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协整检验的江苏省碳排放强度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首先利用pearson关联度分析,从可能影响江苏省碳排放强度的七个因素中筛选出与碳排放强度相关度最高的前三个变量:能源强度、第三产业比重和外贸依存度,然后采用协整分析方法研究三个变量和碳排放强度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得到协整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同时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结论为江苏省碳排放强度与能源强度、第三产业比重之间存在正向影响关系,碳排放强度与外贸依存度之间存在负向影响关系.鉴于分析结果,建议从提高能源效率、第三产业低碳化和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三个方面降低江苏省碳排放强度.     

高校扩招、人口迁移与房价上涨

基于高校扩招背景下人口迁移的新视角对房价上涨的机理进行分析,并采用全国35个大中城市的面板数据对命题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城市房价上涨的最主要推动力来源于迁移人口的新增住房需求,而随着高校扩招政策实施,在所有迁移人口当中,高校毕业大学生成为了其中购买能力较高、人口最多、自由迁移能力和动力最强的一个群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从高校毕业后却集中向一些大中城市迁移,对当地房价形成了显著的正向影响。由于受购买力等因素限制,大学生人口迁移对房价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毕业后第3年的影响最大,之后第4、第5年影响有所缩小。文章也证实了反映居民收入的工资收入、反映货币因素的信贷量、反映人口增长的人口密度、反映投资性需求的上一期房价等变量对城市房价上涨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基于财政支出的辽宁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目前辽宁产业结构总体上呈现第一、二产业占GDP比重逐步减小,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增大的趋势。通过双对数模型分析表明财政支出能够推动辽宁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稳步下降和拉动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因而财政支出对辽宁产业结构的优化具有明显的正向影响。政策上,应加大科教文卫支出、提高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支出、压缩行政管理费支出等以进一步优化辽宁产业结构。     

人口老龄化与房价——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采用2002-2011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住房价格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结果发现:老龄化所导致的房价波动滞后于老龄化进程,各年龄阶段人口比例对房价均产生正向影响,但不同年龄阶段在不同区域的解释力度不尽相同。对此实证检验结果,文章认为可以从我国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与投资渠道匮乏、人口家庭结构小型化以及城市集聚效应等方面进行解释,并以前瞻性政策加以应对。     

人口结构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

近年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持续处于较高水平,本文将人口结构作为解释变量对高储蓄率现象进行解释,得出老年抚养系数对储蓄率具有正向关系,幼儿抚养系数对储蓄率具有负向关系,性别比对储蓄率影响不显著。     

浅谈河南经济发展中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人口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社会变量,人口结构的变化对经济发展会产生深刻的影响。人口老龄化指老年人口比重日益增加的过程。研究发现,河南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高龄化、未富先老等特点。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人口老龄化对河南未来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并针对不利影响提出相应的对策与建议。     

房价上涨背后的人口结构因素:国际经验与中国证据

本文以人口结构变化作为切入点对中国住房价格持续高涨现象进行分析。对比经济合作组织国家的经验研究我们发现:中国少年人口抚养比例的提高虽然会带来房价上涨,但是老年人口抚养比例增加带来的效应却恰好相反。微观及宏观数据的经验研究都支持上述发现。回顾中国转型经济的特征事实可以让我们理解这种现象,并有利于判断未来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房价的影响。就人口结构而言,2015年以后中国的房价将不再具备快速上涨的条件,房价总体水平将逐渐走弱。     

基于ECM模型研究劳动人口与GDP总量关系

文章采用经济计量学中误差修正模型,依据1990~2013年年度GDP、劳动人口数据,构建了能反映总劳动人口与GDP总量之间内在关系的、较为理想的综合模型。该模型初步揭示了总劳动人口与GDP总量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我国人口逐渐老龄化、养老负担日益严重、人口抚养比指标愈加恶化的情况下,要保持经济的平稳增长,势必要优化人口结构和产业结构,逐渐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从第一、第二产业跨向第三产业。     

公共服务设施步行可达性对住宅价格的影响——基于累积机会的可达性度量方法

构建节能环保低碳的“绿色交通体系”是目前解决城市交通及其一系列衍生问题的重要举措。“将生活与服务混在一起”对于提升步行效能、促进步行和降低机动交通需求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公共服务设施步行可达性,反映居民获取公共服务设施的难易程度,对住宅价格具有资本化效应。文章以厦门岛1840个普通多/高层住宅为样本,通过累积机会法评价教育、商业、医疗和文体4种公共服务设施的步行可达性,并构建特征价格方程来检验公共品在住宅市场的资本化方向与程度。研究发现,教育、医疗和商业3类公共服务设施的规划布局已资本化入住宅价格：教育和商业服务步行可达性对住宅价格有正向影响,而二/三甲医院步行可达性有负向影响;省示范小学步行可达性对房价的正向影响大于重点中学;市区级文化体育中心对房价的影响不显著;此外,建筑面积、小区内部环境、商业中心距离等因素对房价都有显著的影响。特征价格模型也实证估计了各特征变量对住宅价格的影响程度。     

制造业国际贸易对服务化就业结构变迁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分析的是我国制造业部门国际贸易频度加大对制造业就业结构的影响,而在实体产业服务化的背景下,国际贸易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产业内部就业岗位的模糊化,制造业部门中可以衍生出更多配套的生产型服务业岗位。实证结果证实,在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外贸强度的增加会导致制造业从业人口比重下滑,而进入21世纪以后,外贸强度则与生产型服务业人口从业比例正相关。总体上,进口对于行业劳动力就业结构的调整力度更大一些,而多年以来的贸易顺差则几乎没有对产业结构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劳动力结构变化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5 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FGLS 模型,本文实证检验了劳动力结构变化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在劳动力年龄结构中,新生代劳动力占比上升能促进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且作用强度较大;在劳动力素质结构中,知识型劳动力占比上升对制造业结构升级具有一定推动作用,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负,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但作用系数较小;在劳动力性别结构中,男性劳动力占比上升阻碍了制造业结构升级,即对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为正,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影响效应都为负。最后根据实证结论, 就如何顺应劳动力年龄、素质与性别结构变化顺势推进制造业结构升级,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内蒙古第三产业就业潜力研究

通过借助就业弹性、结构偏离度、比较劳动生产率等指标,对内蒙古第三产业及其内部各行业吸纳劳动力的情况与趋势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相比,内蒙古第三产业近年来保持较强的就业吸纳能力;第三产业中传统的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以及新兴的金融业、房地产业等行业成为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主要行业。     

汇率升值对就业影响的中日比较

关于就业问题,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就业总量与就业结构两个角度进行探讨,本文对就业结构的研究进行了拓展,在实证研究中引入汇率,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日中两国实际汇率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和就业比重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国别比较。实证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日本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上升与实际汇率升值正相关,而中国的相应变量间不存在类似长期关系。比较分析得出结论:只有在汇率适度浮动,资源在部门间流动壁垒减少这两个条件满足时,汇率升值才会产生资源配置作用,推动劳动向非贸易部门转移,逐步优化就业结构。     

房价波动与制造业升级: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2007-2016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相关数据,分析房地产价格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在中国各个省市区的分布格局和空间上的相互依赖性。基于邻接权重矩阵构建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分析房价波动对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得到四个方面的结论:一是通过Moran's I指数和Moran's I散点图证明了中国房价水平和制造业产业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制造业具有高水平区域集中、低水平区域聚集的特点;二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与制造业产业升级呈倒U型库兹涅茨曲线关系,也就是说房价波动对制造业产业升级同时具有正效应和负效应;三是从整体上看,现阶段省域间相对房价升高对制造业低端技术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对制造业高端技术产业发展产生促进作用,相对房价升高带动了制造业产业升级;四是在北京和上海,由于房价与制造业产业升级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跨入倒U型曲线的右边,所以要有效控制房价上涨,以免制造业产业升级受到抑制。     

房贷风险评估及银行的应对策略

房地产是当今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而房地产发展的资金绝大部分由银行贷款获得,因此房价的变动会使银行的贷款业务面临风险。本文首先分析了现阶段房贷与房价之间的关系,接着讨论了人口因素对房价的影响,分析了房价的走势;最后计算了在不同的贷款方式下,商业银行应对房价下调时的贷款风险临界值,给出了商业银行防范房价变动的应对策略。     

Labour force and changing age structure in selected developed countries: a comparative study

The authors examine the effects of demographic aging and the changing age structure on the labor force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and Japan over the period from 1950 to 1980. They find that "the changing age structure and population aging have generally had a favorable effect on the proportion of labour force or crude labour force rate.... The remarkable feature was the rate effect of the female labour force, which was positive and often substantially reinforced the positive age effect.... The proportion of the female labour force soared during the 1960s and 1970s in these countries, and a dramatic convergence of male and female labou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s took place."     

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运行机制优化--基于房地产市场现状分析的视角

文章以北京市为例,从分析其房地产市场现状入手,探讨保障性住房理想的运行机制。分析发现,北京市房价泡沫化严重。文章还从房价走势机理分析了保障性住房对房价调控的意义。认为,现阶段房价调控最佳手段是规划建设大量保障性住房。北京市保障性住房运行机制有待进一步优化,包括北京市保障性住房宜以廉租房、公共租赁房等租赁型为主。在房源调控方面,既要根据市场需求,又要保持政策的独立性;在融资模式上宜加大土地出让金出资比例;加强保障性住房租购家庭的动态监测与管理,严禁转租转售;加强保障性住房规划的统筹性,建立长效机制以及完善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等。     

人口红利、劳动力素质与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关联

在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情况下,劳动力年龄的人口规模、质量及其储蓄水平对未来经济增长具有重大影响。将人口特征变量引入对我国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分析,结果表明,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发展方式转变背景下,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强化直接影响是保障我国未来经济增长最有效的措施。     

Housing Boom,Dutch Disease,and the Declin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Drawing on Dutch disease theory, we assess how the recent housing boom has contributed to a decline i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Using Chinese city and enterprise panel data from 2004 to 2013, our analysis reveals that Dutch disease indeed exists and that the housing price increase has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affecting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through two key channels: resource movement effect and spending effect. Specifically, this paper found that: (i) the housing price increase hindered labor flowing into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resource movement effect) and caused higher inflation (spending effect); (ii) the housing boom clearly impeded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especial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in 2008; (iii) the impacts of the housing price increase on China's manufacturing exports were heterogenous, and were more significant for labor-intensive manufacturing businesses, businesses that were foreign owned, less R&D intensive, or located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将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为研究对象,以影响因素为切入点,分别从劳动力因素、制度因素和容量因素中筛选出7个指标,运用多元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系统分析和判断新时期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关键因素及其在不同分位点上的影响程度。研究表明：在整个分位点上,城镇登记失业率、人口自然增长率对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最大,其次是人均耕地面积的影响;在高剩余阶段,制度变迁指数、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少数民族人口比重对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较大,城乡收入差距在整个分位点上的影响较小。为此,提出促进新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具体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