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公营机构的兴起与政治市场中的理性行为

半公营机构的迅速兴起基于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自利动机和理性行为是政治市场中一切政治行为的基础,半公营机构的发展与政治市场中的理性选择密不可分,政治家的自利行为是推动半公营化发展的政治动因。     

理性只是对自利最大化的追求吗?

基于理性的“经济人”假设,不仅无法解释由“囚犯困境”所引发的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悖论,也无法解释现实中行为主体在“囚犯困境”情境下对合作行为的选择。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总是将追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等同于理性,进而再把实际行为等同于理性行为。其实,不仅人类寻求自利最大化的行为是理性的,而且对利他行为的追求也是理性的。现实生活中,行为主体体现出理性“经济人”与理性“道德人”的双重性。对“囚犯困境”悖论的解决应该引入道德维度,引入理性“道德人”进行分析。     

理性行为的多重性分析

主流经济学中的理性行为是一个过于绝对化、有偏见和逻辑的概念。从历史辩证和形式逻辑等视角来看,理性行为的内涵具有一定的状态和范围依赖性,基于可货币化的偏好排序对象的理性行为具有典型的自利性内涵,而基于不可货币化的偏好排序对象的理性行为具有典型的利他性内涵;从经验证实所采用的物理语言或现象语言来看,理性行为概念具有一定的人称依赖性,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判断行为选择具有理性行为和非理性行为之分,而从第一人称角度来判断所有的行为选择均是理性行为。     

域观范式视角下的企业及其竞争力

只要走出经济学的抽象假设王国,面对现实世界,经济学就不得不承认,人和企业的行为并非唯一地受经济理性(经济利益最大化)所驱动,还有价值倾向、文化习俗、制度制约等,都对个人和企业的行为产生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不同的个人和企业有可能选择不同的行为目标,或对不同目标确定不同的优先顺序;其决策行为既有理性自主,又有适应顺从,而且各自的心理偏好也不尽相同。关于企业同质的假定是一个在逻辑链上存在诸多间断点的经济学体系基石。粗略划分,现实中的企业至少可以有这样四种基本类型: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和极致企业。国有企业是一个特殊的企业域观群类,即企业大家庭中有别于其他企业的一个特殊"域类"。在国有企业改革和演化过程中,行为目标的确立是一个核心问题。市场竞争过程并非如微观范式承诺所想象的那种同质企业的自由竞争状态,而是异质企业的有效竞争状态。不同域类的企业群体,并非主观设想的制度安排结果,而是在现代企业制度环境中自然演化形成的企业生态结构,企业世界的域观现实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结果。自利企业、兼利企业、社会企业和极致企业,在统一的市场竞争中都会有自己的生存发展空间。传统经济学的微观范式所承诺的"自利同质企业自由竞争"的世界已经演变为域观范式所承诺的"多域异质企业有效竞争"的新世界。     

财务困境、政府干预与管理者自利

文章运用处理效应(treatment effect)模型,从财务困境视角研究了政府干预对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当政府干预程度较低时,相对于未发生财务困境的公司,困境公司管理者的自利行为会有所减弱;但当政府干预程度增强时,困境公司管理者自利行为减弱的程度将趋缓。对于政府控制的公司,当金融机构信贷决策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较弱时,财务困境期间管理者自利行为会有所减弱;随着政府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干预程度的加强,困境公司管理者自利行为趋于严重。对于非政府控制的公司,困境期间管理者自利行为对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自主性并不敏感。     

基于演化博弈的和谐社会构建模型分析

经济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性地位决定了经济和谐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基础。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基础的正统经济理论与和谐社会的本质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因而不能够为和谐社会的存在性构建起科学的理论体系,而行为经济学为和谐社会的实现提供了现实性的理论依据。互惠性偏好是行为经济学的基础性假设之一,基于互惠性偏好的个体行为博弈可以改善博弈双方的经济利益,从而为演化博弈环境下群体经济行为从自利型向互惠型的演化创造了条件,最终为经济学视角下和谐社会微观经济理论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所有制初探

私有制是一个基于自我所有权的合乎人性的天然的自生秩序,公有制则是人的自负理性设计的产物。与公有制相比,私有制更合乎自利与自由的人本性,在制度运行成本上更加廉宜。     

基层土地违法经营与地方行政体制思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基层官员日益膨胀的理性行动,使得各地土地大量违法经营;症结包括地方土地产权界定不清、基层官员团体自利行动长效约束阙如;从价值理性角度重构地方土地产权制度、省级宪政和法律执行制度,赋予普通百姓有效参政和申诉维权机会,适时推出土地所有权个人化试点,迫使基层政府依法维护辖内人民特别是普通百姓公共利益和个人发展机会,让其分享改革成果。     

论制度和理性的相互关系

在经济学中对人性的假设存在“有限理性”与“无限理性”的假设,在制度经济学中,“有限理性”已经成为新制度经济学三大理论基石之一。而知识和制度都与“有限理性”假说存在密切的联系。作为制度设计的理性假设包含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包括人的理性能力究竟有多大;另一层含义是,人的行为是否一定可以根据行为规律做出推断,根据过去的行为对未来做出推断。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有限理性是制度产生的前提,制度可以扩展人的有限理性。     

不完全契约下专利联盟互惠性优化研究

专利联盟是实现专利应用和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平台.由于不完全契约的影响,中国专利联盟运营效率较低.不完全契约引发"搭便车""敲竹杠"等机会主义行为,并引发二次"反公地悲剧"效应,抑制了联盟效率.理性经济人下的严格自利偏好无法解决这些机会主义问题,同时,制度经济学理论也未给出可行的方案.在行为经济视角下,互惠性理念与行为是解决专利联盟不完全契约问题的有效手段,值得深入探索和研究.     

浅析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群体之间价值倾向的平衡

企业与利益相关者群体有不同的价值倾向。经济型、能力型、学习型及社会型四种价值倾向间有互斥的一面,更有互利的一面,企业的自利行为是对相关者群体利益进行平衡的有节制的自利。平衡价值倾向所依据的管理哲学思想,有助于企业创造力、经济目标及内部和谐的实现。     

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内涵演变及其缺陷审视

经济人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早期是内含特定社会伦理关系的自利人,后来由抽象原子化的经济人所取代,接着演变为更中性的理性人;理性的原意也仅仅体现为实现特定目的的有效手段选择,后来却蜕变为行为的一致性问题.正因为理性内涵的不断演变及其外延的不断扩大过程,以致经济人概念成了一个同义反复;结果,经济人假设在强化经济学分析框架的同时,也使得经济理论与现实之间越来越相脱节.     

会计理性 会计诚信的广角透视

以自利为核心内容的会计理性受个人禀赋和外界环境总体双重约束；会计理性具有逻辑性、有限性等特点；会计诚信是会计诚实与会计信任交易过程中各相关交易主体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的充分博弈过程。会计理性和会计诚信具有内在的联系。治理会计诚信缺失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并根据会计诚信的特点对症下药。     

国际化董事会是高管自利行为的“避风港”还是“防火墙”?——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将高管自利行为划分为显性自利和隐性自利两种表现形式的基础上,本文实证研究了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自利行为的影响效应,结果发现:国际化董事会在"纵容"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同时能有效抑制高管的隐性自利行为。进一步研究表明,随着法律环境的改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显性和隐性自利行为的约束作用均会相应增强,激烈的市场竞争则会显著削弱国际化董事会的监督功效,而国有企业的国际化董事会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的治理效果更为突出。本文的研究揭示,国际化董事会既能成为高管显性自利行为的"避风港",又能够对高管隐性自利行为发挥"防火墙"功能,并且可能在异质的治理情景下呈现两种角色的相机转换。     

关于信任的博弈分析——基于个体的自利理性和社会理性

信任的根本在于不完全信息和有限理性,信任是个体弥补自己理性不足的一种策略.所以,信任分析无法在个体的自利理性下完成,需要扩展个体理性的范畴.将个体理性扩展为自利理性和社会理性,利用理性的这种二元特性,重新解释了两个具有代表性的博弈模型--蜈蚣博弈和信任博弈.这不但对信任问题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框架,而且还解决了博弈分析的困境.这说明,对个体理性的扩展是合适的,个体的社会理性是经济学不可忽视的一部分.     

最后通牒博弈实验及其评价

亚当·斯密(1776)在《国富论》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这段话时常被人们作为“理性经济人假设”的论据被反复征用。其实,在斯密那里,自利作为人性的一种自然倾向,是有别于理性的。那么,何谓“理性”?西蒙在《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1968)中指出,理性是逻辑指引下的思考,它可以更广义地定义为问题的解决和批判的思考,但只有在强调了逻辑     

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羊群行为的宏观与微观策略

证券市场的羊群行为是指投资者在证券投资中模仿其他投资者决策,在股票价格波动中追涨杀跌的行为.导致我国证券市场羊群行为的原因包括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为此,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提出抑制羊群行为的相应策略,即培育市场理性与培育理性投资主体两项对策.具体包括: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改善证券市场供求关系;完善合理的交易制度;规范证券公司"信息串联"行为;培育理性投资者等.以此来实现改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促进证券市场效率,以减轻羊群行为之害.     

矿山企业在社区建设中的社会责任

矿山企业,离不开社区民众的支持、容忍和默契,与所在社区民众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不只是矿业社区建设的消费者,更不是旁观者,而是社区建设的主要责任者。矿山企业不能将市场行为带入社区生活而损害社区民众的既有权益,必须承担维护社区建设的社会责任;社区中的"矿山企业公民"角色,应将经济人自利理性转换为社会人利他理性,成为社区民众的好伙伴、好邻居,承担推进矿业社区建设的社会责任。矿业企业在矿业社区建设中必须和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既是挑战也是发展机遇。     

流动性、负债融资及代理成本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负债融资及债权人对大股东自利行为与管理者代理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中国上市公司中债权人抑制大股东和管理者自利行为的动机.利用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流动性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的影响,并揭示了中国上市公司中股东-债权人冲突和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当企业流动性较差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者代理行为有显著抑制作用.当企业流动性较好时,负债融资对大股东自利行为和管理层代理行为无显著抑制作用.     

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必须重视经济道德基础的构建,为经济增长质量建立价值判断。道德基础对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作用体现在:道德能够为经济主体提供精神动力,道德能够促进自利行为公益化,道德能够促进社会文化人性化。经济增长质量道德基础构建的目标是:在经济增长中理性求利、理性消费、承担社会责任、维护社会基础的稳固。经济增长质量道德构建的价值判断包括:经济增长与伦理建设的和谐统一,经济增长的结果必须惠及到大多数劳动者,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使人的发展条件得到改善,实现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协调,把人文关怀作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