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结构、行业管制与收益平滑——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3—200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上市公司收益平滑的存在性,然后对影响上市公司收益平滑的因素作实证分析。在对收益平滑的影响因素考察中发现,股权集中度假说、股权制衡度假说均通过了检验,而行业管制假说没有通过检验。这说明,在我国A股上市公司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越低更有可能进行收益平滑。     

保险公司持股偏好及持股对上市公司经营业绩影响的研究——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

2015年开始,保险公司在股票二级市场的频繁举牌成为保险业界、监管机构和社会公众普遍关注的热门现象,保险公司作为大股东持股上市公司,能否提升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保险公司是否是优质的机构投资者？本文选取中国A股市场2006～2015年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Tobit模型对保险公司作为前十大股东持股的上市公司的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寿险公司作为大股东,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发展能力、流通股比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票回报率显著正相关,与贝塔系数负相关;财险公司作为大股东,其持股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公司规模、发展能力、流通股比例、股票回报率显著正相关。此外,本文进一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保险公司作为大股东持股与上市公司经营业绩二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寿险公司持股可以显著提升上市公司下一期的经营业绩;财险公司持股对上市公司下一期经营业绩则无显著影响。     

股权集中度与上市公司经营绩效 ——基于我国通讯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10~2017年通讯类行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考察股权集中度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在控制了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存货周转率、经营现金流之后,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均与公司绩效正相关,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之比、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至第五大股东持股之和的比值与公司绩效负相关,并且以每股收益(EPS)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前面一致,因此本文结论是稳健的。     

上市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采用熵权法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治理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管理层的持股比例、公司总资产的大小和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有较大影响;而独立董事比例、监事会人数、流通股比例以及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主营业务收入率等指标对会计信息披露质量影响很小。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会计信息披露质量的改进措施。     

安徽省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研究

本文以安徽省民营上市公司研究样本,用样本公司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资本结构、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不显著,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以及短期借款比例与公司绩效成反比。据此提出完善安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效途径。     

安徽省民营上市公司融资结构与公司治理绩效的研究

本文以安徽省民营上市公司研究样本,用样本公司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对资本结构、债务结构和股权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安徽省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公司绩效影响不显著,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资产负债率以及短期借款比例与公司绩效成反比.据此提出完善安徽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效途径.     

公司股权结构对其被举牌的影响——基于logistic模型的实证研究

不同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是否被举牌可能存在显著差异,基于线性和非线性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对其被举牌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被举牌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影响,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被举牌的可能性先减少后增加,总体呈现U型关系;国有股和法人股持股比例对上市公司被举牌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随着国有股和法人股持股比例的增加,上市公司被举牌的可能性下降;Z指数对上市公司被举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随着Z指数的增加,上市公司被举牌的可能性上升。为了防范所面临的被举牌风险,上市公司应采取维持合适的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适当增加国有股和法人股比例、改善股权结构以保持公司市值与内在价值的动态平衡和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等措施。     

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

本文以2007至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个人大股东持股与股价暴跌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第一,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能够显著降低公司未来股价暴跌风险。这一结论在剔除了个人大股东中董监高持股数量、进行内生性处理、更换不同统计检验方法后依然成立。第二,个人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管理层监督的效果并不明显,个人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对于公司应计盈余管理、真实盈余管理、投资效率、过度投资等可能影响公司股价暴跌风险的经营指标并没有显著影响。第三,个人大股东的持股加强了公司股权制衡的力度,进而显著降低了公司股价暴跌风险。股权制衡机制解释了大股东持股对股价暴跌风险一半以上的影响。本文的研究对于全面认识个人大股东在资本市场中发挥的作用,促进股市平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现金替代物、债务融资成本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公司投资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利支付率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银行借款比重、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股权制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没有显著相关性。融资约束是影响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且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主要体现为支持动机,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掏空动机。     

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分析了我国家族上市公司现金持有量的影响因素。与已有的研究结论不同,本文实证回归结果表明,家族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现金替代物、债务融资成本与现金持有量显著负相关,公司投资机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利支付率与现金持有量显著正相关,企业规模、银行借款比重、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度和股权制衡比例和现金持有量没有显著相关性。融资约束是影响家族企业现金持有量决策的重要因素,而且家族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主要体现为支持动机,而不是一般认为的掏空动机。     

大股东控制、财务杠杆与公司价值——国有及民营上市公司治理的比较研究

本文以2002～2004年的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财务杠杆与公司价值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控制上市公司与民营控制上市公司公司价值并无显著差异;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呈U形关系,民营控制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价值则呈倒U形关系;国有控制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率与公司价值负相关,民营控制上市公司财务杠杆比率与公司价值则正相关.其政策含义是,政府应该继续贯彻"抓大放小"的战略方针;监管部门应该关注持股比例较高的民营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的资金来源及其行为特征,防止其对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侵害行为;银行贷款应对国有及民营企业一视同仁,银行需要加强对国有控制上市公司贷款的监督.     

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财务特征、股权结构及治理环境

本文研究了1999—2003年间中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水平的影响因素,包括财务特征、股权结构和治理环境。就全部样本来说,我们发现,(1)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水平与规模和财务杠杆负相关,与资产周转效率、现金流量、成长性／投资机会、股利支付需要和融资需要等正相关。(2)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U型非线性关系,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治理环境基本上与超额现金持有水平之间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同时,我们还根据控股股东性质对四个子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在不同子样本的实证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     

代理成本、弹性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的影响

本文研究了大股东与中小股东间的代理成本及弹性信息披露对审计收费的影响。我们发现上市公司不存在两权分离的情况下,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收费负相关;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收费正相关;两权分离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收费负相关;两权分离程度较高的情况下,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时,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审计收费负相关。上市公司弹性信息披露程度越高,审计收费越低;两权分离的存在会削弱弹性信息披露程度与审计收费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大股东交易与中国A股市场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8-201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大股东增持或减持股票如何影响股价极端波动现象的发生。结果表明:大股东交易强度提升显著增加了股价暴涨暴跌风险,其影响主要来源于大股东减持而非大股东增持;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越低、管理层持股比例越高、管理层权力越小,则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影响越显著;较高比例的机构投资者持股和独立董事设置能够有效加强对上市公司的监督,削弱大股东交易对股价极端波动风险的不利影响。为了进一步规范大股东交易行为、维护股票市场稳定运行,提出以下对策建议:第一,完善规制大股东交易行为的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则,防范内幕交易,避免大股东集中、大幅、无序减持股票对市场稳定带来冲击;第二,强化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提高信息透明度;第三,推动上市公司吸引机构投资者持股、提高独立董事比例,优化公司内部制衡和外部监督机制,以实现对大股东行为的有效制衡和约束。     

信息披露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深交所2002～2005年数据,运用独立混合横截面和分年度多元回归的实证方法,分析了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研究发现,信息披露质量对股权融资成本有滞后影响,往年信息披露质量提高可以显著降低股权融资成本,而当年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融资成本呈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考察其他因素的改变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发现,风险较大或者垄断性较强的行业以及规模较大、财务水平较高、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小的上市公司,更愿意进行信息披露,因为这些上市公司从信息披露中所得到的降低股权融资成本的利益较大.     

大股东掏空会提高上市公司控制权变更可能性吗？

基于2010-2020年的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本文研究了大股东掏空对公司控制权变更的影响，结果表明：（1）大股东掏空程度越高，公司控制权变更倾向越大，股权质押爆仓导致的控制权变更与大股东掏空具有更显著的正向关系，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大股东掏空会通过恶化企业财务状况（降低公司业绩，进而提高融资约束）和提高股权质押动机来影响控制权变更。（3）在民营企业、机构投资持股比例低、高管持股比例低以及独立董事占比低的公司中，大股东掏空与控制权变更具有更强的正向关系。     

机构投资者持股、股权集中度与内部控制质量

内部控制是企业有效防御和应对各种风险的重要措施之一。本文选取了2012—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检验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和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对内部控制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上升能够提升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但前提是机构投资者已具有一定的持股比例;(2)在企业处于非绝对控股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上升对内部控制质量产生显著正向影响;(3)在企业处于绝对控股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对内部控制质量的提升作用会受到抑制。     

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选择的影响研究

本文调查了上海证券交易所A股非金融业上市公司（2003—2005数据）,从风险分散化的角度考察了股权结构（第一大股东持股）对资本结构（公司负债）的制度影响。作者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资产负债率均具有显示的负向影响;即使在控制了公司其他主要特征（资产规模、资产结构、盈利能力和市场价值）的影响之后,第一大股东持股对公司负债的负向效应仍然显著。这意味着,第一大股东持股越高,他们减少公司财务杠杆的动机就越强。该经验结果支持了本文风险分散化的理论预期：第一大股东具有显著的通过降低公司负债回避风险的融资倾向和管理动机。作者还观察到。作为法人（或非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比作为国有股东的第一大股东具有更强烈的动机降低公司债务。这一发现为风险分散化的理论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化的公司可能会偏离最优财务决策的轨道。     

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与股权结构之间关系的探析

上市公司R&D投资主要来源于公司的内部资金,由于资本市场信息的不对称,而内外部资本市场不能完全相互替代,外部融资的成本明显高于内部融资,公司更加倾向于使用内部融资的资金,面对有限的内部资源,大股东使用内部资金的能力对R&D投资的强度便有着重要的影响。文章以2010年深交所主板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数量与第二至第十大股东持股数量之和的比例较大时,则大股东越会从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进行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减少对经理人短期盈利施加的压力,从而促进上市公司R&D投资的增长,使公司出现较好的发展势头。文章从样本公司财务背景角度系统的分析了股权结构对于上市公司R&D投资强度的影响,并以此提出相关建议。     

股权分置改革下股权结构变化与信息披露质量——基于厦门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厦门市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选取2004年-2008年的样本数据,分别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第一大股东与第二大股东持股比例之比、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平方和等方面来对股权结构与信息披露质量进行相关分析。研究结论是:股权集中度与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