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企业债券融资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

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大力发展债券市场是十二五资本市场发展的一大重点。本文首先对企业在银行贷款和公开发行债券之间的取舍做了理论文献回顾,然后以2005年初至2010年底公开发行债券的上市公司及未发行债券的匹配公司为样本,从企业融资决策的角度,实证检验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方式的主要影响因素。发现与国外债券市场情况相似,企业发展前景、财务状况和企业规模是影响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     

绿色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因素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银行间及沪深两市交易所发行的170只绿色债券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绿色债券信用利差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发行方式、绿色政策支持力度、第三方绿色认证、发债主体的财务状况对绿色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募绿色债券有利于企业降低融资成本,绿色政策支持是影响企业融资的主要因素,第三方绿色认证的存在对降低绿色债券融资成本没有显著影响,发债主体的财务状况不是影响绿色债券融资成本的显著因素。     

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

信用评级制度旨在通过提供真实可靠的公共信息而改善市场效率,但在发行人付费模式和评级选购机制下,信用评级机构的公信力有待检验。由此,本文基于中国债券数据研究了信用评级对企业发债成本的影响。与既有文献一样,OLS分析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显著降低了债务融资成本,但考虑到内生性问题,此结果的可信性值得怀疑。基于理论分析和计量判据,我们以各地区评级机构的竞争程度作为债券评级的工具变量重新进行了回归,发现信用评级对发债成本的经济效应明显降低,且该效应在统计上也不再显著。这表明,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并没有获得市场认可的公信力,而评级膨胀也不会真正降低企业的发债成本。     

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券信用利差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13年沪深两市发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探讨了发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发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降低其债券信用利差;其次,同国有企业相比,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减少债券信用利差这一理论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债券融资成本的角度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证证据。     

高管任职经历的得与失？——来自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8-2015年在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公司债券数据,分别考察高管的任职经历对债券发行成功率与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没有高管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有高管担任过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企业债券发行成功率更高,但同时其发债成本也更大。在考虑了可能的内生性问题之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我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对高管有着上述任职经历的企业,其在债券发行前进行了较多的盈余管理(这些企业为了更高的发债成功率,盈余管理的动力也更强),使得后续业绩发生“变脸”,所以投资者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本文的研究表明虽然高管的任职经历会有助于企业成功发行债券,但债券市场同时也让企业付出了更高的成本。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展期风险与债券利差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高质量发展是优化金融结构、实现产业升级的内在要求。本文利用2010—2020年我国上市公司发行的信用类债券交易数据,研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二者之间显著正相关,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违约利差与流动性利差,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两者均有显著影响。进一步检验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债务展期渠道影响信用利差,企业展期风险加剧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违约利差的正向效应。本文实证结果表明,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降低企业债务成本和信用风险至关重要。     

企业债券违约对区域信用环境的影响——来自债券一级市场的证据

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违约事件频发,违约数量逐年攀升,违约金额不断扩大。债券违约不仅对违约企业自身产生影响,还会对区域整体信用环境造成冲击。选取2014—2021年中国债券市场违约情况和债券发行定价信息,对债券违约引发的信用风险在地区内的传染效应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债券违约事件会显著提高地区内企业债券发行的风险溢价水平,且随着违约金额的增大、违约次数的增多,公司发债定价水平也相应提高,并且违约企业中国有企业占比也与债券发行定价正相关。为此,建议监管部门加快完善违约债券处置生态体系,地方政府切实担负起处置金融风险的属地责任,企业应更加科学地制定债务融资计划和发展战略,着力防范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在地区内传导,实现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管控债券发行中的细节以降低税务风险

<正>近年来,随着资金成本的上升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通过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的直接融资方式取代从银行贷款间情融资情况越来越普遍。根据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截至2012年7月末,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达到3.59万亿元,占我国企业直接债务融资规模的60%,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达6.2万亿元,占我国债券市场整体余额的25.8%,市场规模已排名世界第3位,亚洲第2位。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但对于债     

基于信用利差的中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分析

在"四万亿"投资的推动下,中国城投债券的发行规模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城投公司的整体债务规模也急剧攀升,其债务总量超过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水平,城投公司的整体信用水平不容乐观。因此,城投债券的信用风险需引起足够重视。本文从量化角度研究了影响中国城投债券信用风险的四个因素,结果显示,中国城投债券的信用利差与发债企业的资产规模以及发债企业所在地区的人均GDP水平负相关,与企业债券收益率以及担保正相关。     

信用评级在中国债券市场的影响力

信用评级能够为市场提供风险信息从而增强市场对企业的约束,因此对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中国,评级市场刚刚起步。本文利用2007至2009年间发行的企业债数据,用实证的方法研究本土信用评级在债券市场上的影响力。我们建立真实利息成本(TIC)回归模型,以信用评级和其他相关因素对债券的真实利息成本进行计量回归,分析信用评级在一级市场中对债券发行成本的影响。我们发现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分别对发行成本具有解释力,但债券评级对发行成本的影响力大于主体评级。     

信息不对称与债券信用利差的实证研究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较小,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是一个重要原因。企业债券发行者与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使投资者面临着较高的收集信息的费用,导致投资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要求更高的回报,从而推高发债企业的信用利差。本文对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与中国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与债券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     

公司债特殊条款、债券评级与会计稳健性

本文基于债券持有人利益保护视角,以手工收集的2007-201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特殊条款为样本,研究公司债特殊条款对会计稳健性的影响,以及债券评级的调节作用,并基于公司治理机制和代理冲突角度,探究公司债特殊条款影响会计稳健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公司债特殊条款数量越多(约束强度越大),发债主体会计稳健性水平越高;债券评级越低,公司债特殊条款对会计稳健性的正效应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国有企业、公司治理水平低以及代理冲突严重的情况下,公司债特殊条款数量对债务主体会计稳健性具有正效应。本研究为不同缔约主体以及政府监管部门防范债券违约风险、治理违约事件、提高债券契约执行效率提供理论参考与经验借鉴。     

管控债券发行中的细节以降低税务风险

<正>近年来,随着资金成本的上升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企业通过在公开市场发行债券的直接融资方式取代从银行贷款间情融资情况越来越普遍。根据此前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截至2012年7月末,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余额达到3.59万亿元,占我国企业直接债务融资规模的60%,公司信用类债券余额达6.2万亿元,占我国债券市场整体余额的25.8%,市场规模已排名世界第3位,亚洲第2位。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但对于债     

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

信用评级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风险信息,对企业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本文利用2011-2013年发行的企业债与公司债数据,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揭示出信用评级内在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债券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债券融资成本随着信用评级的上升而下降,债券特征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力要显著大于企业财务特征,企业财务信息并不能直接影响债券融资成本。     

信任被定价了吗？ ——来自债券市场的证据

仅依赖法律等正式制度无法确保金融或经济的长期发展,信任等非正式制度在其中的作用不可或缺。鉴于此,本文研究信任这一非正式制度在债券市场中的价值。研究发现,信任不仅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还有助于降低债券信用利差。同时,利用最高法“失信被执行人”数据还发现,失信及失信程度的增加会降低债券信用评级,提高债券信用利差。此外,本文还利用路径分析法发现,信任不仅会直接影响债券评级和定价,还会通过提升公司财务报告质量间接地发挥作用,即不仅投资者主观上更愿相信高信任度地区的企业,客观上这些企业也的确更为可信。进一步地,信任对债券评级和定价的积极作用在国有企业、金融业更发达地区的企业以及发债次数更多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即投资者与发行人之间的重复博弈机会越多,信任的价值也越大。本文研究结论提醒政府在推动企业融资成本下降时,应着重加强对信任这种地区乃至国家公共品的培育和建设。     

政府监督与信用评级:互补还是替代?

本文以2003~2012年我国债券市场中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研究样本,本文从政府监管与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的关系出发,分别从政府对发债企业的监管程度、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干预程度和对债券本身的隐性担保三个方面,对政府干预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做了相关的研究。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对发债企业严格的审批监管,规范了企业在债券发行过程中的行为,使得企业向债券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提高了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干预程度的增加能够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更加规范,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防范评级机构恶性竞争、迎合客户。同时,拥有外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债券信用等级评价并不一定比纯内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更优秀,这否定了外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假说。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不仅不会使债券的信用评级流于形式,反而会向债券评级机构传递更加准确的信息,有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     

银行间市场绿色债券流动性研究

流动性是反映债券市场资源配置效率的一个重要指标,目前银行间绿色债券市场的流动性水平较低,“漂绿”风险的降低有助于提升绿色债券流动性。本文根据《共同分类目录》定义深绿债券,使用银行间债券市场2023年2月份的双边报价数据,构建买卖价差指标,对绿色债券和深绿债券的流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在不同债券类别中,绿色债券、深绿债券的流动性低于利率债劵和信用债券,深绿债券的流动性也明显低于绿色债券;在同一债券类别中,深绿债券的流动性仍低于绿色债券。实证分析发现,绿色债券的流动性主要与其发行规模有关,债券发行规模越大,发债主体融资能力越强,二级市场交易对手方越多,则流动性越好;绿色债券流动性较差,主要是因为绿色债券尤其是深绿债券本身比较少,并缺乏国内责任投资者群体。基于研究结果,建议从统一国内外绿色债券界定标准、鼓励交易平台和市场成员共同推进绿色债券产品创新、增大绿色债券的国内外推广力度等方面完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     

信用评级、替代性融资与企业债务调整

本文利用2011—2021年的企业发债数据，实证检验了替代融资背景下，信用评级变化对企业债务调整的影响。研究发现：当资本市场与非正规融资渠道相关联时，发债企业面对信用评级信号的变化，其债务规模与结构的调整决策与经典理论的预测并不一致。具体而言，信用评级信号并不显著影响企业资本结构调整；而是通过对融资约束和对企业经营造成实质性影响，信用评级变化与“被动”债务调整正向关联，与“主动”债务调整负向关联；在对负债结构和流动性的影响上，评级下调显著提高了企业的流动负债水平及占比，显著减少了企业的筹资活动现金流，而增加了其经营活动现金流。本文为企业正确利用评级信号进行市场化的债务调整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美合格投资者制度的启示

2011年4月29日,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发布《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非公开定向发行规则》,标志着我国债务融资工具定向发行制度正式扬帆起航。定向发行具有效率高、费用少、方式灵活等优点,是金融市场证券发行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2010年,美国定向发行债券745支,总规模达2952.09亿美元,占公司信用类债券总发行量的比重超过30%。与公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