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股股东、自由现金流与过度投资

以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2006—2008年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股权特征角度考察公司自由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结果表明：（1）正自由现金流更易诱发过度投资行为;（2）大股东持股越高,现金流过度投资行为越严重;（3）股权制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过度投资;（4）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性质时,过度投资行为更严重。     

管理层持股、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

基于Jensen的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在充分考虑公司成长机会影响的前提下,系统地对管理层持股与过度投资一自由现金流量敏感性的关系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中国上市公司有动机从事过度投资.管理层持股能够减轻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且与过度投资一自由现金流量敏感性在形式上呈正U型的曲线关系,并在管理层持股比例为34.64%时达到最优.正U型的曲线关系的存在,表明管理层持股作为一种协调股东和管理者利益冲突的激励机制,仅在一定范围内有效,超出该范围,反而失去了其应有的作用,从而使与股权激励机制相配套的约束机制成为必要.不过,由于大多数上市公司管理层持股比例低于最优持股比例,介于0-34.64%的负相关阶段,说明现阶段,增加管理层持股比例有助于提高股东与管理者利益的一致性,降低过度投资对自由现金流量的敏感性.     

股权结构、现金持有量与企业投资行为

利用我国A股上市企业披露的2006—2009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对现金持有量以及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股权集中的现象,管理者持股比例低,股权激励的效果并不明显,并存在过度投资的行为。在上市公司中,当其他大股东能与第一大股东相抗衡时,能抑制企业的过度投资行为;当第一大股东处于控股地位,且其他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小于或与之相当时,二者相互勾结篡夺企业的资源。     

基于自由现金流量的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研究

基于融资约束理论和自由现金流量假说分析框架,以2001~2005年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企业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量之间的敏感性及其成因。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上市公司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量总体上显著正相关,低融资约束公司投资与自由现金流量的相关关系强于高融资约束公司;自由现金流量代理成本引起的过度投资,是导致两者敏感性的主要原因;预算软约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融资约束对投资及自由现金流之间关系的影响。     

管理者层级差异、过度自信与公司投资决策

将管理者划分为董事长、总经理和其他高管人员三个层级,以2005年~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考察了不同层级的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长和总经理过度自信对公司投资支出和并购决策均具有显著影响,而其他高管人员过度自信仅对公司投资支出及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管理者过度自信对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的影响还受到企业产权性质的影响:相对民营控股上市公司而言,管理者过度自信对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投资支出及投资的现金流敏感性具有显著影响;管理者过度自信与公司并购决策的关系不受上市公司产权性质影响。     

制造业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研究

近些年我国企业非效率投资现象严重,主要表现为投资不足和过度投资.通过对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的研究,发现国有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容易造成投资不足,但是如果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股则容易造成过度投资;法人股持股比例提高能够有效地抑制过度投资,但也容易造成投资不足;社会公众股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越高,容易造成过度投资,不易造成投资不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投资支出水平和过度投资水平越高,投资不足水平越低.     

上市公司过度投资动因研究——基于经理报酬视角的分析

当公司存在自由现金流量时,中国上市公司倾向于过度投资,不过自由现金流量与过度投资的关系会因公司的成长机会高低和持有的自由现金流量的多少而有所不同,从而表现出一定的区间效应。其中,代理问题最严重的高自由现金流量、低成长机会的公司过度投资倾向明显大于其他类型的公司。从对公司过度投资的动因检验来看,高自由现金流量的公司的过度投资与经理报酬显著正相关,显示出此类公司过度投资的动机很大程度上在于提高经理报酬,因而表现出很强的机会主义行为。     

中国上市公司过度投资行为、程度与形成机理

通过建立投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相当一部分中国上市公司存在过度投资行为,而且近年来有不断加剧的倾向。并且发现,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程度与自由现金流量水平显著正相关,说明自由现金流充足的上市公司更容易发生过度投资行为。     

盈余稳健性与企业过度投资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Khan和Watts(2007)构建的公司层面盈余稳健性度量方法,实证考察了盈余稳健性对企业过度投资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盈余稳健性能够显著抑制中国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并降低过度投资行为对自由现金流量或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的敏感度,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此,中国会计稳健性原则的发展对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起到了正向促进作用。     

股权集中、股权制衡与过度投资

中国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很强。无论是国有控股还是一般社会法人控股,股权集中均不能有效抑制过度投资。在具有股权制衡结构的公司,其他大股东可以有效地对第一大股东发挥监督制衡作用。     

治理环境、两权分离与公司投资行为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2004—2008年的数据为样本,结合我国特有的制度背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投资行为进行探讨。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更多的是发生了过度投资行为,而非投资不足;并且随着最终控制人两权分离程度的加大,过度投资将更加严重。而最终控制人拥有的现金流权的增加却能对过度投资行为起到一定的缓解作用;同时,良好的公司治理环境对公司的过度投资行为也能起到显著的抑制作用。     

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和内部融资敏感性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但融资困难问题已成为约束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瓶颈。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显著为正,不确定性对投资具有显著的负的影响。以现金红利、股权性质作为融资约束的标准时,融资约束和投资—现金敏感性同向变动。我国高科技上市公司投资—现金流敏感系数主要源于自由现金流理论下的投资过度。     

终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08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研究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对公司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我国上市公司内部现金流与投资之间显著正相关,过度投资能够更合理地解释这种投资现金流敏感度;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权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负相关,具有抑制过度投资的利益趋同效应;终极控制权与所有权的分离与投资现金流敏感度正相关,表明两权分离使得终极控股股东有能力和动机侵占上市公司利益,加剧过度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终极控股股东利益侵占效应的发生不仅需要能力和动机,还需要公司具有充足现金流这一机会,较少的现金流能够有效地约束终极控股股东的利益攫取,抑制过度投资。     

融资约束、流动性管理与企业投资——来自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间沪深两市中的1183家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以往研究中采用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模型和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模型进行适当的改造来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一方面其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弱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另一方面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强于无融资约束的公司,同时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强于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这些结果共同表明面临融资约束的上市公司的确通过流动性——现金持有的管理来缓和其在现金流状况不佳时面临的投资不足问题,从而有助于提高公司投资效率与公司价值。     

现金流、股权结构与中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

基于我国制度背景,利用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实证检验了股权结构、现金流对我国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影响.经验证据表明,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低时,非国有控股企业表现为投资不足,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是敏感的,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不敏感;当企业自由现金流较高时,国有控股企业和非国有控股企业都表现为过度投资,两类企业投资对内部现金流都是敏感的.居中的股权结构能够抑制国有控股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分散的股权结构和过于集中的股权结构则可能使企业的过度投资问题更为严重.此外,居中的股权结构既不能抑制非国有控股企业过度投资,又不能促进企业有效投资.     

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与超额现金持有——来自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以我国2004—2007年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终极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权分离对公司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及其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引入了治理环境,研究市场治理环境的变化是否降低了这一影响。研究结果发现：两权分离程度越高,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水平越高;我国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程度较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高,且其相应的超额现金持有量也略高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市场化进程的提高能够降低民营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但却不能降低国有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超额现金持有量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