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研究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基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的视角

国家重点实验室是中国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基地。文章利用2001-2016年城市层面的数据从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角度实证检验了基础研究发展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以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依托的基础研究发展能够通过知识溢出机制显著提升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显示：省部共建、企业、学科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依次递减，表明了应用基础研究的企业技术创新驱动作用大于纯基础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推动作用由东向西逐渐减弱，说明了随着地区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完善，基础研究越能发挥其企业技术创新促进效应。     

自贸区设立能否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文章基于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制造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自贸区政策对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表明：自贸试验区政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异质性检验表明，自贸区设立对处于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对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的正向作用较强；从影响机制看，自贸区通过增强技术创新效应、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地，调节效应揭示了营商环境优化在贸易便利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研究有助于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推动企业数字化发展提供有价值的政策依据。     

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企业技术创新

文章利用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7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并探讨了金融发展在其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研究表明:环境规制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现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而金融发展并没有对企业技术创新起到正向促进作用。调节效应方面,金融发展正向调节了环境规制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文章还进行了调节效应的机制检验和企业性质异质性分析。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把握环境规制强度、完善企业技术创新融资机制体制等政策建议。     

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绩效的调节效应——基于江苏民营制造企业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201家江苏民营制造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组织学习对技术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1)工艺创新和产品创新对企业绩效均有显著正向影响,而且工艺创新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强度要高于产品创新,表明江苏民营制造企业技术创新是以工艺创新为主导;(2)组织学习对工艺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有显著正向调节效应,对产品创新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表明江苏民营制造企业的组织学习是以工艺创新为主要目的.研究发现为推进江苏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指导,要实现从“江苏制造”向“江苏创造”转变,关键在于营造以实现产品创新为主要目的的组织学习氛围,走以产品创新为主导的技术创新之路.     

企业金融化、社会责任与创新投入——基于金融渠道获利能力门槛效应的再审视

为深入探究非金融企业“脱实向虚”产生的创新不足问题，实现“质量追赶”和“创新驱动”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文章使用2010—2020年沪深A股1 847家上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的直接影响，重点分析金融化挤出创新投入的非线性特征，并进一步检验企业社会责任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投入具有挤出效应；企业的金融渠道获利能力发挥了显著的门槛效应；企业社会责任有效弱化了短期金融资产配置对创新投入的挤出效应。研究结论为有效防范过度金融化给企业创新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为构建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供了政策参考。     

低碳经济转型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基于低碳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低碳经济转型与贸易强国建设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文章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通过匹配2007～2015年中国海关数据和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低碳经济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分析表明，试点政策的产品质量提升效应在不同产业、不同碳排放强度行业、不同清洁程度产品以及是否为资源型城市企业中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而环保投入效应尚未得到验证；产品层面的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资源配置优化促进高质量产品升级，抑制低质量产品升级。文章的结论从贸易高质量发展维度验证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经济效应，为未来实现低碳经济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     

激励性政策规制推动中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机制研究

基于中国2010—2019年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国家政策创新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考察创新政策的调节效应和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能够显著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以及工具变量估计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区位异质性分析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于政策质量型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激励性政策规制对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受到创新升级驱动效应、产业结构驱动效应和市场发展驱动效应的调节。在全国层面上和政策质量型区域，激励性政策规制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提升知识资本水平实现。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文章基于企业成长理论，以2008—2020年战略性新兴产业上市企业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与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关系特征。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且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两者关系依然成立；进一步机制识别研究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可以通过提升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间接促进战略性新兴企业的成长；异质性检验表明，三批次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战略性新兴企业成长的影响力度逐渐增强，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非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新能源汽车企业的成长促进效应更显著。     

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兼论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

文章基于2010—2020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测算环境治理效率综合指数，构建数字化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及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等实证方法，检验了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具有提升效应，且该结论通过了相应的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公众参与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制度环境的调节效应检验表明，制度环境在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深入理解数字化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效果和内在机理，为推进数字化发展、提升环境治理效率、改善制度环境提供有益借鉴。     

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能否促进绿色创新？

将三重差分模型与空间计量回归分析相结合，系统研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在服务贸易开放中的角色和地位如何影响绿色创新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具有正向影响。三重差分检验结果发现，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对绿色创新效率的提升效应呈现差异性：与创新产出较少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创新产出较多的地区相对更大；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劳动生产率较高的地区相对更大；与不受到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比，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在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地区相对更大。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不仅对本城市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城市的绿色创新有正向影响。应进一步发挥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政策对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断完善法律约束机制，正向调节对外贸易对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     

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信号”抑或“扶持”作用？

创新型企业建设是我国创新型国家体系建设的重要保障。文章通过手工收集整理国家创新型企业中的上市公司名录，以2003-2017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处理效应-三重差分模型，分析政策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效果及其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国家创新型企业政策不仅短期内促进企业创新和经济绩效增长，且表现为长期增长效应，亦不受高新技术企业政策干扰。机制分析中，政策"扶持"作用下的创新人才投入、政府补助支持以及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作用依次减弱，其次为政策"信号"作用下的信贷融资约束压力缓解和市场竞争力提升，效果最弱的为"扶持"作用下的税收优惠举措，说明政策作用下的直接创新要素资源供给效应最为有效，间接的税收优惠举措和信号作用促进效应相比有所不足。     

技术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基于中国高新技术上市企业2009-2021 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以风险承担能力为调节变量，考察了技术并购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较强，但企业创新效率较低；科研人员的投入对高新技术企业创新的贡献大于研发资金投入，属于知识型增长；技术并购有利于增强高新技术企业创新能力，但技术并购对企业创新效率有消极影响；将风险承担能力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检验发现，风险承担能力较高，能够有效增强技术并购规模对企业创新能力的正向影响，降低技术并购规模对企业创新效率的负向影响，但对技术并购次数与企业创新的调节效应不显著。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高新技术企业创新发展得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新发展格局下管理创新与企业可持续增长——基于战略激进度和金融错配的调节作用

文章基于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结合动态能力和资源配置理论，构建主效应和边界机制的双重固定效应验证模型，实证检验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及其异质性。结果表明：管理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增长，在进行工具变量、倾向得分匹配以及动态面板模型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管理创新对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影响受到企业战略激进度的正向调节及金融错配的负向调节；企业竞争优势在管理创新与可持续增长关系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行业，非国有、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企业管理创新促进可持续增长作用更显著，管理创新的影响不存在区域异质性效应。     

药品集采与企业创新投入

研究以2014-2021 年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药品集中带量采购政策的实施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药品集采政策的实施显著增加了生物医药企业的创新投入。机制检验表明，药品集采政策通过“倒逼效应”与“补偿效应”两个渠道促进了生物医药企业创新投入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处于导入期与成长期、行业竞争较为激烈以及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较强的生物医药企业中，药品集采政策对企业创新投入增加的推动作用更为显著。此研究不仅探讨了药品集采政策实施对生物医药企业创新行为的影响效应，也为进一步深化医药服务供给侧改革，促进医药行业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政策冲击和契约执行双重制度变革视角北大核心

实体企业金融化是引发金融危机的重要风险源,如何抑制企业金融化亦是各经济体面临的一大难题。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经济运行规则和执行措施的"混合体",其设立形成的政策冲击效应和契约执行效应对实体企业金融化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文章从自贸区设立这一事件产生的冲击影响出发,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探讨自贸区的设立是否影响中国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研究发现,自贸区设立能显著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动态检验发现其抑制作用存在持续性。机制检验发现,利润率均等化和融资约束缓解是自贸区影响企业金融化的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显示,自贸区设立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内陆重点城市企业、小企业和民营企业中更明显,且存在所有制歧视现象。文章对推进自贸区增资扩容、推广试点区域有益的制度经验和抑制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够促进企业研发投入吗？——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是在资本市场中获得投资者认同的重要途径。文章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发现：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通过工具变量法、熵平衡法等方法弱化内生性问题及其他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成立；机制检验得出，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能缓解融资约束与第一类、第二类代理成本对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样本中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的激励效应更强；市场竞争程度和股权激励能够正向调节描述性创新信息披露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碳减排约束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企业创新预期的门槛效应分析

文章通过2011—2020年中国地级市与上市企业数据建立固定效应模型，经研究发现：碳减排约束能够显著促进国有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抑制私营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其碳减排约束政策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不具有碳排放权交易的城市，则不产生显著影响。进一步建立双门限面板模型，研究得到:碳减排约束在企业创新预期水平低于第一门槛值或者高于第二门槛值时，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在企业创新预期处于门槛值0.011 8～0.017 8时，碳减排约束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     

国家高新区设立能够提升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61个地级市TFP分解数据的路径分析

国家高新区是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政策载体，文章利用2001-2014年我国261个城市面板数据，通过渐进双重差分法研究国家高新区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研究期内国家高新区的设立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面影响；从TFP的分解项来看，高新区设立促进了所在城市规模效率提高，却抑制了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提高；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上述作用具有显著城市等级异质性，在高行政等级城市设立高新区对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运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土地转让数据、城市专利数据等进行机制分析发现，企业间资源错配和土地价格扭曲降低了技术效率，而技术创新下降和产业升级钝化是抑制技术进步的主要机制。     

国际间市场可达性对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中欧班列的证据

中欧班列的开通提高了中国与沿线国家间的市场可达性，大幅降低了国家间的贸易成本，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外循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文章基于中欧班列开通所构成的准自然实验，使用2000—2018年27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渐进式的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促进了制造业技术创新的数量与质量改善；异质性检验发现，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推动了区位禀赋劣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与质量改善，但是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仅推动了交通禀赋优势地区制造业专利数量提高，即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区位禀赋劣势地区的边际效用更大；国际间市场可达性的提升对大城市的技术创新数量与质量改善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由技术密集度异质性检验结果可知，中欧班列的开通推动了低技术密集度与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但相较于低技术密集度制造业而言，该政策对高技术密集度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数量提高的促进作用相对较小；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中欧班列通过市场竞争效应、资源配置效应以及产业结构效应等渠道推动区域制造业的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基于以上...     

IPO超募与过度投资:基于管理层权力与法制环境的实证研究

针对新股发行过程中频繁出现的超募融资现象，基于权力“寻租”和“法与金融”理论视角探究IPO 超募融资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之间的联系，并利用2009-2015 年深市A 股上市公司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IPO 超募融资越严重，过度投资也越严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超募资金诱发企业投资过度主要依赖自由现金流和管理层过度自信等路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管理层权力加剧了超募资金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优化法制环境能弱化超募资金对过度投资的 正向影响，也削弱了管理层权力对过度投资的正向影响。文章结论深化了权力“寻租”行为的理论认知，为合理评估投资者法律保护机制等政策所引发的微观治理效果提供了新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