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历程、理论逻辑与政策体系

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五个阶段,即艰难探索、尝试发展、调整发展、快速发展和全面发展的历程及其政策演变发现：动因变迁深刻影响区位与行业变迁、制度创新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有的驱动因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必将成功应对“逆全球化”挑战。同时,根据实践历程与理论探讨构建了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体系结构图并进行分析,认为我国应加强对外直接投资法律体系建设、强化对外直接投资扶持政策、支持民营企业对外投资、提高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绩效、增强政府与企业参与国际规则制定的能力。     

汇率的不确定性、投资区位选择与公司内贸易

本文通过建立投资国一受资国一国际市场的三国框架,分三种投资区位的国际生产模式,就汇率冲击对垂直型FDI的区位选择和公司内贸易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当区位成本优势不能抵消汇率不确定性导致的损失时,跨国企业将会调整投资区位决策,考虑撤资回母国;（2）当汇率相对波动幅度处于某一范围时,跨国企业具有较强烈的倾向将投资从原东道国转移到其引资竞争国;（3）汇率不确定性对出口价格的传导效应,具有不完全性特点。出口价格的汇率波动风险弹性取决于国际市场的外部竞争度以及子公司组装成本占国际市场该产品价格的比重;（4）汇率波动风险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传导程度具有不确定性。随着汇率风险程度的逐步加大,其对公司内贸易余额的影响作用渐强,逐步从弱弹性转化为较强弹性的传导。     

墨西哥“入关”的启示

<正> 墨西哥是发展中大国中“入关” 较晚(1986年7月)的一个。与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其人口、地域、国民经济综合实力、经济发展历程以及“入关”时的国际环境和关贸总协定对其要求,都与我国当前的处境较为接近。因而墨西哥的“入关”经验对中国“入世”有一定借鉴意义。     

汇率冲击、异质企业与跨国公司生产决策

本文借鉴Antràs和Helpman模型,构建一个南—北两阶段框架,讨论汇率冲击对跨国公司生产决策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随着汇率冲击方向的不同,跨国企业调整其生产决策具有一定规律;从汇率冲击国看,汇率波动(考虑方向和幅度)对跨国企业生产决策可能产生两种不同性质的影响。     

汇率、贸易壁垒与企业“诱发性”对外投资决策

将汇率冲击、贸易壁垒与"诱发性"对外直接投资置于一个理论框架下,揭示其间的诱发机制与综合传导路径,得出结论如下:跨越贸易壁垒是诱发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重要动因,汇率对直接投资流出可能具有"双向性"作用;在遭遇东道国反倾销威胁时,市场规模对企业对外投资的"跨越"动机起到制约作用;企业拥有的成本优势越具备"可转移"特征,越容易"诱发"对外直接投资的形成;行业内产品差异化程度越高,则越能"诱发"企业从事对外投资。     

粘性机制下汇率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跨国公司的视角

本文在垂直型FDI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国际双头垄断模型,试图研究粘性机制下汇率冲击和劳动成本冲击对出口品价格的传递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粘性机制下,汇率波动对出口价格的传递效应较之弹性机制下的传递效应更为"减弱".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汇率"低传导率"现象可能与其在国际分工中的附加值较低以及价格粘性有密切关系.综合考虑内部和外部冲击,粘性机制下跨国企业出口价格的综合传导弹性在传导方向和程度上均具有不确定性,与传统的"不完全性传导"观点有所差异.     

货币波动性对我国OFDI的诱发机制研究

本文运用开放宏观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理论考察对外直接投资意愿度的货币波动效应,并就中国对50个国家(地区)2003—2011年的"货币—汇率—反倾销—对外投资"传导机制进行验证,发现在中国的实证数据背景下,确实存在有效的"从货币到对外投资"的传递机制。主要结论如下:(1)本国货币波动性增加,将显著推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意愿的形成。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消费者跨期替代弹性可能大于1。(2)外国(地区)货币波动性加剧,将阻碍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意愿的形成。特别在2009年之后,外国(地区)货币波动性负面影响更为显著。(3)在G20子样本中,对外投资的本国货币波动弹性约为OECD子样本弹性的1/3,为"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子样本弹性的2倍。     

从两件案例看海运和空运条件下跟单信用证结汇风险之不同

本文通过对两宗不同案例的比较分析，说明了海运和空运条件下跟单信用证结汇方式对出口人的不同风险。对此，作者提出了一些注意事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