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FDI 与技术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经验分析

在幅员辽阔、省域差异明显的中国，考虑空间因素研究省域环境规制、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基于空间计量经济学的研究视角，本文构建两种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面板模型，选取2006~2015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进一步分析环境规制、FDI对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2）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能够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3）FDI 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存在显著的作用，但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呈现正“U”型动态变化特征。实证结果表明，加强省域间环境规制的空间联动和环境污染监督，提高引入外商直接投资的“门槛”，对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规制、政府补助与绿色技术创新 ——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 2000～2017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 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构建中介效应模型， 通过固定效应和系统GMM 方法， 计量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政府补助的中介效应， 并对该效应的传导机制做了进一步探讨， 同时分析了环境规制与政府补助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共同影响作用。 研究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 “U” 型关系， 其中动态模型较静态模型“U” 型下降趋势更快而上升趋势较缓； （2） 政府补助在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存在正向调节作用，但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效应为负， 起到了抑制作用； （3） 政府补助与环境规制共同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积极效应。     

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提升——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

本文基于空间视角， 选取 2003～2017年中国28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 通过设置3 种空间计量模型， 探讨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实证结果显示： （1） 环境规制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且在不同城市之间存在明显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2）东部样本、 西部样本与中部样本空间溢出效应的强度依次递减， 不同区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3） 金融信贷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干预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人力资本对中国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

本文选择 2001 ～2016 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 计算了狭义和广义的环境规制强度，并基于SYS－GMM 方法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视角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 考察期内， 虽然狭义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现下降趋势， 但广义环境规制强度提升显著； 整体而言， 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 U 型关系， 现阶段的“倒逼减排” 效应更加明显， 中国的环境规制能够有效抑制碳排放； 东部和中部地区狭义和广义环境规制都呈现出显著的“ 倒逼减排” 效应，但西部地区只有狭义环境规制存在“倒逼减排” 效应， 广义环境规制并不存在。最后针对本文结论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与区域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的门槛效应

环境规制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 本文基于 2004～2015 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得出： 环境规制与工业增长规模间存在 “U” 型的非线性关系， 与综合效率、 盈利效率和劳动效率间存在横向的 “S” 型关系， 与经营效率间存在镜像的 “S” 型关系； 环境规制政策存在帕累托改进空间， 环境规制强度提高既有利于环境保护， 又不会对工业经济增长规模和效率产生负面作用； 环境规制效应具有区域差异性， 通过权衡三大分解效率可在短期内确定区域最优的环境规制政策。 最后， 根据实证分析提出应突破 “先污染后治理” 的发展思路， 推进差异化的环境管制政策， 提高环境规制强度，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环境规制对碳绩效影响的门槛效应分析

环境规制解决“温室效应”的关键在于其能否实现经济增长和碳减排之间的共赢。因此,寻求一条提升碳绩效的持续发展道路是当前政府环境规制之要务。本文从竞争均衡模型的构建深入探讨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作用效应,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之间呈现广义上的U型曲线关系。在此基础上,通过建立门槛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2000～2014年30个省市的环境规制对碳绩效的门槛效应,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证实了环境规制与碳绩效的双门槛效应及最优规制水平的存在,以期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正确执行提供必要的参考依据。     

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是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要求，更是从根本上解决我国资源环境生态问题的应有之策。本文采用2011～2020年全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静态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整体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可显著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从空间溢出效应来看，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且以短期效应为主；从作用机制来看，创新要素集聚在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能源技术创新可通过创新要素配置提升区域绿色经济效率。产业结构升级可正向调节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效应。基于此，提出构建能源技术创新生态圈、建立绿色经济内外一体化发展机制、打造区域能源技术创新产业集群的建议，以更好地发挥能源技术创新对区域绿色经济发展赋能作用。     

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与驱动机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空间计量分析

新型城镇化的提出是中国城镇建设的重大战略性举措。本文基于中国 2005 ～ 2016 年 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建立了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并进行水平测度， 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分析方法对中国省域新型城镇化的空间集聚效应进行检验， 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驱动机制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 （1）中国新型城镇化水平总体处于提升态势， 但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 呈现“ 东高西低” 的空间格局； （2） 中国新型城镇化保持稳定的区域分化的分布现象， 空间集聚效应显著； （3） 本区域基础设施、技术进步、教育投入、贸易开放度和外商投资与新型城镇化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 邻近区域的基础设施、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对本地区的新型城镇化水平提升存在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运用Tobit 面板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1）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技术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 （2）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均衡， 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最低； （3） 用各种指标度量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 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地区信息化与绿色经济发展的空间关联性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中国经济正处于降排放、 稳增长的转型阶段， 信息产业是能够做到生产源头、 过程和成品低污染的高效绿色产业， 以信息化促绿色化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本文利用 2006～2017 年中国30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 采用 Super-DEA 测度了各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 构建SDM 模型分析信息化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及其空间效应。 为明确地区间发展差异， 进一步区分东、 中、 西部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 （1） 就全国和东部而言， 绿色经济发展具有负外部性， 中部则呈现出正外部性。 体现出东部对周边地区的资源依赖性和中部的协同发展能力； （2） 就全国和东部而言， 信息化能够促进绿色经济效率提升，但两者在中部呈现负相关。 反映出不同信息化水平对绿色经济发展的作用不同； （3） 此外， 产业结构升级、 对外开放等因素也促进了地区绿色经济发展。 体现了绿色经济发展影响因素的多样性。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环境规制技术诱导作用与清洁生产模式对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研究

目前， 出口商品符合欧美环保标准并体现较强的安全性、节能性是保持国际市场竞争力的必备要素之一。在高强度环境规制背景下， 清洁生产模式才是调和环境约束、资源瓶颈和产品竞争力三者矛盾的根本办法。本文利用中国 2001～2016 年制造业面板数据， 从本土企业出港货物价值角度跨国比较商品竞争力， 避免了“工业排污对外转移” 的统计疏漏； 在Acemoglu 等（2002） 绿色技术路径理论框架下， 估计环境规制驱动清洁生产进而提高出口竞争力的门槛效应， 推断中国制造业是否通过生产模式的转变适应了绿色贸易行业标准。研究发现： （1） 大部分企业从清洁能源替代入手减低工业污染排放， 同时， 提高行业竞争力7.224 个单位； （2） 当行业技术水平可以适应较高环境规制门槛时， 环保型生产将提高商品国际市场竞争力71.595个单位； （3） 目前的技术水平还不足以有效减低工业废气污染， 高强度工业废气排放管制仅增加了企业生产成本。本文通过检验行业对现有环境规制的适应能力和生产模式中清洁能源占比佐证了中国制造业已开始向绿色生产方式转变， 但总体技术研发水平仍偏弱， 正处于向资源轻量型生产模式转变初期。以上实证结果为中国工业实现绿色化、集约化、智能化提供微观事实检验。     

研发补贴与环境规制的绿色技术创新效应研究——考虑政策耦合的空间杜宾模型检验

本文从“政策-环境-市场-投入”方面构建空间面板回归模型,检验研发补贴、环境规制政策及二者搭配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间接以及总效应特征,为绿色技术创新系统完善提供参考。研究发现：(1)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均为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65%,发挥着主导作用;环境规制的影响效应微弱,且本地效应为负,空间溢出和总效应为正;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果尚未显现;(2)两类政策搭配下,对本地区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效果为正,空间溢出效应与总效应为负,均不显著,政策搭配的耦合效果较弱;(3)技术市场影响方面,市场流畅度的本地驱动效应为正、空间效应为负;市场厚度的本地和空间影响均不明显。挖掘环境规制政策的创新潜力,关注两类政策搭配耦合机理,发挥技术市场与区域协同的创新引导效应,应成为中国式绿色技术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     

多元驱动的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沪深 A股712 家企业2008～2017年的面板数据，将绿色创新分为绿色产品创新和绿色过程创新两个维度， 从环境规制因素、需求拉动因素和供给推动因素3个层面对企业绿色创新的驱动因素进行分析， 并进一步探讨绿色创新对企业经济绩效的影响。 实证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需求方拉动和供给推动因素会影响企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可能性， 但会因绿色创新类型的不同而有所差别； 绿色产品创 新能够显著改善企业经济绩效， 绿色过程创新则不然； 区别于非重污染行业， 命令控制型的环境政策和国 内市场的竞争状况是驱动重污染行业进行绿色创新的关键因素。     

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与区域创新——基于空间计量和门槛回归的双重检验

本文分析了OFDI逆向技术溢出、 金融集聚对区域创新的影响机理， 利用中国 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 运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和面板平滑转换模型实证检验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区域创新的线性和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地区创新水平在空间上具有正向相关性 ，在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滚雪球”效应；（2）OFDI逆向技术溢出和金融集聚均对区域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交互项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非线性；（3）以金融集聚为门槛变量进行非线性检验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存在双门槛效应。 随着金融集聚水平的提高，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在经过两个正向促进体制后， 转为较强的负向抑制体制。     

中国大气污染的影响因素及防治措施研究——基于 STIRPAT 模型和固定效应面板模型

日益严重的大气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普遍关注， 探索有效的污染防治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依据 STIRPAT 模型， 从人口、 财富、 技术等方面选取可能会对大气污染产生影响的关键因素， 并进一步构建固定效应面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实证检验各类因素对大气污染产生的实际影响。实证分析结果显示， 人口密度对大气污染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人口城镇化率、 环境规制、 能源效率、 外商直接投资均对大气污染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抑制作用； 以第二产业占比表征的产业机构和以煤炭占比表征的能源结构对大气污染产生了 “促增” 的效应； 国民收入对大气污染的影响符合倒U 型曲线的特征， 但不够显著， 在研究期内国民收入增长带来了大气污染的增加； 而科技创新也并未在大气污染的治理领域产生正面的影响。 最后， 本文提出加强环境规制、 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 促进绿色经济发展、 加快生态城镇化发展、 增强绿色技术创新并提高创新成果转化的建议。     

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水平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为了深入了解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探析发展路径,基于经济计量学相关理论,从水平测度和影响因素2个方面对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了评价。首先,构建DEA-Malmquist指数模型对江苏省2008—2018年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测度进行时间和空间的双维度分析;其次,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对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科技研发投入、人力资本、金融效率、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居民生活水平、产业结构、环境规制等八要素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显示,1)10年间,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有明显提升,且苏南苏北苏中;2)科技研发投入、人力资本、金融效率、居民生活水平及环境规制等五要素对江苏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有明显促进效应;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产业结构等三要素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了其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提升。研究结果可为江苏省经济决策提供智力支持,也对其他省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具有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