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税收环境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

近年来税收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重要性日益显示。本文将东道国税收环境概括为总体税负、税制合理性、税收管理效率与税收透明度四个维度。本文收集了2012-2017年沪深A股采矿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170家上市公司在77个境外国家和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数据,利用混合回归方法从微观企业行为出发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与东道国税收环境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总体税负低、税收效率高且签订税收协定的东道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但对东道国税收透明度的敏感程度不高;不同的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环境敏感度也不同,批发和零售行业对东道国税收管理效率、税收透明度更为敏感,而制造业则对东道国税制复杂程度更为敏感。     

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

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三十多年来,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选择更多地受到了我国和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和制约。我国对外投资体制及其东道国的制度环境通过影响中国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和不同投资模式的组织成本,进一步影响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模式的选择。     

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世界潮流,对外直接投资正日益成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经济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成为国际竞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极为活跃的力量.不仅中国经济的发展要看中小企业的发展,而且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取决于中小企业在海外投资的发展状况.虽然目前我国中小企业从事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才刚刚开始,而且大规模＂走出去＂的时机仍不成熟,但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潜力却很大. 区位选择是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首先要做出的决策,它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影响到企业的整个国际生产布局.然而从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状况来看,很多中小企业在对外投资中往往忽视区位选择的问题,最终导致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甚至使得投资失败.本文在总结了对外直接投资有关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发展历程、现状和问题以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并对今后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从而对我国中小企业对外直投资区位选择提供一定的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研究

本文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研究着眼点,阐述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概况,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驱动因素并提出假说,利用2005-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建立面板回归模型,剖析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 的驱动因素。研究表明：从整体来说,中国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受到双边贸易合作、东道国市场 潜能、基础设施条件等因素共同影响,驳斥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是以掠夺资源为导向的不实之 词;从分地区来看,中国对中亚、西亚直接投资更受到自然资源因素影响,对东南亚直接投资 注重双边贸易合作与东道国市场潜能,对南亚、独联体、中东欧直接投资则是综合考虑双边贸 易合作、东道国市场潜能、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劳动力禀赋等因素。     

新常态下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银行业国际投资区位选择往往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既有东道国的引力因素,也有本国的推力因素,更有银行自身素质和能力因素。本文在分析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现状的基础上,对我国银行业国际化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分析与定量评价,明确商业银行国际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包括我国与东道国的双边贸易额、我国对东道国直接投资额、东道国人均GDP及其增长率、东道国金融开放度等。     

投资便利化对中国OFDI的影响——基于企业性质的异质性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以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投资便利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东道国投资便利化提升会显著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在东道国投资规模增长约1.66%与1.11%,且民营企业相比国有企业对投资环境变化敏感性更高;(2)投资便利化的促进效应仅在亚洲地区及后金融危机时代显著;(3)投资便利化提升利于优化中国对外投资主体结构,且当市场规模与经济联系高于门槛值时,投资便利化得分提高0.01,促进国有企业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规模增加约0.37%与0.11%,促进民营企业直接投资增加约1.47%与0.40%。为此,文章提出了营造公平对外投资环境、完善对外合作机制与鼓励企业构建包容性文化的建议。     

新中国70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理论逻辑与政策体系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个阶段,即艰难探索、尝试发展、调整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历程及其政策演变发现：动因变迁深刻影响区位与行业变迁、制度创新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有的驱动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成功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同时,根据实践历程与理论探讨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结构图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增强政府与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研究

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首先要做出正确的区位选择,这直接关系到企业生产的国际布局和经营成败.当前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问题常常被忽视,导致对外投资利润较低甚至失败.本文首先分析了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现状和特点,其次运用引力模型对区位选择问题进行实证研究,最后结合实证研究结果对我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提出建议.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企业自身因素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有很多。基于不同的研究角度,研究者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类也有所不同。本文从企业自身出发,结合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从发展需要、集聚效应、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这四个方面,分析它们如何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当前国际上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现状及评析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当前国际上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的特征和决定性因素,为中国海外耕地投资提供区位参考。以文献资料法和规范分析法为主要研究方法,本文研究得出:主要东道国的耕地资源禀赋状况良好,土地丰富,劳动力成本低廉,但市场规模不大,国家风险显著,基本上是发展中国家和贫穷国家;在可预计的未来东道国有足够的开发空间供耕地投资;东道国的耕地资源禀赋和政府的引资政策是海外耕地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等。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碳排放效应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

本文基于2003－2020年中国对外投资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探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全球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显著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存在“污染光环”效应,即中国投资是环境友好型投资。中国投资对“一带一路”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碳排放影响存在显著差异,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更能降低东道国碳排放效应,比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降低东道国碳排放量0.008个百分点。进一步研究发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通过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来抑制东道国碳排放量,而规模效应未产生显著影响,在稳健性检验下该结论仍然成立。建议宏观上持续深化国际经济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宣传和推广中国境外直接投资的绿色效应,微观上进一步规范和引导中国企业境外投资。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OFDI的贸易效应--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基于Baker提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采用非效率项随机前沿贸易引力模型,研究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双边贸易增加值、出口贸易增加值和进口贸易增加值产生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三类增加值均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效应,且对双边贸易增加值与进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更大;中国OFDI对双边贸易增加值与进口贸易增加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政府稳定程度和政府效率对贸易产生了促进效应,而腐败控制率和监管质量则对贸易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加强国家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以及对外贸易风险的监测预警研究,发挥国际经济组织在经济政策合作中的作用,减少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贸易造成的损失;二是优化投资布局,借鉴国外先进的生产技术用于国内的出口产品中,弥补国内产业发展的短板,带动对外贸易的发展;三是深入了解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和风险监测预警,规避东道国可能的贸易与政治风险、汇率风险;四是加强与东道国的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降低地理距离对双边贸易的抑制作用。     

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与对外直接投资

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双边政治关系能否对东道国制度环境起到一定的优化补充效应？以往研究往往忽略了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间的交互影响。本文基于2005-2014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过构建双边政治关系、东道国制度环境差异等指标,实证分析表明:第一,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优化效应,促进企业海外投资;相反,双边政治冲突则表现出一定的恶化效应;第二,不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对东道国制度差异均起到了一定的补充效应,降低了东道国制度距离的阻碍,增强了企业海外投资的合法性;第三,进一步,友好的双边政治关系与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互补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效;第四,在较差的东道国制度中,双边政治关系的优化互补效应更为显著。基于上述分析,在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实施进程中,一方面要增强与投资东道国的互联互通,注重与制度环境差异较大的国家进行政治交流,同时要积极构筑企业自身的所有权优势,保障企业对外投资收到实效。     

文化差异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实证研究

为了研究文化差异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采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作为因变量,Hof-stede的文化维度指数测算文化距离以及其他影响对外直接投资的因素作为自变量构建模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六个文化维度指数衡量各单向维度的作用.研究表明,文化差异阻碍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而各个文化维度对因变量的作用不完全相同.     

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实证分析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在最近几年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远远不足.本文在国内外学者对发展中国家时外直接投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构建新的引力模型,对影响我国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对我国制造业区位的选择策略提出了一些实质性的政策建议.     

北京市私营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现状与问题——经济全球化下北京市私营企业发展对策研究之二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与优势分析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分析 一般而言,跨国公司从事对外直接投资(FDI)的动因包括寻求海外市场、出口导向、寻求资源、寻求技术和寻求效率。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以寻求市场型为主,包括寻求东道国市场和第三国市场(主要是东道国市场)。中国企业寻求资源型FDI单个项目规模大、数量少;寻求技     

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会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投资动机视角

本文采用2007—2018年我国与134个东道国的OFDI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1)总体上中美贸易摩擦加剧显著抑制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市场规模和科技水平对其正向调节作用显著,而劳动力成本和自然资源禀赋则对其影响不显著。(2)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投资动机异质性。(3)中美贸易摩擦加剧对我国在发达国家直接投资的抑制作用显著弱于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因此,我国应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创造有利条件以降低其投资的不确定性,促进我国在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北大核心CSSCI

本文研究了国家风险、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海外投资保险通过风险补偿效应和保单融资效应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补偿效应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能够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或当风险补偿效应能够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当保单融资成本过高,风险补偿效应无法弥补保单融资导致的融资成本上升时,海外投资保险对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实证结果显示,东道国国家风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抑制作用,海外投资保险对中国对该国的直接投资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家风险和海外投资保险的影响在中等风险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为明显,海外投资保险在促进资金融通,保障中国企业海外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境外贸易合作区的区位选择问题探讨

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作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种新经营模式出现,已经成为了人们关注的问题.我国境外经济贸易合作区如何通过选址采实现其资源配置和管理,迭到其战略目标,成为了我国对外经济领域值得研究的课题.本文首先介绍了境外贸易合作区的区位选择方法,其次对区位因素的选择原则进行分析,最后研究了区位因子体系的初建的一般因素及特殊因素.     

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计数模型的实证检验

基于以下两个问题:中国企业在非洲投资的动机是什么?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是影响中国对非洲投资的关键因素吗?利用计数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动机及决定因素。结果显示,国有企业对非洲投资的直接动机是寻求市场,非国有企业在非洲投资的目的是寻求市场和寻求效率,因而非洲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因素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没有显著影响。同时还发现,中国企业倾向于在与中国有经济合作关系且宏观经济稳定的东道国进行投资,而不倾向于在制度环境较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中国与东道国签署并实施的BIT没有对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活动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