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机会集、代理冲突与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2009-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投资机会集、所有权性质以及制度环境对上市公司审计师选择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司投资机会集越高则越倾向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以缓解代理冲突,同时由于非国有公司治理水平相对更弱,作为薄弱的公司治理机制的一种补充,非国有公司选择高质量审计师的动机更强;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处于市场化进程较慢、法治水平较低以及政府干预程度较强地区的非国有上市公司投资机会集与高质量审计师选择的正相关关系越强.     

市场化程度、无形资产投资和公司价值

以我国2002年年底前完成民营化的民营上市公司以及以行业规模为基准配对的国有上市公司2003~2005年的经验数据为样本,从产权理论的角度出发,实证分析了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民营公司和国有公司无形资产投资的差异化影响。结果表明,市场化程度越低,国有公司的无形资产投资就越多。民营公司的投资行为能提高公司价值,但市场化程度对公司价值影响不大。国有公司投资虽没有显著提高公司价值,但公司价值伴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提高,市场机制对国有公司的正面效应大于负面效应。     

论政府控制、代理成本对公司投资效率的影响

通过引用＂双重代理＂概念,构建代理成本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关系模型,研究双重代理成本对公司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结合我国的制度背景,从政府控制的角度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了探讨。以公司的投资行为为主线,以代理成本和政府控制为考察对象,从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与外部治理环境两个方面对公司资本投资效率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类代理成本均显著的导致了过度投资,相对于私有产权的上市公司,受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的第一类代理成本所带来的非效率投资更加严重;而对于第二类代理成本而言,微弱的证据表明,政府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抑制由此引起的公司非效率投资。     

社会资本、政治关系与公司投资行为研究

以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研究了社会资本、政治关系及其交互项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社会资本提高，国有公司能够有效降低过度投资水平，而没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非国有公司在社会资本提高后也降低了过度投资水平；政治关系提高了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在存在政治关系的背景下，社会资本会抑制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政治关系对国有公司和非国有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比社会资本的影响更大。     

股权结构视角下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的研究

以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样本数据,实证研究了会计信息质量与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的关系,并从股权结构视角分析了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内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国有控股和控股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减弱了这种治理效应。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及其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

针对我国上市公司频繁发生非效率投资行为的现状,分析其是否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以及过度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研究结果显示,我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过度投资行为,且负债对过度投资有约束作用;非国有控股和现金股利能制约过度投资行为,但影响有限;经理持股与独立董事对过度投资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增量融资与投资显著正相关,且其影响最为显著.因此,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完善资本市场,使其能起到合理配置资源的功效.     

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我国制造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考察了负债融资的债务期限结构对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从而揭示了负债作为治理机制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实证结果表明：短期负债约束公司长期投资活动;在一定负债程度上,长期负债有利于公司的长期投资行为;公司的资产规模和融资活动的现金流会影响公司投资活动的现金支出,进而影响公司的投资活动选择。     

投资补助效应下的中小企业经营决策研究

利用实物期权方法,研究政府投资补助对中小企业经营决策的影响。在项目收益流服从几何布朗运动下给出了公司价值风险中性定价的显式解;确定了最优投资时机、最优投资规模并分析了投资补助对企业投资的影响。经济分析表明,企业投资规模与补助规模正相关,且不同补助类型对中小企业的投资激励的影响是截然相反的,即可变补助加速投资而固定补助推迟投资,较大的可变补助会使企业加速投资甚至立即投资。此外,市场利率和企业所得税的提高会削弱企业的投资动机,但政府可变补助能有效缓解这一问题。     

官员更替影响企业行为和绩效了吗?——基于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201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本文考察了官员更替对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行为和市场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官员更替导致辖区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增加,市场绩效降低,国有企业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地区人均财政支出强化了官员更替对公司投资支出的影响。文章还发现官员更替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地区更易受官员更替的影响。研究表明官员更替产生的"翻烧饼"效应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地区,企业行为和绩效等效率的提高,需要公司治理机制的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治理模式的完善。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公司治理结构能缓解非效率投资吗?——来自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 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文章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形成的股权制衡机制失效,无法改善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另外,我们并没有发现董事会对非效率投资的约束功能:(1)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董事会治理趋于无效,未能制约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2)独立董事机制也是无效的,同样无法缓解公司非效率投资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实证研究

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对现金流量表现出敏感性,这种投资-现金流量敏感性不是"融资约束"形成的投资不足导致的,而是过度投资的表现;大股东对公司的资金占用度越严重,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越严重,投资对现金流量的敏感性越强,说明大股东与管理者的合谋掠夺行为造成了我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     

管理者层级差异、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决策

将管理者划分为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三个层级,以2005年~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同层级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支出和并购决策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其他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仅对公司投资支出及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还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相对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及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决策的关系不受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影响。     

非效率投资的因素分析:来自公司治理结构的证据

本文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2004—2008年共计2063家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考察公司治理结构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本文建立两个基本回归模型,通过模型1,利用残差法将全部样本分成过度投资样本组和投资不足样本组;在模型1的分组基础上,建立不同形式的模型2,分别就公司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和董事会结构)对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和投资不足行为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第一大股东持股与过度投资行为呈N型曲线关系,而第一大股东对投资不足行为具有积极的治理作用,同时,控股股东性质与公司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不显著相关。(2)第二到第五股东持股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程度甚于第一大股东持股。(3)我国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缺陷,随着董事会规模的扩大和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对公司的非效率投资的治理有消极的影响。     

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与企业价值——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我国2010—2012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媒体监督、非效率投资和企业价值之间的动态关系进行研究,结果显示：近几年制造业违规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投资不足;媒体监督与非效率投资显著负相关,媒体监督可以明显降低企业非效率投资水平;无论是对于国有上市公司还是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来说,媒体监督都能抑制非效率投资,且对非国有企业约束力更强;媒体监督可以抑制和缓解非效率投资对企业价值的损害,保护股东的利益。     

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自主创新？

利用2007—2015年的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研究样本,研究高额的政府补助是否促进了企业的自主创新,并将企业研发支出作为中间变量分析这种影响的作用路径。在控制企业规模和企业科研人员数量之后,政府财政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提高的正面激励作用是显著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政府补助对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激励作用,但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支出具有“挤出”作用。企业研发支出与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其中研发支出与发明专利的数量负相关,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的数量正相关     

股权激励能够抑制投资非效率吗

应用ＲｏｓｅｎｂａｕｍａｎｄＲｕｂｉｎ（１９８３）的匹配方法分析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的影响,以除股权激励因素以外的公司其他特征变量相近为依据进行样本配对,分析股权激励的激励效应,减少了样本选择偏差。结果表明：（１）股权激励对投资非效率、过度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对投资不足有显著的抑制作用;（２）在国有属性的调节作用下,股权激励计划对非国有企业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强于国有企业;（３）国有企业的“期权激励”与“股票激励”方式对投资不足的抑制作用没有显著差别,非国有企业的“期权激励”方式抑制作用强于“股票激励”方式;（４）在股权分散的条件,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投资不足有显著抑制作用;在股权集中的条件下,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对投资不足的影响不显著。     

产权异质视角下股权激励偏好与公司业绩研究——基于2006—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以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为视角，研究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偏好，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问题。运用因子分析、Logistic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等方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权特征不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偏好会受到影响，进而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相同股权激励模式下，国有绝对控股上市公司与国有相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激励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     

产权异质视角下股权激励偏好与公司业绩研究——基于2006—2018年上市公司数据分析

以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差异为视角，研究了国有控股公司和非国有控股公司股权激励模式的选择偏好，股权激励的实施与公司业绩相关性问题。运用因子分析、Logistic分析和配对样本T检验等方法，研究表明上市公司产权特征不同，股权激励模式选择偏好会受到影响，进而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也不相同；相同股权激励模式下，国有绝对控股上市公司与国有相对控股上市公司的激励效果也存在明显差异。     

制度变迁、管理层股权激励和公司投资——来自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股权分置制度变迁的视角,通过考察管理层股权激励对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检验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有效性及内在机理。实证结果表明,股权分置改革显著改善了管理层股权激励的治理效应,降低了因管理层自利行为而导致的过度投资。此外,有微弱的证据表明,股改后国有公司管理层的股权激励缓解了公司投资不足。上述研究对解决由公司内部人控制而产生的投资过度及投资不足等代理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为从制度层面研究公司投资行为和治理机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