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信风险传染会影响债券定价吗？——基于担保网络大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债券定价研究中不仅应该考虑企业自身的信用风险,还应该考虑相关网络组织的传染风险。本文基于43万笔非金融企业间的担保数据,构建了企业信用担保网络,发现失信风险作为一种广义的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具有传染效应,该传染效应能够影响债券的信用利差。企业的失信行为产生了三类传染效应,一是直接传染效应,无论是发债主体的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还是被担保人出现失信行为,都会引起发债主体的信用利差上升;二是局部感染效应,如果局部担保网络中失信主体的占比提升,可能引起投资者对发债主体的“团体处罚”,导致信用利差上升;三是全局扩散效应,失信信息沿担保网络向整个市场扩散,导致债券信用利差上升。从企业所有制来看,民营企业主要受微观的直接传染效应和中观的局部感染效应影响;而国有企业主要受全局扩散效应影响;被担保人的失信风险对两类企业都有显著影响。失信风险传染效应会降低企业的再融资能力,其中局部感染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借款融资额下降,全局扩散效应导致企业次年的债券融资额下降。     

债券增信定价的实证研究——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债券增信对定价的影响如何,不同的增信方式对定价影响又如何?通过对2007-2012年上市债券的研究,我们发现,债券增信可以降低信用利差,提升信用评级,因为债券增信可以促进监督。我们还发现,第三方保证比其他增信方式更能降低信用利差,更能提升信用评级,因为第三方保证将强有力的第三方引入债务合约,不仅增强了债务人偿债的动力,还合理分配了监督职责,既降低了监督成本又提高了监督收益。此外,我们还发现,审计质量与债券增信对定价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我们认为,债券增信是投资者实现自我保护的途径,尤其是第三方保证。在像中国这样制度保护弱的国家,第三方保证对于发展债券市场具有重要的作用。     

多重信用评级与债券融资成本——来自中国债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揭示了多重信用评级的信息生产机制和信用认证机制,排除了“信用评级购买”假说对于多重评级动机的解释,研究发现:多重信用评级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相对于不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一致的多重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在多重信用评级中,相对于评级机构均为“发行人付费”模式,兼有“投资者付费”模式的信用评级更有利于降低债券融资成本。此外,当多重信用评级的评级意见不一致时,平均评级的信息含量最高,即综合不同信用评级所包含的多种信息比任何单一信用评级更加具有信息含量。本研究为我国债券市场双评级制度提供了理论和经验证据的支持,有助于完善多元化信用评级制度和债券市场监管制度,并提示发债企业可以通过多重信用评级向市场传递更多和更具效度的评级信息,以弥补单一信用评级的信息不足和评级结果失准,减少投资者决策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债券融资成本。     

信用利差指数开发的方法研究

构造国债收益率和公司债收益率之间的差距即信用利差指数具有重要的意义,不仅为券商和债券投资者提供债券定价依据,还可以度量发债公司的平均信用水平,为宏观经济的运行提供参考.基于多项式样条、指数样条和Nelson-Siegel模型等不同收益率曲线的构造方法,构造了信用利差指数,并对最优参数的估计进行了研究.     

信用债发行利差影响因素探究

本文以2007年至2013年发行的3370只信用债为样本,从债券特征、市场状况和承销商声誉角度探讨了影响信用债发行利差的主要因素.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发现:在当前信用债评级普遍偏高的情况下,信用评级仍对债券的发行利差有较强解释力.信用债的发行规模越大,发行期限越短,其发行利差越低.企业选择在市场状况比较平稳时发行债券,有利于降低发行利差.在当前情况下,承销商声誉对信用债发行利差的解释力还比较弱.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

债券市场是我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有效防范债券信用风险是在深化资本市场改革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利用中国省级行政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探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显著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机制检验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提升企业违约风险和提升发债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两条途径提高企业债券信用利差水平。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我国东部地区企业债券、国有企业债券及有担保债券,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中西部地区企业债券、非国有企业债券及无担保债券信用利差水平的正向影响更为显著。     

债券评级分析师任期、债项评级和信用利差

基于2008-2019年长期信用债数据,本文实证研究发现:评级分析师任期越长,信用评级越低;较长的分析师任期能够影响评级准确性,降低"未能预测违约"的第Ⅰ类错误,增加"错误违约预警"的第Ⅱ类错误;相比于短分析师任期,长分析师任期能够增强信用评级对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本文还发现,相比于未被投资者付费评级机构评级的债券,投...     

信用评级可信吗:基于股票错误定价的检验

本文以2008—2019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企业信用评级与股票错误定价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具有信用评级和高信用评级的公司股票错误定价水平较低;金融脱媒、产权性质与企业战略差异度显著影响信用评级作用的发挥。具体而言,信用评级在金融脱媒程度较高的宏观环境下、产权性质为国有以及战略差异度较大的企业中对股票错误定价的缓解作用更为显著。作用机制分析表明,企业信用评级具有信息效应和监督效应,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降低盈余管理,修正了股价偏离价值的程度;信用评级等级则是通过提高投资者关注和降低企业融资约束缓解了股票错误定价。研究结论有助于投资者更好地理解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发挥的作用,也为信用评级监管提供了理论证据。     

劳动投资效率、企业性质与资产收益率

基于中国信用债券市场的近期违约事件,本文研究发现:涉事评级机构不仅没有因为涉及债券违约事件而收紧信用评级标准,反而更加高估企业的信用评级水平,并且涉及的债券违约事件越多,高估信用评级的程度越大。但投资者通过“用脚投票”方式惩罚了涉事评级机构,导致其市场份额相对于非涉事评级机构出现显著下降或者增长较低的态势,同时涉事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意见对于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作用显著降低。     

法治建设与债券信用利差——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强化投资者保护是新《证券法》的立法核心。本文基于新《证券法》审议通过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法治建设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证券法》审议通过显著降低了公司债信用利差。进一步分析发现,提升债券流动性与降低债务违约风险是主要作用机制;异质性分析发现,从债券特征看,当债券融资依赖度高、债券契约条款少、承销商声誉差时,法治建设对公司债信用利差的降低作用更强;从公司层面看,这一影响在投资者交易意愿低、投资者保护力度弱、信息披露质量差以及违法违规风险高的公司中更为显著。本研究对于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保障债券投资者合法权益以及防范化解债券违约风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不确定性带来观望+期待空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债券利差的影响

本文将债券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和信用利差两部分，采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反而会降低我国债券利差，具体的，增大了流动性利差，但降低了信用利差。不确定环境下，债券投资者，一方面更倾向持仓“观望”获得票息收益，使债券流动性变差；另一方面又“有限关注”于公共信息，而忽略微观个体的异质性风险，且出于政策托底的惯性思维，对政策利好报以“期待”，导致债券信用利差减小。该效应在熊市时，以及对国企债券更显著，但背后隐藏的风险会滞后释放。     

债券市场参与者认可董事高管责任保险吗——基于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中国债券市场俨然成为全球第二大债券市场,债券有效定价对于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基于风险对冲视角,考察董事高管责任保险(简称“董责险”)对公司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认购董责险能够有效降低债券发行定价,通过工具变量法等控制潜在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路径检验表明,认购董责险提高了公司内部控制质量是影响债券发行定价的重要渠道。进一步研究发现,当管理层权力较大、投资者保护较差或财务风险较高时,董责险对债券发行定价的影响更强;认购董责险后,债权人减少了公司治理类企业契约条款的使用,但会设置更多的投融资类和期权类契约条款限制企业风险战略行为,保护自身权益;此外,认购董责险的公司发行债券的信用评级更高、债券期限更长。本文的结论有助于全面了解董责险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对于全面推广董责险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为如何提高公司债券信用评级、降低债券发行定价提供了经验证据。     

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

信用评级不仅能为投资者提供风险信息,对企业来说也具有一定的信息含量。本文利用2011-2013年发行的企业债与公司债数据,用实证的方法研究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揭示出信用评级内在的信息含量。研究发现,债券信用评级对债券融资成本具有显著的解释力,债券融资成本随着信用评级的上升而下降,债券特征对债券融资成本的影响力要显著大于企业财务特征,企业财务信息并不能直接影响债券融资成本。     

政府监督与信用评级:互补还是替代?

本文以2003~2012年我国债券市场中发行的公司债、企业债和中期票据为研究样本,本文从政府监管与债券信用评级信息含量的关系出发,分别从政府对发债企业的监管程度、对信用评级机构的干预程度和对债券本身的隐性担保三个方面,对政府干预与金融市场发展的影响做了相关的研究。研究发现,监管部门对发债企业严格的审批监管,规范了企业在债券发行过程中的行为,使得企业向债券评级机构提供的信息更加真实可靠,提高了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监管部门对信用评级机构干预程度的增加能够使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更加规范,有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防范评级机构恶性竞争、迎合客户。同时,拥有外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做出的债券信用等级评价并不一定比纯内资背景的信用评级机构更优秀,这否定了外资信用评级机构的声誉假说。政府隐性担保的存在不仅不会使债券的信用评级流于形式,反而会向债券评级机构传递更加准确的信息,有利于提高债券信用评级的信息含量。     

信用评级与银行风险管理

本文利用中国本土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数据,研究信用评级对债券市场的影响,以及国内银行如何运用信用评级进行风险管理。结果发现,债券评级和主体评级均对债券市场有显著影响,但债券评级比主体评级作用更显著,后者对前者起补充作用,当债券评级不足以刻画债券质量时,主体评级作用更加凸显;另外,信用评级在发行市场和交易市场中的作用有所不同:由于投资者吸收了债券发行后市场的新信息而减少了对信用评级的依赖,因而在交易市场中信用评级的影响力低于发行市场。因此,银行应全面利用各种评级信息,并且结合被评级资产所处市场来进行风险管理。     

中国债券市场私募利差研究

在信用债绝对收益率低、风险偏好回落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可以在私募债市场上挖掘机会.相较于公募债券,私募债券因为流动性差和信用风险高,可以给投资者提供一个风险溢价.通过计算主体点差对主体的私募利差进行分析发现,受债券信用评级、品种和发债主体所有制属性影响,私募利差分布呈现出正偏态和聚集性;私募利差的时间序列非连续,可能与中债估值调整有关.由于私募利差序列波动较小,投资者可以利用私募利差对私募债进行定价,作为制定私募债交易策略的基准.     

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

本文以2011—2018年在沪深交易所发生过交易的债券为研究对象,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降低了债券信用利差,尤其显著降低了民企债和非上市公司债的信用利差;而且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越显著;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在我国债券违约频频"爆雷"的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减弱市场整体违约风险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中债估值识别了债券信用风险吗？——基于跳跃视角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11—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发行的一般公司债为样本,探究了中债估值跳跃对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以此说明中债估值对债券信用风险的识别作用。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能够显著提高债券信用利差,其中,中债估值上跳降低了信用利差,下跳提高了信用利差,且相对于上跳,下跳对信用利差的作用更大。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债估值跳跃对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机构投资者中较大,同时在信息不对称性较严重、流动性较差及违约风险较高的债券中也较大。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债估值跳跃不仅包含了公共信息,还含有私有信息,并能改善股票分析师预测表现。本研究说明中债估值能够识别债券信用风险,具有信息含量,对于债券市场信息环境建设和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债券市场参与者关注公司环境信息吗?——来自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将环境信息与信用评级、信用利差纳入同一研究框架,以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发行的公司债为样本,检验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在债券市场中是否得到利益相关者的回应。研究发现,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评级显著正相关,但这种显著性仅存在于环境绩效水平较好的上市公司;总体上,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债券信用利差的负相关关系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进一步细分后,在环境绩效水平较优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负相关,而在环境绩效水平较差的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信用利差显著正相关。研究结果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对负债成本的影响机制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社会责任与债券信用利差关系及其影响机制——基于沪深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10-2013年沪深两市发债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本文探讨了发债企业社会责任与其债券信用利差之间的关系。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如下:首先,发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能够显著降低其债券信用利差;其次,同国有企业相比,承担社会责任降低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在民营企业中更显著;最后,本文验证了企业社会责任会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来减少债券信用利差这一理论机制。本文的研究结果从债券融资成本的角度为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以降低融资成本、提高财务绩效提供了实证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