老龄化会进一步导致消费萎缩。文章构建跨期决策模型发现,当总效用不变时,消费可以被闲暇替代,家庭决策存在“低消费、低劳动”和“高消费、高劳动”两种均衡。当对最低劳动施加约束时,老年人会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经验证据支持了理论结论：（1）老年家庭的消费—闲暇替代弹性约为3,表明当相对价格变化1个百分点时,消费和闲暇的相对比例将变化约3个百分点。（2）当消费—闲暇替代弹性上升1时,储蓄率上升6.73个百分点。2016—2019年间,老年家庭这一弹性平均每年上升0.86,对应储蓄率每年上升5.80个百分点。（3）在考虑了预防性动机、长寿动机和遗赠动机等竞争性解释后,消费—闲暇替代仍可以解释老年人的高储蓄。总的来说,文章的理论意义在于从消费—闲暇替代关系中解释了老年人消费—劳动的“双低”均衡。基于此,文章认为,释放老年群体劳动潜力,实施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有利于从“双低”均衡转向“双高”均衡,实现消费和劳动供给双重稳定。     

新兴市场分散投资者投资“金字塔结构”公司的激励

隧道行为(及其反向的支撑行为)虽然合理地解释了新兴市场最终所有者以金字塔结构实现对其他公司控制的动机,但对分散投资者尽管知道存在最终所有者的盘剥但仍然投资金字塔结构公司的动机的解释并不充分。本文认为,资产回报率的差异构成分散投资者投资金字塔结构公司的主要动机。在一个简单的框架下,我们证明,投资者投资金字塔结构母公司的激励一方面来自组建或收购子公司后被最终所有者盘剥程度可能减少的“转移效应”;另一方面则来自子公司高的资产回报率所带来的正常投资回报增加的“增长效应”。对于投资金字塔结构子公司的投资者,子公司高的资产回报率所产生的“增长效应”成为其主要投资动机。对金字塔结构在新兴市场盛行现象更为全面合理的解释依赖于隧道行为和资产回报率差异等因素的综合考虑     

“狗不理”恋上美国咖啡巨头

关于狗不理“走出去”的原因众说纷纭,借壳上市和扩宽海外销售渠道呼声很高,但仔细分析都没有足够的产业逻辑支撑。当一件事情没有合理逻辑,动机就显得很重要。     

政绩观必须“唯实”

政绩观是指领导干部对履行职责、谋求建树的态度和观点。无论走上何种领导岗位，人们都会有一番抱负，实现自我价值，绝少有人甘于平庸，无所作为。然而，有的虽有良好动机，到头来却干出一些只有其表的“空政绩”，劳民伤财的“假政绩”，今天的成绩、明日成问题的“伪政绩”其原因固然很多，而缺乏唯实精神，是一条重要因素，树立“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政治品格，对于为官从政，甚为重要。     

从“斯密的黑锅”说开去

正是由于斯密的德高望重,多少年来,经济学界凡用来描述和解释商品经济和市场逻辑时,无不打着斯密“经济人”之说向公众膏唇拭舌。仿佛缺少了“经济人”这一词句,对市场经济的解释就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经济人”一说不仅成为了解释市场经济下个人行为与动机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成了不少经济学家手刃社会道德的利器。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经济人”分析

“经济人”的概念现在较为规范的表述包含以下三个命题：（1）“经济人”是利己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他的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经济人”是理性的,他能从外界获得必要的信息,形成对事物的准确判断,并从中选择最有利的行为方式。（3）在良好设计的法制等约束条件下,“经济人”追求最大利益的自由行为会非出于本意的显著增进社会利益,这是“经济人”假设最吸引人的亮点。     

中小企业的“关系型信贷”选择行为研究

贷款作为一种特殊的合约类型,有其内在的形成机理。“关系型信贷”作为一种新的贷款技术,可以由银行或者企业任何一方发生要约,但企业作为被要约方的选择动机尚存在异议。将企业贷款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区分为“成本”和“收益”,通过成本-收益分析,结果显示关系型贷款对企业的融资和成长产生积极作用。     

专利动机演化对商业化决策模式的影响

从“商业化背离”现象入手,通过对人性假设与专利价值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专利动机保护动机、经济动机与战略动机的内容、类型与特点,并结合“契约人”假设,解释专利动机的形成机理。之后,通过对专利动机演化过程的剖析,指出了战略动机对专利行为的影响,提出了不同专利动机驱动的专利决策模式。研究发现：战略价值已经成为衡量专利价值的重要标准,对战略价值的追求也已成为一些企业实施专利战略的主要目标,战略专利对企业构建基于专利垄断性的竞争优势起着关键作用。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研究—“末端治理”还是“源头控制”？

本文基于2006-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正向影响,对“末端治理”环境社会责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并实现了企业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的转变。实证结论在经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能通过员工绿色行为、企业环境社会关注意愿及全要素生产率影响企业的环境社会责任。调节效应发现,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能进一步调节数字化转型对两种环境社会责任的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非国有、高环境规制及高学历高管在承担“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上有着更显著的影响。动机分析发现,企业之所以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控制”环境社会责任的转变,其动机在于后者对企业价值有着更为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数字化转型在其中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影响。     

我国上市公司“高送转”行为动机及影响分析

“高送转”在当今中国的股票市场上蔚然成风,其在获得众多投资者极力追捧的同时,一些上市公司即使面临亏损也仍然积极地颁布该政策.本文从“高运转”的概念实质出发,首先探究中国上市公司热衷于制定“高送转”政策的动机,其次研究“高送转”这一行为给公司本身及市场所带来的影响,最后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治理“高送转”乱象的建议.     

“互联网+”战略、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创新投资——来自数字化企业的准自然实验

数字经济背景下，互联网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日益凸显。数字化企业作为国家“互联网+”战略实施的“排头兵”，过度持有金融资产会对创新投资产生挤出效应，从而不利于国家创新能力提升和经济发展。互联网时代，能否通过“互联网+”战略促使数字化企业降低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从而促进创新投资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互联网+”战略实施、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创新投资三者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通过降低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促进创新投资，即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数字化企业创新投资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将创新投资细分为探索式和利用式创新投资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促进数字化企业探索式创新投资，抑制利用式创新投资，同时金融资产配置在“互联网+”战略与探索式创新投资间难以发挥中介效应，但在“互联网+”战略与利用式创新投资间发挥遮掩效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动机和替代动机进行检验发现，“互联网+”战略能够削弱数字化企业的蓄水池动机，对替代动机无显著影响。结论能够为国家更好地发展互联网经济，合理配置数字化企业金融资产，优化创新投资提供经验借鉴和实证支持。     

谁“偷”了经济人的快乐？

“经济人”是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材开篇就介绍的概念，即指“理性人”“以利己为动机，力图以最小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对于追逐精神唯美与情感安慰的年轻一族来说，这个词无疑是不受欢迎的。你可以穷的叮当响同时借钱到现场看球赛，也可以富有的流油却常去5元的KTV，反正就是不愿接受“经济人”这个听起采有些“势利”的头衔。     

“创而不业”为哪般？象征性创业形成机理研究——基于扎根理论的分析

创业活动日益活跃的同时，“创而不业”现象也随之增多，此类创业与传统意义上的创业在行为表现、创业动机等方面有本质的区别，但未引起学术界足够重视。基于此，运用扎根理论选取13个案例，探讨象征性创业类型、形成路径与机理。研究发现：①象征性创业与实质性创业行为表现差异源于创业动机不同，后者追求创业的实质意义，即通过机会识别与开发实现价值创造，而前者则是在象征意义驱动下的行为选择；②根据外部诱因与动机不同，象征性创业具体细分为传染型、策略型和表演型3类，可分别采用社会比较理论、信息不对称理论和印象管理理论加以解释；③3类象征性创业形成机理存在显著差异。其中，传染型创业是由同群创业唤醒负面情绪而引发的模仿行为，其主要目的是修复心理落差，策略型创业是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政策“套利”的一种手段，表演型创业则是为缓解社会规范压力而开展的印象管理行为。研究结论为深化创业动机研究和理解创业行为差异提供了参考依据。     

心理需要满足感对科技领军人才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机制——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科技领军人才是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担纲领衔者,是培养战略科学家队伍最重要的后备军,有意识地发现、培养、用好科技领军人才意义重大。以314位国家级科技领军人才的一手调查数据为样本,对科技领军人才的公共服务动机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科技领军人才的心理需要满足感、社会支持对公共服务动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支持对心理需要满足感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入选“国家科技领军人才”后,科技领军人才基本心理需要满足感有不同变化,表现在胜任需要满足感增强,而自主性需要满足感、关系需要满足感可能会下降;不同类型科技领军人才渴望获得的社会支持侧重点不同,表现在科技创新领军人才更需要“组织协调”“安心科研”“亲情获得”等社会支持,而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更需要“政产学研相结合”“科技成果转化”等社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