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基于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考察

本文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其对于提升国家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的上层官僚组织和下层乡村社会处于“双层分离”状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完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国家政权不是以内卷化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各种党政组织和团体垂直深入到乡村社会,由此地权变革造就的强大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使新生的政权相继完成了农业组织变革与意识形态再造,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为工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之,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表明,土改不仅关乎土地权能的重构与再分配,也是土地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重塑,这对于发掘土改之于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层含义至关重要。     

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实证研究——以1937年～1949年的冀中乡村为中心

革命场域下的社会流动是政策主导与制度变革下的社会流动,这种社会流动的运行所彰显出的并不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而是冀中乡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迁。在中共革命所主导的社会流动实态运行中,冀中乡村的地主和农民所选择的实际流动路径都具有很明显的博弈性质和理性色彩,是一种在综合考虑中共政策、地方环境及自身条件三方面内容的基础上所做出的选择。在冀中乡村代际流动的机制运行过程中,社会流动的先赋性因素的作用逐渐降低,而后致性因素的作用则大为增强;与此同时,冀中乡村的代内流动属于制度变革下的代内流动,中共革命是这种代内流动机制运行的主导性动力,而且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乡村知识分子也在这种代内流动机制中占有着一席之地,折射出了中共革命与社会流动之间的复杂面相。     

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     

从“静悄悄的革命”到“闹革命”——国共内战前后的土改与征兵

中共在1946年国共内战之前在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目的就在于改变解放区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重建、巩固和强化党在乡村的组织化控制，从而为征兵、扩大军队兵源创造条件。基于这一目的，中共在土改中采取了一系列策略性行为，包括在其控制的中心区与边沿区采取不同的土地政策，在贫雇农路线和中农路线之间进行微妙平衡，等等，这使整个土改过程呈现出高度的复杂性。中共最终通过土改，使党组织在乡村社会扎根，进而有效地动员农民广泛参军，为中共军队最终战胜国民党军队奠定了决定性的后勤基础。     

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

<正> 作者秦晖在《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上发表的这篇约1.7万字的文章利用大量土改档案资料,分析了土改前关中农村经济不同于通常所理解的的封建社会的种种特点。关中地主很少,占地不多。如渭南各县,土改时划定地主户占总户数高者不超过1.5％,低者仅0.01％。据土改档案有关数字推算,关中大多数地方土地分配的吉尼系数均在0.23以下,可见土地分配相当平均。为数不多的地主多不出租土地,而是雇工经营或放债。关中雇工经营亦有     

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

近年来,学界对于中国近代以来土地问题的讨论、对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与西方学术界为主流的现代性范式,都提出了程度不同的反思.近代以来中国的土地问题与城乡关系再认识,核心是需要重新处理地权、赋税与租佃关系的变动.其中,太平天国之后江南地区的城乡变革与阶级分化尤其关键,它导致国家与地主、农民之间租税关系剧烈变动,使得城乡分化、阶级分化与乡村治理关系的变革成为近代历史的主旋律——这一点需要重新理解.正是晚清新政以来,中国作为现代民族国家进入艰难的锻造历程,开启了中国前所未有的城乡分裂的格局.其分裂的过程再造了中国社会20世纪以来最主要的阶级关系,它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的背景,也是原因.     

“安乐死”的逻辑形而上学考量

作为死亡的革命——"安乐死",引发了世界性讨论和争议。而争议主要集中于: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自杀是否合理、他杀是否合法;人是否拥有一种特别的自由意志,即选择主动放弃生命权,甚至是将终结生命的权利交付于他者;在非正常情境中,如何选择死亡。文章从五个方面:自由意志与决定论的逻辑之辩、人性与社会道德逻辑之辩、正义与效益逻辑之辩、佛教因果轮回逻辑之辩和生与死的意义逻辑之辩,正反两面论证了各种争议的优劣势;并提出这种"死亡的革命"能否成功的关键就在于:医学技术能否提供精准可靠的技术保证;法律制度能否提供科学合理的制度与程序设置;形而上学能否提供正确的人生观;社会能否形成所必须的文化观念环境。     

建党百年乡村文化建设的嬗变历史、逻辑与启示

执政党对于国家道路的选择,以及如何开展政治、经济与文化的治理起主导作用.乡村文化在乡村社会这个小传统与政党、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大传统互动中塑造着自身特殊的地域文化,并以强大的文化力作用于乡村社会的发展.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担负起以先进乡村文化引领乡村社会发展的历史使命.从革命时期、建设时期、改革开放时期到今天的新时代,在历届领导集体的带领下,中国共产党在乡村文化建设理论和实践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以乡村传统文化为考察对象,通过微观镜像中传统文化兴衰变迁历史具象呈现了乡村文化建设,从而清晰展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乡村文化建设的传承创新与历史演进,揭示党自身对传统文化认知演进的内在逻辑:一个重拾、重建、坚定、彰显文化自信的文化建设历程.     

试论清中后期金华府私人抵押借贷与转移土地的关系

人们传统认为:清代江南的乡村借贷是高利贷,是兼并士地的重要手段,由此造成小农经济纷纷破产。近年来,有论者提出异议,发表了不少精辟见解。但是,抵押借贷与转移土地的关系,则未见具体阐述。笔者认为,这既然涉及乡村借贷关系和土地制度,似可置于乡村社会历史背景下,把两者结合起来作一探讨。     

我国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与优化对策的典型分析

选取能源开发、粮食安全和经济能否持续高速发展等问题较为突出的中西部能矿资源富集区、中部传统农区和东部经济高速发展区,分别对其乡村转型发展动力机制进行研究,并提出这三大典型类型区乡村转型发展的优化对策。结果表明：①乡村转型发展受内在因素和外援驱动力的共同作用,形成各异的社会经济形态和地域空间恪局,进而呈现不同的城乡关系,而城乡关系作为乡村转型发展优劣的重要衡量标准,反过来依此可审视内在因素与外援驱动力是否合理配套。②中西部能矿资源富集区呈现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的城乡非均衡极化发展;中部传统农区呈现城乡低水平均衡发展;东部经济高速发展区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龙头地区,其城乡系统呈现较高发展水平的均衡发展。③为了顺利实现未来各典型类型区的乡村转型发展,中西部能矿资源富集区应强调增强其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中部传统农区应侧重推进其产业分工协作与城乡土地资源统筹配置;东部地区则应注重培育乡村新型产业体系。     

对发展中国农村土地金融的思考

农村土地金融业务的发展离不开土地制度的支撑,通过国外及国内农村土地金融发展情况的对比分析,总结出中国农村土地金融发展迟缓的根本原因——不完善的土地制度。又从土地产权残缺、土地抵押权不完整、土地流转机制不健全方面对土地制度是如何影响农村土地金融发展的作出了详细论述,最后,对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在产权、抵押权、流转机制方面的改革,做出总结。     

土地流转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土地流转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的又一次土地革命,有人认为这是我国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土地流转将何去何从?文章试通过回顾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随土地制度改革的变迁,得出土地流转是我国土地政策的必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或国有将会长久不变;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再一次为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后续动力,土地流转应与农村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低碳农业发展的土地规模化问题分析——基于《资本论》土地所有权理论视角

低碳农业的发展要求土地的大规模经营,在我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前提下,只有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才可能实现低碳农业的发展。《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土地所有权的论述对于建立新型的农村土地流转模式,发展低碳农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农村土地保护机制的缺陷与土地保护信托机制创新研究

我国现有农村土地保护机制具有政府政策保护的唯一性和政策执行的不完全性．缺乏市场化、多元化、社会化保护机制的配合，由此需要对农村土地保护机制进行创新。农村土地保护信托机制是通过农村土地保护信托模式的设计．使农村微观经济主体成为农村土地保护的直接受益者，从而引导农村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关心而自觉地珍惜和爱护土地．努力改进农地利用方式，提高农地利用效率，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     

根据土地原理评价中国近现代农村土地使用制度

首先推导合乎自然法则的土地产权理论,即"土地原理".然后在对近现代中国土地使用制度的转移过程进行回顾的前提下,按照已推导的土地原理,对近现代中国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是否符合土地原理,进行了分析.并进一步指出如何完善现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我国农村土地调整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土地调整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以来我国农村土地配置利用中特有的社会经济现象。笔者研究认为,农户及其农户人口的变化是直接导致农村土地调整的第一位因素,农村土地制度的缺陷也是诱发农村土地调整的因素,而农村土地负担、承包地质量、承包地的分布状况、村组组织的调地偏好等对农村土地的调整也有一定的影响。     

快速城市化影响下天津农村土地优化利用研究

在统计资料分析和实证调研的基础上,阐释天津城市化发展的特点与驱动力,分析城市化对农村土地利用的影响,解析在此过程中农村土地利用问题的产生,提出城市化影响下农村土地利用的优化战略.研究表明,随着滨海新区建设和农村工业发展,城市化对天津农村土地利用产生巨大影响,农村土地利用面临突出问题:耕地过量占用,近郊农地粗放利用,土地污染严重;"城中村"问题凸显,近郊农村人居环境恶劣,远郊土地利用效率较低等.天津农村土地优化利用应实施以高效、安全为导向的现代都市农业战略和以集约、宜居为导向的农村居民点改造战略.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法律问题探析

当前,中国立法上对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规范欠完善,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完善中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对促进中国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中存在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分析与研究,力图从法律层面,提出完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法律制度的对策,以此促进整个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的完善。     

乡村空间转换中的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以滘中村为例

村庄土地利用变化是我国快速城市化和工业化背景下乡村空间转换的核心内容。以广东佛山南海的一个经历了乡村工业化和后工业产业升级的村庄——滘中村为例,分析了该村30多年土地利用变化过程后发现,主要表现为农业用地大幅度减少,道路、公建、居住用地阶段性增长,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相继增长。其次,从主体、成本与收益、制度因素和空间效应等方面对变化机制进行了探讨,认为在多元化主体的参与下,土地转用的产业升级收益和资本化收益相对于转用成本的差异是土地利用变化的核心动力,各种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调节了这种差异。而土地利用变化带来了乡村城市化、流动性和村庄社会空间重构等方面的空间变化,推动了乡村空间的转换。     

转型期农村土地冲突爆发原因探究

农村土地冲突不仅影响农村土地资源配置及其效率,而且对我国的社会转型、农村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分析了农村土地冲突的概念和类型,并从土地资源的天然局限性、农村土地制度的设计缺陷、农村土地的社会保障作用和村委会自治权异化的角度探究了转型期农村土地冲突爆发的原因,为进一步化解农村土地冲突提出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