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生活：土地改革中的革命日常化——以皖西北临泉县为中心的考察

20世纪50年代初的土地改革运动不仅使共产党的权力触角伸到了乡村社会的最底层,也切实改变了乡村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在这样一场上下逐力的运动中,被改变的不仅仅是乡村社会,还有这原本外在于乡村的革命。土改工作队员们正是借助于在乡村的生活场景中,重新阐释革命的逻辑,使得革命一步步成为乡村人日常生活的内容,最终实现了革命的日常化转变。而乡村人也借助于工作队员们的情感动员,以及对革命场景的亲身体验,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己的生活慢慢向革命靠拢。一种新的革命化的社会生活方式也开始形成了。     

土地改革、国家能力建设与工业化资本积累——基于新中国土地改革的经济史和政治经济学考察

本文聚焦于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探讨其对于提升国家的基层组织动员能力和资源汲取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分析发现,传统农业社会时期中国的上层官僚组织和下层乡村社会处于“双层分离”状态,依靠地主士绅阶层完成国家对乡村社会的间接管理,而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使国家政权不是以内卷化的形式,而是借助于各种党政组织和团体垂直深入到乡村社会,由此地权变革造就的强大基层社会组织和政治动员能力,使新生的政权相继完成了农业组织变革与意识形态再造,有效地促进了现代中国国家能力建设,为工业化转型铺平了道路。因之,比较历史制度的分析表明,土改不仅关乎土地权能的重构与再分配,也是土地背后所涉及的多方利益主体之间权力结构的重塑,这对于发掘土改之于中国现代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这层含义至关重要。     

来之不易的平山经验——解放战争时期平山的土改与整党

1948年2月27日,刘少奇在总结土改整党经验时说：“平山县把土改与民主整党运动结合起来,公开党的支部,吸收非党群众参加,改变过去农村支部工作的神秘性,打破坏分子隔离党与群众联系的障碍,改善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创造了老解放区发动群众平分土地的经验。”平山经验得到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肯定。平山经验的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改整党工作。     

传统的翻转与再翻转——新区土改中农民土地心态的建构与历史逻辑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区土改的推进,是以翻转传统乡村的经济社会伦理和土地秩序观为前提的,这一翻转,并非如革命史研究所认为的那样容易,而是一系列精巧的政治与社会动员的结果。同时,这一翻转又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乡村社会以平均主义为内核的制度选择的基础和起点,产生了复杂的历史效应。而当下农村正在发生的土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则意味着对既有历史的再选择,选择能否成功,则看其在保留历史选择合理性的同时,能否化解自土改以来所形成的平均主义土地心态的消极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这无疑又将发生一次观念的再翻转。只不过,这一再翻转不是要回复到革命前的乡村观念史,而是要在处理好传统土地观念——包括革命前的土地观念和革命所带来的土地观念——与现实需求的结合中做出新的路径选择。     

苦、革命教化与思想权力——北方土改期间的“翻心”实践

1946年至1948年的土地改革运动期间，北方解放区广泛开展了所谓“翻心”的实践。本文集中考察这场革命武教化运动过程中以“主人翁的自觉”为政治旨归的言说与权力运作。从普通农民的思想“障碍”出发，文章引出围绕“思想”展开而以发动与领导为基本内容的权力实践。以“苦”这一革命教化在广大乡村中的主要经验着力点为轴心，文章着重分析思想权力行使的两种重要方式：“诉苦”（及“解苦”）实践与“访苦”（及“引苦”）实践。关于土改“翻心”的经验考察揭示出中国革命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即突出“心”、“思想”或“精神的东西”的重要性。就此而言，“翻心”可谓未来共和国的革命政治文化之滥觞。同时，它也揭示出现代革命实践与关注心术与教化的中国传统之间的深刻延续性。     

论1947～1948年华北土改中的工作团和贫农团——以晋察冀为中心的考察

1947年至1948年土改整党的主要内容,即中共派驻外来工作团进入乡村发动群众组织贫农团斗争村干部.首先外来工作团进行普遍整党,干部数量奇缺,素质良莠不齐就是其一大困难.加之外来干部主导的工作团很难了解基层乡村的复杂情况,因此极易激化其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其次这次整党组织的贫农团往往为乡村边缘人员所构成.他们代替原有村干部掌权,不但未彻底杜绝“贪污”和“命令主义”等旧问题,而且因为其工作能力差还常使村中原本可完成的征兵、征粮等工作“塌台”.     

绽放“向阳花”播撒“志愿红”品牌项目的实践与研究

青年志愿服务共同体建设,既可在乡村振兴、社会发展中发挥作用,又有助于提升青年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使其自身得到充分发展。为进一步整合资源及优化实践环境,引导青年把思政与现实生活、社会实践融为一体,最终实现理想与社会共同发展效果。现基于这一认知,以“向阳花、志愿红”青年志愿服务工作为例,说明具体实施情况,并提出结合网络平台、重视机制引领及关注思政融合几个方面改善建议,以便更充分地发挥出志愿服务功能。     

土改的试点与试点的土改:山西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韩丁的《翻身》因对张庄土改整党的细腻描述而成为展现中共革命的优秀作品,影响甚广。不过作为个案,张庄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同时期其他村庄的状况如何?韩丁是否真实地展现了土改整党的原貌?是否遗漏了重要内容并影响对于中共革命的评判?长期以来学界或者将张庄的情形扩展为北方土改整党的普遍状况,或者对这些问题存而不议,以致无法廓清土改整党的丰富全貌,也未能明晰整党试点与全面整党的阶段区分。本文以山西潞城县委和包含张庄在内的各整党试点村的档案材料为基础,试图通过重新梳理土改整党试点的历史过程,将张庄置于更大的区域和行政空间内进行讨论,以此明了张庄土改整党的来龙去脉及其在潞城县土改整党试点中的地位,并揭示土改整党对于乡村政治变革及民主发展的历史意义。     

重建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权威:江宁实验县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合作运动的比较研究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国共两党各自在其权力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合作运动,动机虽不完全相同,但确立在乡村社会的合法性政府权威却是共同的目标之一。比较之后可以发现,尽管在合法性的有效性基础层面,边区政府并未比江宁合作做出更大的成绩。然而,在制度基础和意识形态基础这两个层面,中共的合法性构建却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中共牢固地控制了当地的权力及其运作模式的特点。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社会,国共两党在乡村社会合法性权威构建的不同结果多少也预示了两党的不同结局。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的辩证关系

按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用改革、创新、发展的观点全面加强党的建设，根本目的就在于：坚持实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理念，使党始终处于历史的最前列，使党能够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的理性之路，这也是邓小平理论悬而未决的命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邓小平丰富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解决了这一历史课题，丰富了中共党建理论宝库，为党的建设和党的学说增添了理论新资源。     

“土地流转”政策下农业物流的机遇与挑战

在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改革中,农业物流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文章以安徽亳州市为例通过亳州市土地流转现状的调查,结合当地农业物流现状,分析"土地流转"政策下农业物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提出相应对策。     

江苏“万顷良田”工程的反思

2008年底,为了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江苏省开始试点推行＂万顷良田＂建设工程,探索研究集聚土地资源、发展现代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新路径。然而,改革带来的问题总是要超过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万顷良田＂工程在取得成效的同时带来了更多的是争议与质疑,工程普遍受到老百姓的抵触,结果差强人意,以至于在2011年＂,万顷良田＂工程被停审批。因此,必须深刻反思＂万顷良田＂工程实施中的不足,总结经验与教训,这对于探索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新途径,加快推进城乡统筹发展都将会带来有益的推进。     

土地流转的变迁及发展趋势

土地流转正在我国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有人认为这是我国的又一次土地革命,有人认为这是我国解决农村土地问题的一把金钥匙……土地流转将何去何从?文章试通过回顾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随土地制度改革的变迁,得出土地流转是我国土地政策的必然;在土地流转过程中,土地的所有权归集体或国有将会长久不变;同时,为了更好地促进农村经济再一次为我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提供后续动力,土地流转应与农村小城镇建设相结合。     

构建农民与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财产权基础——基于成都市改革经验的理论分析

在现行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下,农民并没有真正意义或物权意义上的土地财产权利。从成都市改革的实践经验来看,在这场改革中,农民个体表达出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权能的完整性及"私有化"的强烈追求,以"还权赋能"为指向的成都市的土地制度改革适应了农民的这一要求。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指导下进行新的实践探索,改革的方向是在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权的制度框架下使物权化的土地产权向农民回归,重新构建农民与农村经济长期发展的财产权基础。     

坚持农地集体所有的思考

本文在系统梳理中国农村改革历程的基础上,指出改革初期,为了满足农民的温饱诉求,党和政府逐渐认同了农民推出的“大包干”做法;温饱问题解决之后,为了满足农民外出从事非农就业的诉求,党和政府赋予农民自主流转其承包土地经营权的权利;现在,为了满足农民享有土地财产权益的诉求,党和政府应赋予农民土地股份的权利,将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按份共有的改革目标落到实处。股权是集体经济的基础。改革初期以含义模糊的承包权替代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是为了达成改革共识;现在以含义清晰的土地股权替代含义模糊的土地承包权,是改革深化和认识与时俱进的结果。     

美国"精明增长"战略对北京郊区新城建设的启示

精明增长战略是针对美国城市郊区化发展后期城市过度蔓延所提出的一种城市发展新概念,旨在在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础上控制城市扩张、保护生态环境、服务于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改革开放以来,北京进入快速城市化时期,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不断向郊区的平面扩张。在北京郊区新城的建设过程中,存在配套服务设施滞后、交通拥堵、土地粗放利用等问题。深刻把握精明增长战略的内涵,吸取美国的经验教训,对北京郊区新城的建设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     

农村改革之土地问题的经济学分析

严格的经济学分析,是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基本前提。目前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农产品市场、农村金融、农村劳动力流动以及农村城镇化建设等领域,市场化建设严重滞后,成为解决我国农村问题的制度性障碍。因此,我国农村改革的方向,应该是继续深化农村要素市场的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应切实转变观念,采取有力措施,进一步明晰土地的产权关系,大力推进农村的市场化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以1988年宪法修正为标志，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经历了从“禁止流转、允许流转到放开流转”和由模糊不清到明确鼓励的过程。农村土地流转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兴起到现今已经发展了近20年，但它的发展始终不顺畅，农地流转十分滞后。流转权利不充分、流转动力不足、流转机制未形成、流转条件受约束是农地流转缓慢的四大瓶颈。为了突破这四大瓶颈，我们必须坚持“所有权不干预流转权”、创造农地流转条件、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允许通过抵押等进行土地流转。     

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实证研究——基于1985年～2003年中国数据

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历来是发展经济学争论的热点,文章基于全国统计数据,通过城市化及其相关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多元回归分析,得出1985年～2003年中国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结合我国具体经济背景对结果进行了分析,发现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我国滞后的土地制度改革和渐近式的户籍制度改革。     

永佃制的起源:演化博弈理论的解释

本文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对永佃制的起源进行研究,探讨现阶段我国衣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研究发现永佃制是从民间习俗逐步演化而来,演化过程是地主和佃户为了响应外部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潜在利润而进行的动态博弈。得到的启示：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路径选择是国家所有,农民永佃。为此应该限制政府权力,提高农民组织能力和可行能力;正确认识永佃制与土地兼并的关系;重视习俗、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