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与企业对外投资: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投资规模迅猛增长，税收征管强度也在不断提升。那么，税收征管是否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呢？鉴于鲜有文献探讨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本文利用"金税工程三期"政策上线这一提高税收征管能力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首次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增加企业纳税遵从度、促进"应收尽收"的税收征管政策冲击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对外投资的可能性、增加了企业对外投资规模，并且这一结论在引入更多控制变量并排除同期其他政策干扰、安慰剂检验、更换样本周期、倾向得分匹配分析等情况下依旧稳健。潜在的影响机制分析发现，"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增加了企业的避税动机，表现为企业偏好于向税率低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金税工程三期"这一税收征管政策冲击对企业对外投资行为的影响作用在不同对外投资事件类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之间存在明显差异。最后，依据本文结论提出了积极落实减税降费政策、适度地提升银行业竞争水平的政策建议。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税收负担会阻碍企业创新吗?——来自“金税工程三期”的证据

文章以税务稽查系统的改革-"金税工程三期"作为政策实验，利用上市公司2006-2016的年报数据，在双重差分模型下研究了"金税工程三期"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金税工程三期"上线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研发产出显著下降。进一步探讨内在机制，发现"金税三期"提高了企业的所得税费用负担率，增加了企业的税收负担。"金税三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影响主要体现在民营企业、非创新型企业和现金流不充裕的企业中，并且与"金税工程三期"试点版相比，"金税工程三期"优化版对企业创新的负面影响更大。这表明，税收负担的加重会阻碍企业创新，政府应当适当减轻企业税负负担，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架构者”视角下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形成与演化——来自珠海高新区的经验证据

近年来,企业创新的成败越来越依赖于它们所生存的创新生态系统,哪些因素影响了创新生态系统成长是一个亟待探讨的话题。基于新近的"架构者"理论,文章探究了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新生期、成长期和成熟期的"架构者"及其对生态系统其他企业的影响,试图揭示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和演化机制。通过案例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文章发现:(1)在新生期,政府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架构者",其政策效应是创新生态系统形成的动力;(2)在成长期,先驱企业取代政府成为"架构者",其通过对其他企业产生"跟随效应"推动整个生态系统创新产出增加;(3)在成熟期,作为"架构者"的先驱企业对其他企业创新溢出存在"乘数效应"。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应该根据创新生态系统不同发展阶段,识别相应的"架构者"并给予相应的政策,从而发挥它们创新的带动效应。     

“抑制型”产业政策促进企业创新了吗？——基于中国去产能视角的经验研究

关于产业政策的有效性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近年来，学界开始从企业创新视角探讨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但研究多集中在"激励型"产业政策的创新效应上，关于"抑制型"产业政策与企业创新的研究尚属空白。文章以中国政府于2013年颁布的《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为切入点，基于2011-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并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这项以防止产能过剩行业盲目生产扩张为目的的"抑制型"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显示，相较于不受政策影响的控制组，去产能行业的企业创新水平在《指导意见》实施之后得到了显著提升。进一步地，文章从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双视角考察了《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的影响路径，结果发现：一方面，《指导意见》在提高去产能企业研发资金配置效率的基础上，进一步通过提高企业的创新效率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的创新产出；另一方面，同期实施的"一带一路"倡议和去杠杆政策也均对《指导意见》促进企业创新产生了正向的调节效应，其中，"一带一路"倡议的调节效应尤为突出。本研究不仅辅证了产业政策的有效性，具有可观的理论价值，而且诠释了诸如去产能等"抑制型"产业政策的真正内涵：抑制扩张是手段，强化产业是目的。     

征税能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吗——兼论“脱实向虚”的另一条路径

近年来企业过度持有不动产的涉房投资倾向引发广泛关注，也背离了"脱虚向实"的政策导向。文章基于土地增值二次分配理论，利用2007-2019年我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微观数据考察了持有环节和转出环节税收对企业涉房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因为税基不能随房地产市场价值灵活升高，造成持有环节的房土两税表现出一定的累退性特征，从而无法有效抑制企业涉房投资；相比而言，转出环节的土地增值税能够显著抑制企业涉房投资倾向。进一步基于省级宏观面板数据的非对称反应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当前各地区土地增值税的征管力度受到地方政府的刻意操控，出现了相邻省份之间的标杆竞争现象，特别是省份间的竞低效应尤其突出，这对有效发挥土地增值税的作用产生了不利影响。文章的研究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税制改革和引导企业投资"脱虚向实"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如何影响中国企业转型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企业走出去和转型升级战略决策的重要政策情境，学界广泛关注其出口贸易效应和对外投资效应，但多为宏观中观层面研究，缺乏其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路径及后果的知识。案例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具有显著的推力和拉力效应，"推力"主要源于市场竞争压力、政府推力、舆论推力与利益相关者推力；而"拉力"则主要表现为新的市场机会、出口固定成本降低、出口边际成本降低、投资壁垒减少和融资成本的变化。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推力和拉力效应凸显，企业"主动"或"被动"重新识别地域性机会、产业机会或全球价值链重构机会而实施转型升级，形成三条具有代表性的路径为：依托管理变革能力在省内、国内和国际等层面实施空间转移战略，利用公司创业能力择机实施跨业转型，基于突出的创新和市场能力着力打造自主价值链的一体化战略。进一步地，不同企业（如国有和民营）推力和拉力效应的内涵存在差异，能力基础存在差异，而机会窗口是外部环境变化与企业资源和能力共同结合的产物，因此，它们可能识别和开发的机会存在较大差异。特别地，"一带一路"倡议对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决策的影响较弱；同时，民营企业转型升级路径中没有识别出跨业转型。该研究夯实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外投资效应的微观基础，阐明了其影响企业转型升级路径的理论机制，为企业在新时代结合实际选择转型升级路径、切实有效地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参考依据。     

“撤县设区”如何影响财政收支?——基于激励视角的再研究

文章从激励差异视角重新考察"撤县设区"的财政收支效应。基于广东的区划改革和转移支付政策实践构造一个"准试验"样本，样本期内既有"撤县设区"案例，也涉及省财政对县区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的重大调整，因而能够区分二者对财政收支的影响。分析过程包括两步，首先，基于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PSD-DID）方法，发现"撤县设区"降低了县区财政收支增速；其次，依据激励性转移支付政策变化构建三重差分（DIDID）考察"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产生机制，发现财政激励差异是导致"撤县设区"政策效应的原因。文章为检验"撤县设区"等行政区划调整如何影响当地发展提出一种识别机制，并发现激励落差是导致"撤县设区"影响财政收支的背后机制，而"撤县设区"本身的影响不显著。     

产业政策扶持激励了企业创新吗?——基于“五年规划”变更的自然实验

产业升级是政府产业政策的核心目标,这一宏观过程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微观企业的创新活动。文章以2007-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2011年“五年规划”变更这一自然实验构造的双重差分模型（DID）探讨了宏观产业政策之于微观企业创新的经济后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产业政策能够增加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投入,且影响程度呈现出“先升后降”的动态变化趋势;上述作用主要是通过政府补贴、税收优惠等“资源效应”而非通过降低企业市场势力、行业集中程度等“竞争效应”实现的;进一步研究发现,资源依赖下的产业政策降低了被扶持企业的创新效率,这在“特惠型”的资源分配方式即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集中于少数企业的情况下尤为严重。上述结论为我们理解产业政策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及其内在机制提供了经验证据。     

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基于规模结构双重视角下的实证分析

在全球经济形势愈加严峻及中央实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背景下，充分发挥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驱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往基于常参数计量经济模型的研究忽略了不同经济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异质性"效应。文章采用DAG递归预测的方差分解法，对于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间的动态因果关系进行识别，并构建带有随机波动率的时变参数因子扩展向量自回归模型，分别从税收规模和税制结构视角出发，探究税收总量、不同税系、不同税类以及不同税种对居民消费的时变效应。研究发现：（1）不同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程度差异较大，经济萧条时期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危机后影响程度大幅提高并长期稳定在较高水平。（2）从税收规模来看，税收政策对居民消费产生极为显著的"非凯恩斯效应"。从税制结构来看，直接税的扩张对居民消费产生显著的促进效应；商品税及其内部消费税、增值税的扩张显著"挤出"消费，关税轻微"挤入"消费，近年来增值税的"挤出效应"大幅增强；个人所得税对消费的"挤入效应"显著强于企业所得税；财产税的总体扩张对消费产生"挤出效应"，但占比相对较高的房产税、契税和土地增值税并未"挤出"消费。因此，政策当局应适度降低商品税税负水平、逐步下调个人所得税税率、完善财产税制。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国家级孵化器“认证”效应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中国全部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孵化器"）数据，检验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简称"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应。文章认为，获准入驻国家级孵化器能够向外界传递关于企业质量的积极信号，帮助企业通过高新技术认定。研究发现，相比非国家级孵化器，国家级孵化器中的初创企业获得高新技术认定的概率显著更高。在控制了已有文献中资源连接和能力建设的替代解释后，文章结论不变。从"认证"效果的需求和供给角度分别展开研究发现，对于更需要权威机构认证的群体，如首次创业者、大学生群体以及专利数量较少的初创企业，入驻国家级孵化器的影响更显著；并且，专业技术领域的孵化器与孵化企业的技术领域一致会增强国家级孵化器的"认证"效力。为了缓解可能的遗漏变量问题，文章仅保留在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之前已入驻的企业样本，并以孵化器评定为国家级作为冲击事件构建多时点DID模型，结果支持本文结论。文章拓展了孵化器的作用机制研究，并为创业服务机构影响初创企业资源获取的现有观点提供了基于大样本的经验证据。     

资质认定型创新政策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增量提质”——来自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证据

作为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引领行业技术进步的重要载体,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对于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创新水平提升是否发挥有效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值得深入研究。文章利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显著提升了以发明专利申请数度量的创新数量及以专利知识宽度衡量的创新质量,具有明显的"增量提质"特征。异质性分析表明,这一促进作用在企业属于国有企业、高新技术行业和所处市场化程度更低时更为明显。影响机制发现,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作用于企业技术创新的路径依赖于其能够为企业嫁接财务资源、发挥人才集聚和产学研合作效应。拓展性研究表明,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认定政策通过知识溢出发挥创新引领示范作用。文章对国家夯实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政策的成果,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同治”还是“同谋”:机构投资者抱团与 企业违约风险

文章以2009—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企业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可以降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机理的检验证实,机构投资者抱团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和降低经营风险对企业违约风险产生影响。进一步从信息、资源和风险的视角探讨两者关系的异质性发现,机构投资者抱团对企业违约风险的治理效应主要体现在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资源获取较难和风险较高的样本中。文章的发现有助于深化机构投资者抱团的经济后果与企业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进一步完善机构投资者的制度设计、持续优化公司的内外部治理结构,防范化解企业违约风险提供了参考依据。     

“稳就业”还是“毁就业”？ 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

在"数字中国"和"就业优先"战略背景下,数字经济释放就业效能被社会寄予诸多厚望,但其在理论文献上缺乏直接的经验证据。文章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278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对数字经济进行测度,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为克服实证模型的内生性问题,文章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所得结果依然支持数字经济对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正向效应。基于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尽管正向影响农民工高质量就业,但在影响效应上却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当数字经济为中等发展水平时,农民工高质量就业的边际效应达到最佳。这意味着今后以数字经济为抓手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需遵从"适度"原则,需谨防过度数字化带来的"就业无效"和"就业低效"问题。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新生代"、"高技能"、从事制造业、交通运输业和居民服务业的农民工就业质量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为目前国家倡导"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就业提质扩面"提供了实证支撑,结论对推动农民工高质量就业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一带一路”能否助推我国全球价值链攀升——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中介效应分析

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是新发展格局下畅通国际循环的应有之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已近7年，其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究竟如何仍有待科学论证。文章基于2009-2017年我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法（PSM-DID），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我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并从传统基础设施建设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双重视角探讨其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提升了我国GVC地位，且政策效应具有滞后性。将基础设施建设纳入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发现，基础设施建设是"一带一路"建设提升GVC地位的重要途径；并且，当前传统基础设施建设对GVC地位的提升力度（1.94%）依然高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0.09%）。进一步，面板门槛回归模型的结果表明基础设施结构具有门槛效应，新基建投资占比超过23.11%以后，其对GVC地位的中介效应才能凸显。实现基础设施的"双轮驱动"作用，需进一步加大对新基建的关注。上述结论对于"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科学推动基础设施建设，进而促进我国GVC地位提升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河长制”能实现地方政府跨域间的协同治理吗——基于“碎片化治理”的视角

"河长制"这一创新政策试图通过河长之间的沟通协调来有效实现水污染治理目标，但该政策能否有效解决因流域治理的跨域特征而导致的碎片化管辖和协同治理困境，现有文献对此尚未予以关注。文章首先利用博弈模型和逻辑推演阐释了碎片化治理本身对水污染治理及对河长制政策实施效果的潜在影响，进而基于2007-2018年中国七大流域覆盖的干流县域数据，结合中国生态环境部实施的国家重点监控点的水质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说进行了系统的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我国的流域治理中确实存在明显的碎片化问题，且主要集中在中上游地区，原因在于中上游地区多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被动等待，而下游地区主要为经济发达地区，其占优策略为主动治理，导致下游监管较强、中上游监管较弱而出现污染产业"逆流而上"的现象。同时，河长制能产生水污染治理改善的效果，但尚未解决跨区域协同治理困境，这也正是目前实施的河长制政策的主要局限，亟需后续推行过程中的进一步完善。文章揭示了河长制治理过程中的跨区域碎片化导致的协同治理困境问题，并为此问题提供了实证依据，有利于政府在执行过程中重点关注跨区域的协同合作治理，为政府进一步建立跨区域的河长制协同治理制度提供了决策依据。     

噪声交易与股票流动性:兼对“正(负)相关”理论的评析及“流动性黑洞”现象的解释

噪声交易与股票流动性都是行为金融研究的重点，但二者的相关性问题学界一直未能达成一致，"正负之争"不休。文章改进Kyle （1985）的假设，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流动性数理模型，模型表明：噪声交易与流动性负相关，且相关关系受信息不对称、风险厌恶度等因素的影响。进一步，文章以中国沪深300指数的成分股数据证实了"噪声交易-流动性"关系，发现其存在显著的月历效应和市场行情效应。文章对"正（负）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和评析，为争论的清晰化、明朗化做出贡献。     

数字基础设施降低碳排放的效应研究——基于“宽带中国”战略的准自然实验

在数字经济时代,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释放"数字红利",已经成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手段。基于2009—2019年中国287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文章以"宽带中国"示范城市政策为切入点,借助双重差分法考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宽带中国"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主要通过促进绿色技术创新降低城市碳排放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从东中西差异来看碳减排效应在东部地区更为显著,从南北差异来看碳减排效应在南部地区更为显著。文章的研究深化了对数字化赋能"双碳"战略的效应、机制和地区差异的理解。     

“凿空之旅”泽万民:“一带一路”对外直接投资如何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文章基于2003-2016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双重差分法（PSM-DID）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与母国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长期内整体上提高了职工的工资份额。考虑企业所处地区、行业和劳动者的异质性后,结论仍然稳健。具体而言,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溢出提高了创新能力、研发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提高了母国职工工资份额。此外,企业的技术进步具有高技能劳动力的偏向性,母国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中得以显著提升,但对于母国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份额影响不显著。文章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和具体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     

国地税合并与企业债务融资——基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

文章将2018年国地税合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从税收征管独立性视角考察了其对企业债务融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国地税合并会导致企业总体债务规模显著上升。区分债务类型来看,国地税合并未促使企业增加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银行贷款,而是促使企业增加了不具有利息税盾效应的商业信用,这一结果否定了债务税盾效应假说,而支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严重的企业以及成本转嫁能力较弱的企业中,国地税合并对企业债务规模的促进作用更为凸显,再次验证了流动性约束效应假说。此外,文章还发现在国地税合并之后,企业的经营绩效和股利分配显著下降以及财务风险显著上升。文章结论表明,在国地税合并改革过程中,政府部门需要注意税收征管加强给企业带来的流动性约束,这对于现阶段的税收征管体制改革具有一定的实践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