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动态计量分析

为探讨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文章依据1978~2004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协整检验、格兰杰因果检验、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及方差分解等方法,对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动态计量分析。结果发现,经济增长是城市化水平提高的格兰杰原因,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产生较大的正向冲击效应,而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不大;城市化水平受人均GDP影响的效应逐步增强,受自身影响的效应不断减弱,而人均GDP受自身波动影响的效应不断上升,受城市化水平影响的强度逐步下降。对我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深入认识,有利于各级政府在推动城市化和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采取合理对策,避免走入误区。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主要对人均GDP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指出城市规模扩大的外部正效应远远大于负效应,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大城市比在中小城市发挥的作用更大。     

中国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我国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通过1978-2006年的时序数据,利用回归分析、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对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正向作用明显强于人均服务业增加值对城市化的反向影响,城市化是人均服务业增加值的格兰杰原因;人均服务业增加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因此,对中国服务业增长与城市化关系的深入探讨,有利于决策者在推动城市化和促进服务业的过程中采取合理对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丽江市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本文以丽江市1990～2006年统计数据为依据,建立了丽江市城市化模型.该模型符合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的一般模型,呈现对数关系.应用该模型预测了未来丽江市的城市化水平以及相应的人均GDP,2010年、2020年城市化率分别为15.57%和18.29%.从特殊的自然地理背景、多民族的特点以及隐性城市化现象等方面,解释了丽江市城市化率较低的原因,指出丽江市城市化并不符合一般的周一星模型,而是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为该地区制订城市化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煤炭需求增长极限及其调控

本文利用面板数据的相关理论和模型建立起煤炭需求与经济发展的库兹涅茨曲线模型,并将工业化和城市化两个重要因素引入模型中,以对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煤炭库兹涅茨曲线进行研究。回归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推动了煤炭需求快速增长,其中工业化对中国煤炭需求的作用远大于城市化,意味着中国工业化水平的加快是引起煤炭消费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水平则次之。煤炭消费量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先增加后减少,说明我国煤炭需求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库兹涅茨特征明显,能源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在中国成立。模型显示,煤炭需求下降的理论拐点在2040年左右。考虑到各项制约因素的作用,中国煤炭年需求量和产量实际上已经达到增长的极限,因此,应采取各种有效的调控措施,严格控制煤炭需求量的上升,促使库兹涅茨曲线拐点提前到来。     

基于VAR(向量自回归)模型的我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分析

本文运用VAR分析方法,考察了我国1994-2007年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动态演进关系。研究结果显示:1.经济增长是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均碳排放量变化却不是引起人均收入变化的原因;2.经济增长导致碳排放量上升,而碳排放量的增加反过来会抑制经济增长速度,但其影响存在一定的滞后期;3.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人均GDP能解释人均碳排放量预测方差的很大比重,而人均碳排放量在解释人均GDP的预测方差方面所起的作用很小。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高速经济增长和工业化水平提升是以环境为代价;另一方面,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经济发展缺乏一个碳排放权的有效交易市场,使得环境污染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无法通过碳排放权的清晰界定而影响到微观企业的生产行为,使得环境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有限。     

中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基于时序数据的经验分析(1985～2003)

本文选用1985￣2003年期间我国的六类环境污染指标,从时序维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收入变化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相互作用机制。首先,基于MaddalaandKim提出的改进的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具有协整关系的四类变量中,只有二氧化硫排放总量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正的协整关系,其他三类污染指标(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固体废弃物排放量)与人均GDP之间协整关系均为负,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其次,分别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因果关系检验与TodaandYamamoto提出的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考察了六类污染指标与人均GDP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研究发现环境污染与我国人均GDP之间的一般规律:人均GDP是导致污染排放量变化的重要原因,但污染排放并不是导致人均GDP变化的原因。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关系——基于东莞的实证研究

文章选取东莞市3项环境指标,运用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的方法,分析了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经济结构驱动的影响,发现1982～2007年东莞市人均废水排放量、人均废气排放量和大气能见度倒数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是三次曲线,人均废水和废气排放量总体上随人均GDP上升,能见度则随之下降.这3项指标与2项产业结构指标呈极显著的相关,东莞的环境污染变化主要是由经济模式和产业结构变化驱动的.     

中国未来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比较研究

对中国未来90年不同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后果进行了人口-经济动态模拟。在生育水平过低导致劳动力减少过快、人口老龄化过重、劳动负担加重的情况下,将使经济增长大大放缓;而较高的生育水平下,虽然经济增长速度略快,但是人均GDP增长速度慢于中方案生育水平下的经济增长,并且人均GDP水平也具有较大差异。完善当前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稳定在1.9-2.0之间,如此人口在本世纪缓慢地减少也将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增长和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低生育水平下,依靠劳动增加和资本积累的粗放型经济增长将不复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必然选择,技术创新、技术进步将是未来经济增长首要源泉。     

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兼评中国特色

本文结合已有的理论和跨国数据,分析了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及经济结构转变的相关关系,观察其中中国的特殊之处。本文也结合中国数据预测城市化在未来一段时间的轨迹。根据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可以发现,城市化水平与经济增长服从一个统计上显著的S型曲线规律,而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速度最快的时期。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改善经济结构,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和第三产业发展。相比于世界平均水平,我国在当前城市化水平下的投资率和第二产业比重偏高,而消费率明显偏低。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人均收入和人均资本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协整关系。城市化每推进一个百分点,可以带动人均实际收入增长2.25个百分点。根据它们的动态关系,可以预计我国在2012年城市人口将超过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