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的作用机制分析——基于浙江省衢州市28个村的观察

村规民约作为典型的乡村治理非正式制度发挥着重要的养老福利保障作用。本文通过对浙江省衢州市28个村的考察，根据村规民约与养老福利的联结度和从村规民约到养老福利的可及性，将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的作用机制划分为理想型、松散型、悬浮型、脆弱型等四种类型。理想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村规民约起草修订中的多方参与，村规民约修订中对老年人福利保障的重视，乡贤能人的示范效应，村集体经济优势的发挥；松散型作用机制的主要表现为：养老福利保障推进中对村庄共同体的培育和建设，乡贤能人回村任职对村集体增收致富的带动，村规民约推行中对“量化”奖惩的落实；悬浮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涉及农村养老的奖惩措施执行力不足，“纸面”福利与村庄治理的脱嵌；脆弱型作用机制主要表现为：立约程序形式化引致养老福利内容模板化，村干部治村能力不足限制养老福利供给，村庄自治力量薄弱造成村规民约推行困难。应根据村规民约对农村养老福利作用机制不同类型的特征，通过增强村规民约书面文本与农村养老福利内容的联结度和提升村规民约转化为实际养老福利保障的能力，引导其他类型向理想型作用机制类型转化，实现农村养老福利保障能力的再造。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基于浙江多案例考察的经营村庄路径探讨

"经营村庄"是促进乡村发展、产业兴旺、村民致富的创新实践和有效模式。本文基于浙江省的多案例考察,分析了经营村庄面临的主要挑战,总结了经营村庄的典型实践,提炼了村集体在经营村庄中的重要功能。研究表明,各地可从空间优化、要素激活、产业开发、政策保障等方面形成符合地方实际的经营村庄路径。村集体通过发挥整合功能、协调功能、治理功能保障经营村庄的有效运行。     

富人治村、制度约束与公共物品供给——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例

改革开放后,由乡村企业家担任村干部的富人治村现象出现且普遍化,但对富人治村的效果,研究者各执两端。本文利用2014～2016年27省份756个村庄的治理调查数据,分析了富人治村对以农田水利灌溉为代表的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结果显示,富人治村能够显著提升灌溉设施维护频率,但对整体灌溉状况和集体行动组织影响有限。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制度约束产生的交互作用:作为非正式制度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能影响富人治村的治理绩效,但正式的基层民主制度可以显著提升村庄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在劳动力外流、乡村治理衰败的背景下,兼具经济实力与政治权威的富人村干部逐渐超越传统的宗族网络,成为乡村公共事务中的主导性力量,而基层民主的发展则对富人村干部扩张中的权力构成了约束,激励其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     

乡村典章: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基于浙江省新昌县的调查

乡村典章制度是新时期制度治村尤其是农村财务治理的制度创新。本文分析了浙江省新昌县乡村典章出台的背景和意义,阐述了乡村典章在财务治理中制度创新的基本内容、运行实践和取得的绩效,并总结了几点重要启示:农村建设和农村社会的治理,不仅要重视村庄精英(能人)的作用,更要重视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农村基本制度的创新,特别是农村治理的地方创新,必须重视多元主体的共同作用。     

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和乡村治理绩效提升：作用机制与依存条件——基于4个典型示范社的跨案例分析

中国乡村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面临治理主体缺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缺乏村集体经济支撑等结构性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参与重塑了乡村公共领域的治理结构，有效推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本研究通过建立“动因-行为-绩效”和“主体禀赋-场域支持”两个逻辑分析范式，构建了分析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动态过程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基于4个典型案例解构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揭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升乡村治理绩效的依存条件。研究发现，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的行为机制为：利益互嵌-协同联动机制、矛盾调解-长效稳定机制和民生普惠-扶持保障机制；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行为机制为：资源整合-节本增收机制、村社共建-固基强村机制、“培训+就业”助农机制和认知驱动-文化造血机制。同时，“村‘两委’+合作社”共治模式能更显著地提升乡村治理绩效。为充分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社主体禀赋、村庄场域支持网络两类依存条件的积极作用，一要充分激发农民专业合作社参与乡村治理的潜力与动力；二要健全乡村治理格局中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两委”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三要健全农民专业合作社带头人的选育机...     

论民间组织在村庄治理中的参与及后果——对浙江省先锋村村治过程的初步分析

村治是各权力主体在村庄内部交互作用的过程。自1980年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分化，各种民间组织重新兴起，并在村民自治的背景下成为村治中的重要力量。民间组织对村治的参与，一方面提升着村庄治理的民主化程度，另一方面又可能导致村级组袅权威的衰落，给乡村社会带来不稳定。因此，重建村级组织权威，实现民间组织的制度化参与，对于乡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建材下乡要在充分试点后推广

不少民营企业家兼任村干部，有的地方规定，党员企业家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非党员企业家担任村名誉主任。这些农村能人大多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他们是村干部，要为农民服务；另一方面他们是企业老板，自己的企业要赚钱。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村企统合：经营村庄的新模式——以浙江省湖州市L村为例

探索村庄发展与经营的模式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总结村企合一、有为集体发展模式的基础上,结合浙江省湖州市L村"村+公司+家庭农场"的发展实践进行单案例研究,并提出经营村庄的新模式——"村企统合"。村企统合是统筹规划基础上的统一经营与合作,促成了劳动与资本的联合,其本质是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体现出农民主体性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市场主体地位,表现出弱依附性、弱行政性与强经济性、强社会性。发展新型集体经济,促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村企统合产生的前提,村企统合也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的村庄创新实践。     

资源贫乏型乡村如何实现内生发展——基于西部地区D村的乡建之路

当前中国农村普遍存在资源贫乏困境,严重阻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西部地区D村近三十年的发展历程为我们深入了解资源贫乏型乡村蜕变提供了事实依据,揭示乡村内生发展的实现机制和典型经验。D村摸索期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产业之路探索、萌芽期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合作组织建设、变革期的土地制度改革与村治结构重塑、稳定发展期的治理有效实现与村庄特色建设等四个阶段的依次演进,既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微观缩影,也充分揭示了村庄能人牵头、复合产业建立、政府组织支持和要素变革行动在不同阶段发挥不同作用,为乡村内生发展道路实现提供动力支持,彰显出人才、产业、政府、制度多维要素的驱动效应。     

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及其对村庄治理的影响——基于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的调查

伴随基层民主政治的不断发展,民主选举已成为村民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村庄治理的重要途径。然而,受乡村利益关系及文化因素的影响,不少地方的村庄选举中出现了村干部共谋行为。本文以山东省S村换届选举为例,对村干部选举共谋事件中的宗族关系、权力制衡与乡镇政府行为做了分析。研究发现,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对村庄民主发展和村庄治理产生了不良影响,包括堵塞年轻精英进入村庄治理的渠道,削弱自治组织的治理权威,恶化村庄治理的整体环境。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的产生是传统与现代、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交互作用的结果,其对内表现出高度的复杂性,对外则具有相当的排斥性,虽产生于选举过程,却作用于村庄治理的长期实践,必须加以重视。从根本上说,遏制村干部选举共谋行为需要从内外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增强乡村社会自身的制衡能力,发展壮大村民自组织,以有组织的村民群体牵制少数几个村干部的联合行动;二是要增强外部权威的依法监督和干预,提高违法成本。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乡村全面振兴背景下谁来治村?——基于四川实践的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

“谁来治村”是乡村全面振兴语境下亟需回答的战略命题,事关农村大局稳定和乡村发展后劲。在我国农民工迁移空间格局迅速重构、乡村治理结构交替演进、基层治理目标发生转变的多重因素下,治村主体研究亟需得到补充与更新。本文基于四川省积极培养农民工担任村支部书记的实践,梳理了优秀农民工担任村支书的理论逻辑,并通过数理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发现:(1)新阶段下中西部治村水平须考量“维稳”与“发展”两个维度的综合效用,村支书的务工经历有助于提升村治效果;(2)务工经历分别通过构建价值认同与社会资本积累、特色产业发展维系村庄的公共秩序与村庄发展能力;(3)村民议事会有利于进一步调动农民工村支书的积极性,而宗族网络对乡村稳定与发展两个维度的影响存在反向差异。     

“谋利型纠纷”:后税费时代的村治困境

税费改革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重新调整,农民从义务本位向责任本位转移。一方面,村集体治权和治责大大弱化,村级治理陷入乏力困境。另一方面,农民却越来越强势,部分农民表现出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不择手段,这就是本文所指涉的"谋利型纠纷"。究其原因,这既与后税费时代国家治理的转型有关,又与农村社会自身基础的变迁相关。"谋利型纠纷"的凸显并蔓延映射出村庄治理的失序和困境。因此,加强乡村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和村庄组织能力的建设就成为当务之急。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     

“富人治村”是否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基于CFPS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回顾"富人治村"背景的基础上,从对上争取项目资源、村级财务支出结构和村级财务支出效率三个维度,对"富人治村"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并利用2014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表明,由经商能人为代表的富人担任村干部,能够通过对上争取更多的项目资源,降低村级财务中行政管理支出的比重,扩大公共投资支出以实现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然而,"富人治村"未能有效提高村级财务支出效率,村干部职责履行机制有待进一步加强。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理解"富人治村"存在"有治理主体而无治理行为"的理论论断。     

村庄市场共同体的形成与农村社区治理转型——基于陕西袁家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已成为推进村庄发展与治理转型的重要力量。文章通过对陕西省袁家村的长期跟踪调查,发现乡村旅游业在袁家村迅猛发展,形成了规模宏大且超越村域范围的乡村旅游市场体系,深度改变了村庄的社会经济结构,极大强化了村庄与外界之间的关联。这在一定程度上触及袁家村原本以传统农业为特征的共同体属性,村庄的群体成员结构、社会关系格局、社会交往行为、共享价值认同、利益分配原则等多个维度都出现深刻变化,由此催生了村庄市场共同体。正是村庄共同体属性的变化以及复杂多变的市场运作逻辑引发了治理基础的改变,使袁家村此类社区的治理不得不由侧重"内部社会秩序"转向"社会秩序+市场秩序"内外兼顾的新格局,并不断进行治理创新以应对新的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从而保障袁家村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文章将袁家村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不仅能为旅游型村庄治理提供经验借鉴,还期望为当前乡村社会治理研究贡献一些思考。     

论“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乡村振兴下的村治主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村庄发展是普遍面临的挑战。本文以W市M村的个案调查为例,分析乡村振兴背景下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研究表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面对村庄衰落,村集体需要整合资本、土地等要素资源以促进村庄发展。"有为集体"与"经营村庄"是对村集体角色及其实践机制的概括。村集体通过"筑巢引凤"、进行土地流转、申请项目做基础设施建设、解决村民失地后的退养与劳动权诉求、做好村庄整体规划,"经营村庄"才得以实现。通过村集体的中介机制、利益交换与平衡机制、平等协商机制等三个机制,"经营村庄"最终能够有效运行。在乡村振兴中积极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有为集体"大有可为。     

乡村空间统筹治理的村庄规划关键科学问题研究

研究目的:基于乡村发展的问题诊断,结合村庄规划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中的定位,明晰乡村空间治理对村庄规划的需求,从村域"人—地—产"耦合互动机理、村域土地承载力提升的村庄规划标准、基于分区分类的村域差别化治理等方面,梳理村庄规划编制需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方法:文献梳理法与综合分析法。研究结果:(1)"人—地—产"耦合机理的研究,有助于识别促进村域发展的要素协同的内在机制,能通过村庄规划促进乡村空间重构和土地利用转型;(2)村域承载力通过识别耕地与建设用地承载力的关键限制性因素及其阈值,为村庄规划编制提供科学的规划标准,是村域土地利用规模控制和用地调整的关键依据;(3)不同类型村庄功能定位存在差异,其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各不相同,从村镇体系、村庄定位、人口规划、产业发展、土地利用、居民点布局、公共设施配套、人居环境整治和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探索差异化的村庄治理路径是村庄规划治理的核心。研究结论:村庄规划编制应该立足于村域资源禀赋和发展转型的特征,系统研究乡村发展定位、过程格局、驱动机制、规划标准等,提出符合村域特征的差异化的乡村空间治理模式和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