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房价与全要素生产率:“挤出效应”与“筛选效应”

本文主要关注城市房价对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和企业个体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差异性,重点分析城市房价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与"倒逼效应"。利用230个地级市数据和微观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工具变量法分别检验了房价对城市整体以及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性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城市高房价显著抑制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提升,这种抑制效应主要来自房地产投资对实体经济资金的"挤占效应"和"资源错配效应"。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工业企业的"筛选效应",使房价快速增长城市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一般会较高。如果对留存企业的"倒逼效应"难以抵消房价上涨带来的效率损失时,房价快速上涨累积形成的高房价与工业企业生产率之间会存在一种"倒U型"曲线关系。城市房价快速上涨对服务业企业的"锁定效应"与生产率的"侵蚀效应",使房价快速上涨及高房价城市中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较高,但城市整体生产率水平较低。稳健性分析也支持了以上研究结论。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解决生产行为外部性的一种措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指标。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势必对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可以解释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The Impacts of China＇s ODI Reverse Technology Spillover o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企业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可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运用Vat模型,针对我国1987—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7个单位的结论。本文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效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O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研究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加,我国企业能否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获取东道国先进技术,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要素生产率作为一个综合指标,可代表一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水平。本文运用Var模型,针对我国1987-2009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等数据,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每增加1个单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2.07个单位的结论。本文根据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国内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及技术进步效应的政策建议。     

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与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将财政分权、经济增长目标和全要素生产率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分析并检验经济增长目标约束下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财政分权会提高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水平，但由于受到经济增长目标的约束，基础建设投资和房地产投资会抑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财政分权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随着经济增长目标的增大和约束力的增强，抑制作用愈加明显，且这种影响在保增长压力大的地区更显著。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指标来看，财政分权对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均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经济增长目标值约束和硬约束的压力更多地作用在对技术进步的负向影响上。     

物流业集聚、空间外溢效应与工业生产率提升

本文分析了物流业集聚影响工业生产率的空间外溢效应机制,利用中国265个城市2003-2008年的面板数据和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全国、东中西部内部、东中西部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外溢效应及总效应,将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并考察了这三种影响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在全国整体层面,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而通过技术效率路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和总效应。在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外溢效应;在中部地区,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的外溢效应不显著;在东中部地区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负向外溢效应;在东西部地区之间与中西部地区之间,物流业集聚对工业生产率没有显著的外溢效应。     

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区域边界——基于HLM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城市样本数据和多层线性模型,实证检验了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及其区域边界。研究发现,我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显著提高本地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工业的外溢效应存在区域边界,省层面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所辖市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双向直接投资体系建设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效应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伴随绿色发展理念的深入践行，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是否符合绿色发展要求，是否有助于实现经济绿色增长目标值得深入探索。基于2003—2020年我国30个省份（未包括西藏、香港、澳门、台湾地区）面板数据，分别采用容量耦合模型和SBM方向距离函数的GML指数度量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水平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借助计量工具实证检验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调节作用和门槛效应。研究发现：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显著提升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环境规制可以强化这一正向影响。从门槛效应估计结果来看，当整体环境规制标准较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抑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环境规制标准提高到一定水平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将有助于提高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此外，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可以加强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但是不存在门槛效应。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对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关系的影响效应存在双重门槛，但门槛效应呈现出边际递减变化趋势。因此，我国应积极引进外资并扩大对外投资，为内外资企业提...     

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门槛效应、制造业地区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贸易开放的视角

本文采用门槛模型回归方法,利用中国27个省市1985-2007年的地区制造业数据,在贸易开放的视角下对集聚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门槛效应进行了检验,结果发现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促进作用随贸易开放程度的加深逐步增大,存在门槛效应。在开放条件下,集聚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影响,而集聚对技术效率的影响却为负,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中国制造业地区集聚的负外部性以及重复投资等问题。     

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用我国31个省2006-2015年的数据并采用TSLS门限回归的计量方法,对金融集聚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要素的影响进行具体研究。最终发现金融集聚通过正向影响技术进步、负向影响技术效率来改变全要素生产率。当全要素生产率大于阈值时,金融集聚对技术进步产生的正向效应增强,对技术效率产生的负向效应减弱。最后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建议。     

政府效率竞争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07年数据的分析

在分析政府效率竞争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机理基础上,结合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构建评价政府效率的多维度体系,利用数据包络方法量化中国省际政府的政府效率,实证检验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效率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间存在显著的U型关系,即政府效率竞争在初期通过"治理成本效应"抑制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政府效率的改善又会通过"市场配置效应"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进步;政府效率竞争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区别企业所有制属性、技术水平和所在地区后呈现出显著差异性。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政府应继续致力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政府效率,促进国内企业竞争力的提升。     

要素错配是否抑制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学习效应”?——基于中国工业企业的微观证据

先基于本地溢出LS模型,构建企业投资学习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接下来利用2009—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双重差分法实证分析了企业投资学习效应的存在性,最后探讨了要素错配对其学习效应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首先,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存在显著的投资学习效应,而且对外直接投资行为能够强化其学习效应;其次,要素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负向影响,削弱了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学习效应,且随着要素错配程度的加深而愈发显著;最后,相较于内资企业,外资企业的投资学习效应更为突出,且要素错配对外资企业投资学习效应的削弱程度更高。     

使用国际标准能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5年"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CEES)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估计的识别思路,实证分析了使用国际标准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使用国际标准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稳健的因果效应,匹配后的参与者平均处理效应(ATT)基本在13.7%以上。对此,本文建议:政府应加快建立通过国际标准使用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体系;鼓励标准化服务的市场化改革,提高标准化活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度;推动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成为国际标准,扩大我国标准化服务贸易的出口。     

进口与企业技术进步: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

本文利用2000—2006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库的匹配样本,探讨我国企业进口与技术进步的关系。结果显示:进口对企业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种促进作用体现在选择效应和学习效应两个方面,即更高全要素生产率的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进口,剔除加工贸易企业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通过倾向性匹配和平均效应分析,本文发现选择进口的企业相比没有进口的企业,其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并持续提高;出口企业,特别是加工贸易企业通过进口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相比一般贸易企业而言要低,但是依然显著为正;本文结果在不同采样和指标度量模型中均显示稳健。     

农村金融发展对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是技术进步还是技术效率——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估计

通过DEA 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在此基础上通过省级动态面板数据的GMM方法分析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及其构成的影响与区域差异。结果表明: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村金融发展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是农业技术进步效应,而不是农业技术效率效应;农村金融发展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并且东部、中西部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农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效应同样来自农业技术进步效应的驱动。完善中国农村金融体系的落脚点应是促进农村金融区域平衡发展,不断提高其服务农业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文章先利用K-S检验研究中国制造类上市公司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结果与HMY模型的预期一致,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分布显著优于出口企业和仅在国内生产销售的企业。进一步探讨对外直接投资与生产率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不存在显著的自我选择效应,但是,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促进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学习效应。     

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以2014—2018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在构建大数据发展影响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1)大数据发展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提高大数据发展水平有利于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2)内在机理表明,企业创新、要素配置与数据赋能的中介效应显著,大数据发展可以通过促进企业创新、优化资本与劳动要素配置效率,以及数据赋能来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3)异质效应表明,大数据发展对民营企业和小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企业。     

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文章对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研究,对于促进我国大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重要意义。文章运用索洛余值法,通过对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的对比分析,试图找到中国大豆全要素生产率低下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大豆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美国大豆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呈波动状态,中美大豆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巨大,中国必须通过大量的投资才能缩小这个差距。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广东省1985-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并分别以三者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考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技术效应,但这种技术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的,技术效率效应并不显著,技术效率改进的驱动力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国内因素。另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应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效应"和"适应期效应",只有越过技术门槛和适应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才能完全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