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对其消费行为影响的经验研究

本文利用CHFS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存量及其结构对其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房家庭和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都受收入、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影响;有房家庭的消费支出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和消费理论更符合;不论高收入还是低收入有房家庭消费都明显受其住房价值影响,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明显;风险资产变动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没有影响,无风险资产变动对高收入家庭消费没有影响,总体来看无风险金融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更大;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等社保账户资金虽然不能当期使用,但却是中低收入家庭良好的预期保障,对当前消费有促进作用;居民金融资产配置最高的是无风险的通货和存款;家庭普遍现象是财产性收入少,财产性收入对消费的贡献小;中低收入的男性户主家庭消费低于女性户主家庭;高学历和婚姻状态正常的家庭消费更高.     

增长中的分化:同群效应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

理解消费增长中的分化现象是更好发挥消费主引擎作用、加快构建双循环新格局的关键。本文基于相对收入消费理论假说,利用2010—2014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城镇家庭消费波动与分化的同群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同群效应可以解释家庭消费性支出19.8%的变化,对衣着、食品、居住、教育支出变化的影响分别为37.7%、32.2%、25.1%和21.7%。同群效应对特大/超大城市家庭的衣着、手机等可见性支出有显著影响,大城市中低收入家庭在教育支出中面临更大的同群竞争压力。同群效应的"追赶琼斯"机制是造成消费选择和消费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同群风险分担机制能缓解消费冲击带来的福利下降。致力促进形成国内大市场,应发展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完善降低低收入群体消费风险的保障机制,充分发挥同群效应在消费升级中的需求牵引作用;解决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结构性稀缺,以优质供给激活消费大市场。     

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异质性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

运用201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 CHFS）数据,研究了中国城镇居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情况,实证中系统考虑了家庭异质性影响因素。主要的发现有：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家庭资产净值达到约170万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的平均资产净值远离下降点;信贷约束的存在降低了风险资产的投资比例;家庭房产和风险金融资产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健康状况、家庭医疗支出对医疗保险计划的影响至关重要;风险性金融资产比例在户主年龄达到约58岁后开始下降,样本家庭户主的平均年龄接近下降点。这些实证结论为政府提供了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含义。     

此心安处是吾乡：商业健康保险与流动人口消费

流动人口是我国户籍制度下的特有群体，其规模逐年增加。释放流动人口群体的消费潜力有助于缓解我国“高储蓄率和消费低迷”的宏观经济问题。本文使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数据，采用OLS模型研究商业健康保险对流动人口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并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处理效应模型缓解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商业健康保险通过提升流动人口消费能力和消费意愿进而提升其消费水平，且对低收入水平、风险中性和流入城市医疗实力强的流动人口提升效果更明显。本文进一步研究发现，流动人口购买商业健康保险能促进其消费升级以及缓解消费不平等现象。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学历水平对旅游消费的影响

摘要:旅游产业的发展对稳增长、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随着消费升级的推进,对于涉及消费者主观认知的消费行为,消费者的学历水平将成为重要决定因素之一。本文基于2016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通过OLS与2SLS方法重点分析了户主学历水平对家庭旅游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户主学历水平提高显著增加了家庭旅游消费,家庭现金及存款、净资产、收入增加将显著提高家庭旅游消费,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增加将显著降低家庭旅游消费;相比于低收入组家庭,高收入组家庭户主学历水平、家庭年纯收入提高都将更大程度的促进旅游消费支出;相比于户主年龄为30岁以下的家庭,户主年龄为30～39岁以及60岁以上的家庭旅游消费更高。最后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相关建议。     

中国城乡老年人口多维贫困测度及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CHFS数据库中个人和家庭数据,补充信息变量对中国老年人口多维贫困进行测度,对比了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地区差异,分析了不同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水平对老年贫困的减贫效应。实证研究表明,随着信息手段的不断深入,信息贫困呈现更显著的特征,信息维度对老年人口多维贫困的影响超过了传统贫困中的收入、资产、健康、消费和心理维度。在减贫效应方面,城乡居民养老金能够有效缓解收入和资产贫困,而城镇职工养老金对六个维度的贫困均能起到有效缓解作用;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对于老年人口资产、收入、心理维度的减贫作用显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则能够有效缓解六个维度的贫困。因此,随着中国老龄化的不断深入,应更加关注老年人口的物质贫困与非物质贫困的关系,尤其是扩大信息维度带来的减贫效应,同时对于城乡居民和职工两类老年群体,实施针对性的社会保障政策。     

农户消费决定因素:基于有序probit模型

本文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利用有序Probit模型建立农户消费需求模型,分析微观因素对农户消费的影响.模型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1)农户家庭的经济状况对农户的消费有重要的影响.低收入家庭消费意愿明显高于高收入家庭;(2)户主个人因素对农户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户主受教育水平的提高以及户主主业的非农化对农户消费有积极的影响;(3)农村金融发展和农村保险体系完善与农户的消费意愿呈正相关;(4)农村居民消费环境对农户消费意愿有重要影响.并据此提出了相应对策.     

中国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与贫困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6和2009年的面板数据测度了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检验各因素对经济脆弱性和贫困的相对影响力。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高于贫困;户主特征和家庭变量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了经济脆弱性及贫困,代际间向上流动的私人转移支付对老年家庭的经济脆弱性和贫困没有作用;超过24%的非贫困家庭是经济脆弱性家庭;期望效用的脆弱性(VEU)方法表明,不平等虽然减少了脆弱性,但其影响经济脆弱性的力量最小,不可解释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因素,异质性风险和协同性风险的力量居中。     

医保政策精准扶贫效果研究——基于URBMI试点评估入户调查数据

本文基于精准扶贫的视角并以家庭为考察对象,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对现有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城居保)的扶贫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并对大病冲击下城居保对不同阶层的收入影响及其滞后效应进行了动态分析。研究发现,城居保政策对低收入城镇家庭具有明显的扶贫效果,尤其是对受到大病风险冲击的困难家庭,在避免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上能够起到显著的缓解作用,而且这种作用随着时间延续并通过影响家庭教育培训支出和劳动力健康状况还有进一步增强的趋势,但其扶贫效果在不同收入家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中高收入参保家庭的影响尤甚,出现了"目标上移"现象,扶贫的精准性与预期存有差距,这为未来的精准扶贫工作指明了改进方向。     

老年慢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影响因素及其不平等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CHARLS)数据,实证分析了老年慢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及相关影响因素,同时测算了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不平等及其决定因素。中国老年慢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较高,且存在倾向于低收入家庭的不平等。农村低收入老年慢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和发生强度最高。家庭相关因素和慢病患者的就医行为会显著影响老年慢病家庭灾难性卫生支出的发生率和发生强度,同时也决定了灾难性卫生支出风险的不平等。政府应当对老年慢病人群特别是农村低收入老年慢病人群提供系统性的经济风险保护,降低疾病的经济负担。     

食品价格上涨对城镇家庭消费与福利影响研究——基于EASI模型

文章基于与2015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迪顿的接近理想需求系统 AIDS 来源相同的EASI需求系统 ,采用CHNS调查数据 ,运用 EASI需求系统实证分析了各类食品价格上涨对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家庭消费与福利的影响 ,并比较了收入补贴与价格补贴的经济效果.研究发现:(1)我国城镇居民动物性食品消费支出占食品总支出的比重最大 ,其次是粮食和蔬菜 ,城镇居民的食品消费结构为"动物性食品+粮食+蔬菜" ,这说明动物性食品价格上涨对我国城镇居民日常膳食消费的影响相对较大.(2)粮食价格对困难户和最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影响最大 ,动物性食品价格对较低收入家庭的福利影响最大.(3)对低收入家庭而言 ,当动物性食品价格上涨时 ,收入补贴政策的效果优于价格补贴政策 ;当粮食价格上涨时 ,价格补贴政策的效果优于收入补贴政策.文章最后从生产、补贴政策和分配制度的角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分位数上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决定

本文依据中国城镇居民住户抽样调查数据,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方程进行分位数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是决定家庭消费支出的最主要因素,家庭边际消费倾向随消费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趋势;家庭资产与家庭消费支出正相关,资产效应随消费水平的提高逐渐增强;户主年龄与家庭消费支出负相关,低消费群体的年龄效应比较明显。因此,政府实施提升低收入群体工资水平的公共政策,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不仅有助于促使我国经济逐渐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而且有助于城镇居民社会福利的提升。     

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持续推进医保权益和医疗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是推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文章采用CHARLS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了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显著提升了居民的自评健康。但该政策的健康效应对农村居民、新农合参保居民、低教育程度居民和低收入水平居民的影响更显著,其提升了弱势群体的健康水平,缩小了不同群体之间的健康差距。机制分析表明,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通过提升参保居民医疗资源利用、降低医疗费用负担、释放医疗服务需求、增加家庭消费支出和改变家庭消费结构来影响其健康。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全民健康,需要继续深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力度,稳步提高医疗保险待遇水平,并且推动医疗健康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     

家庭负债对居民健康的影响研究

家庭负债作为家庭的重要经济行为可能提高家庭福利,但也可能通过给家庭成员带来压力、形成不健康行为等来影响成员的健康水平。文章基于微观数据研究发现：（1）家庭负债对居民健康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也支持结论的稳健性；（2）机制分析表明,家庭负债主要通过给人带来压力和导致不健康的行为来影响健康；（3）负债对健康的影响不存在性别差异,对不同年龄组群体有异质性影响,同时家庭债务主要对低资产和低收入家庭产生明显影响；（4）短期负债和非银行负债是造成负面健康效应的主要原因。文章认为进一步提升低资产和低收入家庭的正规金融可得性不仅具有经济和公平方面的意义,而且对居民健康的提高也能起到较好的作用。     

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影响——基于功能差异性视角

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金融功能差异性视角研究了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影响的差异性。实证研究发现:一方面,养老保险因作为稳定的未来收入,具备明显的资产功能,对家庭无风险资产存在替代效应,进而增加了家庭选择风险资产的可能性和比例;另一方面,医疗保险表现为风险分散功能,虽然增加了家庭风险抵抗能力,但是医疗保险缴费和医疗事故支出使家庭的收入效应降低,从而对家庭金融资产选择的综合影响不明显。     

中国居民家庭负债、消费增长与消费升级——基于CHFS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年与2017年数据,考察了中国家庭负债对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在不同消费类型、不同收入群体以及城乡居民家庭消费中的差异.利用工具变量克服内生性偏误后的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居民家庭负债并不会显著促进或抑制居民家庭总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但却会强化家庭财富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削弱家庭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异质性分析显示,居民家庭负债会抑制发展和享乐型消费,强化发展与享乐型消费的财富消费效应.就对不同收入群体消费影响的差异而言,家庭负债对低收入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抑制作用和财富消费效应的强化作用均大于高收入家庭.这表明通过家庭负债来促进消费增长和升级并不是行之有效的途径,提高城镇居民的家庭总资产水平、低收入家庭与农村居民的家庭收入才能真正推动消费的增长与升级.     

中国中青年家庭资产选择:基于人力资本、房产和财富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收入项目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讨论了中国中青年家庭参与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财富效应";人力资本风险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替代效应";房产对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具有"挤出效应",但对中年家庭没有"挤出效应";综合考察中青年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投资行为并没有表现出"年龄效应",但细分年龄段后发现,中年家庭具有明显的"年龄效应",而青年家庭的"年龄效应"并不显著;家庭财富促进了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具有医疗保险、商业储蓄保险的中青年家庭更可能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对消费的影响——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2和2014年CFPS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新农合对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新农合的实施对农村居民的总消费、医疗消费、非医疗消费和食品消费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医疗保险的实施能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     

普惠金融、家庭异质性与消费结构升级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库2017年的微观数据,构建家庭层面普惠金融指数,研究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发现普惠金融可显著促进家庭总体消费水平提升,降低生存型消费占比,提升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推动消费结构升级;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促进效应在低收入和农村家庭更显著;普惠金融可通过提升家庭收入水平从而促进消费潜力释放,同时金融素养会调节普惠金融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效果。因此,应大力支持普惠金融发展,针对家庭异质性特征精准制定普惠金融政策,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家庭消费结构升级,使普惠金融成为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医疗保险与消费: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本文利用农村引入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这一政策变化来研究医疗保险的获得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新农合使得非医疗支出类的家庭消费增加了约5.6个百分点。这一正向作用随医疗保险保障水平的提高而增强,而且在没有医疗支出的家庭中仍然存在。同时,新农合对消费的正向影响在收入较低或健康状况较差的家庭中更强。这些结果都与医疗保险减少了预防性储蓄的假说相一致。另外本文发现,新农合的效果随农户在这个项目中的经历而变化。实际上只有在那些有村民获得保险补偿的村子,保险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才显著,而且在这些村子中,新农合对新加入农户的消费的影响明显小于对参合一年以上农户的消费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