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主要双边贸易隐含二氧化碳排放测算——基于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表

贸易隐含碳排放对于一个国家实际排放量的估算非常关键.国内外学者对贸易中的隐含二氧化碳排放做了很多研究,发现其价值很大,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严重高估.本文使用最新的2007年区分加工贸易进口非竞争型的投入产出表重新测算了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美国、日本、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双边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结果显示,2007年中国因贸易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4亿吨,远远低于目前的估计.2007年我国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只下降了4亿吨,为56.28亿吨,按照百分比看,贸易转移碳排放只占生产侧排放的6.6％.因此,中国隐含碳排放量实际上远远没有那么大,不应再强调贸易转移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而应该立足于我国自身的节能减排,大力发展低碳经济.     

碳贸易问题研究综述和启示

碳贸易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要手段,开展以二氧化碳(CO2)为主体的温室气体排放权贸易(以下简称"碳贸易"),能在不影响全球环境完整性的同时,降低碳排放活动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实现全球减排成本效益最优。近年来随着碳贸易的快速发展,国内外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越来越多。从碳排放权的属性、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国际碳贸易市场体系、中国碳贸易研究等4个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基于污染的中美贸易实证研究

从污染排放视角考察了2004年中美26个工业产业的进出口贸易,结果显示,尽管中国出口美国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低于进口单位产值的污染强度,但由于中美贸易的不平衡,中国向美国出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超出了进口产品的污染物排放量,表明中美贸易不平衡恶化了中国环境,需要从贸易产生的环境利益角度综合评价贸易顺差。     

中美贸易中的隐性能源消耗分析

本文构建了投入产出隐性能源估算模型,利用中美投入产出表、中美各行业能耗以及中美双边贸易数据,得到2000-2010年中美贸易进出口隐性能源消耗量。计算结果表明2000-2010年中国对美国隐性能源平均年净出口109．22Mtoe。据此分析中美贸易中能源消耗净转移的原因,并给出降低我国产品能耗的政策建议,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全球价值链下中美贸易利益分配与影响因素的测度研究——基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的视角

本文利用增加值统计与要素收入分解方法对基于GVCs的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测度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以电子与光学产业为例,中美贸易并不存在"里昂惕夫悖论",技术和要素禀赋共同形成的比较优势决定了中美贸易利益分配格局; 1995—2011年,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一直低于"1"的平衡状态,中美相对要素实际收入的下降抵消了价格贸易条件的改善,在双边贸易利益分配中美方获益相对较大; 1998—2005年,伴随两国技术和要素禀赋差异的扩大,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下降,初始比较优势的强化使得美国的相对贸易利益增加; 2006—2009年,随着技术差距扩大幅度和要素禀赋差异的减小,中美相对出口增加值率逐年上升,两国贸易利益分配趋向平衡;中国在高技能劳动的利用上具备潜在比较优势,但相对于要素禀赋的优化,技术的滞后调整削弱了中国在贸易利益分配中的获利能力。     

国际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决定与最优出口规模研究

本文分析了总量控制和交易、基准排放和信用两种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价格决定原理,并以边际减排成本等于市场均衡价格为基础,分析《京都议定书》框架下国际碳排放权交易规模和利益分配不公等情况;然后构建两阶段模型,讨论“非附件B国家”碳排放权出口规模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效应,并通过估测中国碳排放权出口规模决定因素的函数值或参数值,计算中国第1承诺期的最优出口量;最后提出中国参与国际碳排放权交易的政策建议。     

美国碳交易价格规制的进展及其启示

美国第111届国会众议院通过的《2009年清洁能源与安全法》及参议院提出的《2010年电力法案》为碳交易价格规制提供制度保障,主要涉及减排目标与时间表的总量控制、碳排放权的额度分配、排放许可与抵偿制度的成本控制以及碳市场监管等内容。中国碳交易缺少基础立法保障和国内碳排放权市场机制的支撑,应当在借鉴美国经验的基础上,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碳交易价格规制体系。     

进出口贸易对中国隐含碳排放量的影响:2000-2009年——基于国内消费视角的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分析

每年大量的"中国制造"不断出口到发达国家,这些出口产品背后的隐含碳排放问题不容忽视.与已有文献主要利用美国、日本等国的数据间接获得中国碳排放率不同,本文通过直接计算中国2002、2005和2007年分产业部门的碳排放率,再以国内消费活动为标准利用单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估算中国2000-2009年的隐含碳排放量,分析贸易碳排放净差不断增加的原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国内消费的碳排放总量将比国际公布的数据有所减少.中国在2000-2009年间保持贸易碳排放顺差,出口的高增长快速拉动了中国碳排放总量的增加.各国应当共同改善现行的碳排放量测算体制,同时中国也要鼓励低碳产品和技术贸易.     

碳排放权市场的价格机制分析

碳排放权的稀缺性使法律界定下的碳排放权成了一种有价值的商品且可以进行交易,由此产生了碳排放权价格问题。碳排放权的供给方转让一定的碳配额给需求方以获得利益;需求方为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所产生的碳排放支付一定的费用以得到碳配额,这个过程中,碳排放权如普通商品一般具有了交换价值。将碳排放权内化为企业的成本正是对科斯定理的应用,以最低成本实现对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控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海峡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问题研究

本文在构建投入产出模型基础上,以2005-2010年海峡两岸进出口贸易额与碳排放数据为样本,通过估算部门碳排放强度,测算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对两岸贸易隐含碳净转移进行LMDI分解。研究发现:在2005-2010年间,祖国大陆各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台湾地区相应部门的碳排放强度,海峡两岸贸易隐含碳排放量主要来自于化学工业、金属工业和机械设备制造业等部门,两岸贸易使得全球碳排放量减少了209.38-306.03百万吨。本文研究不仅从部门角度,为海峡两岸控制贸易隐含碳排放量提供了理论依据,还从全球碳排放角度,为促进海峡两岸贸易深入发展提供了环境意义上的支持。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TRADE IN INDI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at contributing to environment trade debate by evaluating the impact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on emissions of carbon dioxide, sulphur dioxide, and nitrogen oxides for the Indian economy during 90s using Input-Output techniques. The article has constructed an index of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 Using the Input-Output table of 1991–92 and 1996–97 for India we have computed pollution terms of trade for the content of CO₂, SO₂, and NO _x .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dices are below 100, indicating that India produces goods that are more environment friendly than goods it imports, thus challenging the pollution haven hypothesis for India. The article has also offered explanations for these results.     

中国消费碳排放的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采用(进口)非竞争型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2002-2009年中国二氧化碳的生产排放、消费排放、出口排放及进口排放,并采用投入产出结构分解方法对消费排放与出口排放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生产排放量与消费排放量分别从405509.15MT与407266.16MT增加至602281.91MT与573106.09MT。除2002年外,其余年份生产排放量都大于消费排放量,缘由在于此间出口含碳量都大于进口含碳量。分解结果显示,在研究期间,国内最终需求规模和进口规模的扩张是消费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出口规模是出口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最终消费及中间产品的需求逐步趋向于高碳排放产品,中间投入技术呈一定进步趋势,但能源效率得到较大程度的改善,但能源结构和出口结构仍不够理想。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中美贸易失衡中的贸易利益研究

中美双边贸易中中方的巨额贸易顺差是否使中方获得了同样的贸易利益,一直是中美两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在产品内分工框架内,构建了双边贸易利益分配的理论模型,使用面板协整对1997-2009年中美双边8个主要制造业部门的贸易利得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美国依靠比较优势和垄断优势占据了产品价值链两端高附加值环节,而中国承担低附加值的中间环节;中美贸易失衡背后的利益流向并没有与贸易差额一致,中国在中美产品内贸易中获利微薄。因此,我国应该努力提升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力求锁定在附加值高的环节,以赢得更多的国际贸易利益。     

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的悖论研究

根据经典汇率理论解释,随着人民币不断升值,中美贸易逆差会逐步缩减,而中美贸易实践却不是这样。本文利用2005-2010年月度数据对中美贸易逆差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人民币汇率是中美贸易逆差的一个次要的影响因素,不是主要原因。产生中美贸易逆差与人民币升值之间悖论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对中国长期的出口限制,影响了美国企业贸易比较优势的发挥,新国际分工体系下形成的中国加工贸易方式是另一个次要因素。     

贸易开放提高了二氧化碳排放吗?——来自中国的证据

采用中国 1990—2010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选取排放总量和碳强度作为二氧化碳排放指标,实证考察贸易开放对中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 ( 1) 贸易开放显著提高了碳排放,"向底线赛跑"假说揭示的环境负面效应强于贸易的环境收益效应。(2)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在中国成立,人均收入是影响碳排放的关键因素。( 3) 贸易开放的环境效应存在时空上的结构性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开放对环境的负面效应有所减弱; 相对于内陆地区,贸易开放对沿海地区环境的负面效应要小。在分析实证结果背后原因的基础上,得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国内生产总值的经济学关系分析

近年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被普遍关注,进而有科学研究提出了建立排放许可证来减少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减缓并抑制温室效应,来满足地球生物的可持续发展状态,使人类的生存环境需求得到满足。这样原本与经济学没有关系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有了一定的经济学意义,与国内生产总值一样也能用来衡量经济体活动,具有了能使人们得到满足的功能与属性,加上建立许可证制度使其有了稀缺性,这使其与GDP一样具有了经济学研究的价值。     

碳关税征收对双边贸易的预期影响——基于中美两个碳经济大国的微观分析方法

文章用微观经济分析方法,基于中美两个碳经济大国的视角分析了碳关税的征收对双边贸易的预期影响。分析结果为:美国征收碳关税,短期内会由于美国进口需求减少和其他不被施加碳关税国家的价格优势导致中国出口量下降;长期中出口商需要提高价格来补偿技术投入的支出,国际价格上涨将进一步导致需求降低,贸易量减少;同时碳关税征收将导致出口国贸易条件恶化,社会福利损失;而进口国可能由于贸易条件的改善在短期内获得收益。     

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

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的承诺水平,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     

中美贸易摩擦对异质性企业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事件研究

随着中国对外贸易的蓬勃发展,双边贸易摩擦事件也日益增多,这种外部贸易摩擦究竟会对中国微观主体产生怎样的影响?基于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事件研究法实证检验外部贸易摩擦的微观主体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美贸易摩擦对生产率、规模、要素密集度、所有权属性不同的企业的影响均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而言,中美贸易摩擦对高生产率企业、大规模企业、低劳动密集度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影响相对更大。进一步研究发现,采用不同企业异质性衡量指标的检验结果最终均可归结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即全要素生产率是企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所受影响程度大小的决定因素,而且生产率越高的企业所受影响程度越大。该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中美贸易摩擦的微观主体效应,从而为中国更好地解决外部贸易摩擦与促进国内经济转型提供借鉴和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