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布局特征与策略建议

服务业在不断发展及结构优化过程中,其空间布局的重要性和规划意义逐渐凸显。利用较为详实的统计资料,运用区位商和空间基尼系数指标对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布局进行深入探讨。结果发现：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发展整体不均衡,长吉延三地优势明显,但长吉两地辐射带动作用有限,落后地区优势产业尚未形成;集聚发展起步晚、水平低,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特征不明显。因此,吉林省服务业空间布局还需科学规划与引导,找准定位,明确各区域产业发展体系,整体思考,科学规划,推动服务业集聚式发展。     

我国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我国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为优化其空间布局提供参考。文章利用地理数学方法中的空间分析手段和GIS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不平衡指数和核密度,对我国112处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最邻近点指数为0.83,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省际分布较为集中,半数分布在11个省级行政区内;在七大地理分区的基尼系数为0.96,呈集中分布的态势,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建议改革和完善我国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评选机制,完善评选标准,加强西部、北部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     

我国八大区域科技力量的综合评价

弄清我国科技力量在空间上的分布状况,是实现我国区域创新资源整合和制定科技发展规划的基础础工作.为此,在解释科技力量含义的基础上,按照科技资源能力、科技成果能力和科技效率能力3个维度,对我国八大区域的科技力量进行了单项评价,并运用密切值法和聚类分析法,对我国八大区域的科技力量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     

资源型城市农业产业空间布局实证研究

分析了资源型城市平顶山市的农业产业空间布局存在的问题,从农业产业空间布局整合的可行性研究入手,通过极核模式、点—轴模式及圈层模式的分析,提出了"八点、五轴"的农业产业空间布局整合模式,构建平顶山市郊农业区为极核、县郊农业区为一级节点的点轴模式。根据农业生产环境条件和农业产业用地的空间分布特征,规划布局了三个农业圈,构筑科技核心区、农产品配售区、农产品生产加工腹地区三圈组合的农业产业空间开发结构。资源型城市农业产业空间布局研究能够促使农业产业的发展,使农业成为资源型城市的重要产业支撑,推进资源型城市平稳经济转型。     

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结构维度研究

随着我国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已成为国家和地区集聚科技资源、创新服务需求的重要载体,培育和提升平台集成服务能力,是发挥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创新服务支撑作用与杠杆效应的有效途径和战略选择。首先界定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的内涵与特征,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对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的关键要素及层次结构进行识别,进而选取广东、上海、北京和黑龙江等省市科技资源共享平台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由资源集成能力、需求集成能力、服务匹配能力、运行管理能力4个维度构成,典型案例平台各有优势与特色,但在不同能力维度仍有提升空间。结论可为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集成服务能力培育和提升提供理论方法指导,为区域科技资源共享平台更好地服务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和持续发展提供有效决策依据。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空间格局演变

文章选取2003、2006、2009和2012年四个时间断面及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指标分析法、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结合相关软件对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空间分布以及空间变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较大,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大体上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就空间变化而言,以北京、上海为主的东部沿海区域与中西部区域的湖北、陕西、四川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双核增长板块,北部、西北、西南区域省份科技创新能力水平较低,科技创新能力等级分布呈斜“T”字形分布格局,并且这种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步加强的态势,在东北-西南主要方向上科技创新能力保持极化收缩的发展态势,以东部和中部为主的椭圆内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相对快于椭圆外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空间上日趋收敛.     

我国区域创新能力分布和影响因素的空间分析

研究了1998—2007年我国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自然科学基金申请数与其影响因素的关系;考虑到区域变量间存在空间相关性,采用普通面板模型与空间面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得出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分布规律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显示,东部地区的科技创新水平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提出落后地区政府应加大本地区对科研资金和人力的投入,改善科技创新水平发展不平衡的状态。     

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域分工及其变化

北京作为我国首都,近年来服务业发展迅速、地位显著增强.尤其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服务业日益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其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布局对城市空间结构的重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对城市内部服务业空间布局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关于服务业空间分布的研究进行了综述,然后基于1996年北京市第一次基本单位普查和2008年北京市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采用地区专业化指数和区位商以及对应分析等方法分析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区专业化和分工的现状特征及其动态变化.研究发现:不同类型服务业在北京都市区内部的空间分布存在着明显差别;北京都市区服务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地域分工的特征,区县层次要比区域层次突出些;整体上,北京都市区服务业地区专业化呈现弱化趋势,各区域服务业地区专业化有升有降,区域之间地域分丁有所弱化,各区县服务业地区专业化也有升有降,区县之间地域分工变化规律不明显.     

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空间布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业科技园区是农业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节点,优化其空间布局对促进农业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是国家规划建设的农业科技与产业综合体,是新时期农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技术扩散的新型组织形式。利用标准差椭圆分析法,探索了2001-2016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时空演变过程,运用最邻近距离法、核密度分析法测算其空间分布特征及集聚水平。结果表明,国家农业科技园区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先分散后集中的分布特征,在全国范围内形成5个集中分布区,总体呈东部集中分布、西部分散分布特征。通过建立回归模型分析国家农业科技园区空间格局形成机理,表明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农业生产规模、农村人口规模、农业产业化程度、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能力及农业相关发展政策等是影响其空间布局的重要因素。     

西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空间布局及路径研究

旅游空间结构是区域旅游经济系统中各子系统、各要素之间空间组织关系的集成反映,其合理性对旅游业发展的影响作用显著。立足于西藏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特殊性和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以＂核心—边缘＂理论为指导,通过统计学方法定量分析了西藏文化旅游业发展的空间结构特征和发展状态,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建立指标体系划分了文化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构建了＂一带、四点＂空间布局结构,并提出了强化区域空间发展定位和联动发展、加强特色产品开发等实现空间结构布局的路径和政策建议。     

贵州省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城镇体系是评价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指标,城镇作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极核,决定着地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速度、结构和空间布局。运用计量地理学方法对贵州省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分析和计算了贵州省城镇体系的中心区位、离散程度和均匀性,获得了研究区的理论中心区位。找出贵州省城镇体系空间分布特征,对加快贵州城镇发展和推动贵州城市化进程有重大意义。     

基于产业专业化的区域优势领域探析——以省会城市进行实证

近年来,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区域发展,然而国内的区域发展存在不协调、不平衡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提出区域优势产业识别模型,通过上市企业数量对省会城市的产业专业化与优势产业领域进行分析,以期找到区域发展优势领域,促进区域形成分工合理、特色鲜明的产业结构。实证中通过四象限分析法和聚类分析法分别对省会城市产业专业化或多样化与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优势产业领域进行分析。通过研究发现,省会城市的产业专业化随发展水平的提高呈现出U型发展趋势,产业多样化与区域发展水平之间为正相关关系;无论省会城市发展水平如何,制造业都为这些城市最具优势的产业;高技术产业多分布于发展水平高的城市。     

圈层经济视阈下区域空间布局优化实证研究

优化空间布局对推动区域健康发展、加快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圈层经济理论为优化空间布局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鉴于此,运用ESDA方法和区域复杂网络模型,以河北省为实证对象,分析了区域间布局结构及其联系强度,对网络结构特征度量值进行了聚类分析。研究发现,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马太效应”,区域网络呈现出无标度的“择优增长”特征,空间布局亟待优化;石家庄和唐山在区域复杂网络中具有良好的资源控制能力和重要地位,河北省可以优化为三大经济圈层,即环京津经济圈、冀中南经济圈和冀西北经济圈。     

广东省城镇化经济发展空间分析

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在ArcGIS以及GeoDa的支持下,从时空变化的角度,对广东省2002—2012年城镇化发展以及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和空间布局发展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到2012年,广东省各个城市的城镇化已经全部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广东省的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发展并不完全一致,城镇化发展水平以及经济发展水平在空间布局上有较大的异质性,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都集中在东莞以及周边地区,而城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集中在珠三角偏东北部的沿海城市。同时,第一产业对城镇经济发展影响较小,第二、第三产业作用较大,不同的产业构成也有各自的空间布局特点以及空间布局变化特征。第一产业空间分布在近10年均衡性变弱,东部比重减少较快;第二产业趋于沿海分布,差异性减弱,空间分布均衡性提高;第三产业差异缓慢增大,空间分布较为均衡。通过分析,从而掌握广东省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状况的空间布局以及时空变化特点,对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中国陶艺村的发展及其对村民收入增长的影响

对中国典型的陶艺村进行类型甄别研究,确认12个陶艺村。综合运用地理信息系统和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等空间分析方法,揭示我国内地陶艺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对村民收入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陶艺村在空间分布上,除自古代陶瓷文化遗存形成的自然村,都是在1990年代后的20年迅速形成的;呈现出明显的不均衡特征;分布区域呈组团和带状分布,主要分布于中原区、中南区陶瓷产业和陶瓷文化基础深厚的区域;空间面板计量结果表明,不同区域陶艺村陶艺产业发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存在着显著的空间正向效应,主要呈现高—高、低—低聚集性特征;陶艺村通过对深厚的陶瓷文化和陶瓷艺术的创意开发,大大提高了综合经济效益,陶艺村陶艺产业发展对村民收入增长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科技资源空间配置研究进展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科技资源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和核心,对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技资源在空间上的合理高效配置,对我国实现从资源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总结了科技资源配置相关问题的研究现状,指出了当前研究的薄弱环节,并展望了未来的研究方向。研究认为,现阶段对于科技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主要从管理学、经济学的角度作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分别是科技资源的空间分布现状、配置模式、配置效率、与区域创新体系的关系以及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总的来说,在理论研究和空间视角方面重视不够,应当在今后加强地理学区位论和空间组织结构理论的指导,从空间视角出发对科技资源空间配置的模式、机制、效率等问题作进一步研究。     

城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以西安市为例

运用平均最近邻分析、核密度估计与标准差椭圆等Arc GIS空间分析方法,从时空演变的视角对西安市电影院空间分布特征及演变规律进行分析。结果发现:(1)电影院作为居民文化消费场所,与城市经济、文化活动空间布局相一致,在城市总体空间布局上呈现明显的集聚分布特征,且集聚程度较高,主要集中分布于城市的传统商业中心与新兴的次级中心,并由中心向外围递减。(2)城市社会空间的变化促使电影院在城市空间布局上发生演变。在城市新区建设和电影消费大众化的双重作用下,西安市电影院从单核心集聚向多核心集聚的空间分布特征转变;电影院空间总体布局的演变与城市扩展与建设趋向相一致,空间分布范围从中心城区向近郊城市新区扩展,在城市新区形成新的核心集聚区。(3)商业综合体成为电影院布局的主要区位,电影院的发展也促进了城市商业与文化产业相结合的空间形态新转变。     

外生动力视角下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发展研究

传统优势产业在区域经济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但其存在要素依赖性、发展速度较慢、创新能力较弱和产品附加值较低等问题.本文对影响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发展的因素:要素禀赋、市场需求、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和外部竞争等进行分析,构建了基于外生动力的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发展系统模型,并提出了区域传统优势产业升级发展模式的优化路径与政策建议.     

我国文物旅游资源的时空特征及保护开发策略

以国家文物局颁布的1—6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SPSS13.0对有关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多因素评价法,计算文物分布的综合指数,分析文物资源在空间(省级行政区)和时间(按朝代)上的分布特征。数据处理后,可将我国文物资源空间分布划分为四个等级:极丰富地区、丰富地区、贫乏地区、极贫乏地区;认为我国文物资源分布相对集中,区域差异明显,文物出现具有时代特征;并探讨了我国历史文物的出现的原因。最后文章对我国的文物保护和开发提出了建议。     

高校科技创新、空间溢出与区域经济发展

本文搜集整理了2008—2017年31个省(市、自治区)(因数据缺失,不包括港澳台地区)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及区域经济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在评价各省域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基础上运用ArcGIS探寻两者的空间分布特征.利用空间面板模型对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参数估计;选取时点固定效应的空间杜宾模型将各变量对经济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解.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区域经济发展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特征更加集中;二是解释变量高校科技创新能力和各控制变量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三是空间效应分解后,按直接、间接和总效应的作用方向、数值大小和是否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结果可分为三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