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教育不平等与收入差距扩大--基于省级混合截面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26个省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研究了教育不平等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发现，城乡间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对收入差距扩大有显著影响，并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教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基于此，有理由认为，教育的不平等是我国当前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通过代际传递对今后的城乡收入差距持续地产生影响。     

地区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演进的比较分析:1978-2007年

由于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尽管始自1978年的改革使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逐渐扩大,但地区间城镇、农村的收入差距仍处于较低水平。然而,恰恰是这种低水平的地区收入差距的背后却伴随着地区间机会不均等的进一步恶化,整个区间收入流动性逐渐下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间农村的两极固化格局已经形成,而城镇也呈现单极固化的趋势,这意味着地区间收入差距将持久存在。而且,地区间收入差距与收入流动性呈现协同变化特征。因此,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关键在于扭转地区间机会不平等局面,增强地区间收入流动性。     

论收入不平等的教育因素

本文主要从教育与我国区域收入差异的相关性以及教育与个人收入差异的相关性研究了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了我国的地区间以及人际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教育支出对地区以及个人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成正比。     

论收入不平等的教育因素

本文主要从教育与我国区域收入差异的相关性以及教育与个人收入差异的相关性研究了政府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从而得出了我国的地区间以及人际间收入不平等程度与教育支出对地区以及个人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成正比。     

中国收入差距不平等状况的泰尔指数分析

以泰尔指数为研究工具,以城乡间、区域间、行业间、所有制间收入差距为研究对象,采用《中国统计年鉴》的权威数据,得出中国目前的收入不平等状况是:收入不平等程度城乡间的要大于区域间的;东部地区的高于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西部的高于中部和东北地区的,中部和东北地区的相差无几;行业内的稍大于行业间的,而行业间的又大于不同登记注册类型间的收入差距;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员工收入的差距不大,私营企业雇主和雇员之间有着巨大的收入差距。     

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兼析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作用

构建包含农村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冲击的城镇要素收入分配理论模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加剧了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城镇化发展则有助于减轻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上述效应由于受到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的调节而具有明显的地区差异,市场化程度和对外开放水平较低地区的城镇劳动需求弹性较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城镇化对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也较大。因此,要降低城镇居民收入不平等,一方面,应努力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加快新型城镇化发展,减轻城镇就业压力;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市场化进程和扩大对外开放,打破要素市场分割,使城镇非农部门的劳动需求更加富有弹性。     

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收入结构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结果,通过收入结构的变化可以清晰地判断收入差距产生的根源。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发现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存在不断扩大的事实。本文利用1983-2008较长时期的数据分析农村居民收入结构的变化,从收入结构视角运用基尼系数分解方法实证分析收入差距产生的原因。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是差异递增的,是目前我国省际间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最重要的原因,而家庭经营性收入则起着差异减低的作用,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较高,但是由于其在总收入中的比例很低,对总的收入不平等影响较小。     

城市居民收入地区差距的变动分析——以辽宁省为例

近几年，收入差距持续扩大问题，成为党和国家以及社会各阶层广泛关注的焦点。收入差距过大突出地体现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和不同群体之间。该论文基于辽宁省地区间收入差距变动进行分析——从地区间来看，不同地区问的居民收入差距最大，因此，受到众多经济学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重点关注。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中国地区经济趋同研究

运用非线性时变因子模型及我国1978-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地区收入趋同和价格趋同。结果表明全国范围内不存在收入趋同和价格趋同,但存在4个收入趋同俱乐部,3个价格趋同俱乐部。此外,本文利用递归分析方法研究了不同的样本结束期对收入、价格趋同方式变化的影响,发现我国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变化经历了由扩大到缩小再到扩大的趋势,而地区间价格趋同在不断加强。     

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与收入差距

在制衡机制缺位的前提下,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扭曲结合恶化了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它是居民收入差距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文章认为,解决政治资源分配不均以及由其导致的经济资源分配不均,即实现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合理结合,时缩小收入差距有积极作用,也是进一步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工资性收入不平等：基于户籍歧视的分析

文章利用2012年中国城镇居民与流动人口收入调查数据,采用不同的工资分解方法,从地区分割、职业分割和收入阶层的角度测算并分析了户籍工资差异及户籍歧视情况。实证结果表明,户籍歧视在不同经济发展区域都存在;户籍歧视的加剧体现在工资歧视和就业歧视两方面;对于极低工资、低工资和较高工资的劳动者而言,户籍歧视带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相当严重。     

城乡教育发展差距与居民收入差距关系研究

以CGSS2006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对我国城乡教育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教育发展差距都十分显著,居民受教育程度与其获得的收入水平之间具有高度的正相关性,此外,"受教育程度"因素已经成为仅次于"有事业心和进取心"因素的影响居民事业成功的第二大关键因素。因此,长期以来我国城乡教育发展上的差距必然是造成我国当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产生和扩大的一个主要原因,要想解决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必须首先解决城乡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问题。     

从人力资本投资看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

本文从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探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通过1990年和2000年的省际截面数据分析,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基础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较高,在城乡之间的普及没有太大的差距,因此不是形成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而高等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在1990年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2000年二者的关系为"U"型关系,即开始阶段规模的扩大会降低城乡收入差距,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不合理和无序扩大,反而会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     

收入再分配效应的测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我国部分省份城镇居民的收入分组数据,初步测算了个人因缴纳所得税和社会保障费而产生的收入再分配效应。测算结果表明,在绝大多数年份和省份,收入再分配效应都是负值,说明各省的收入再分配非但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反而使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在实证研究中,运用混合最小二乘法和面板PCSE方法对全部样本和按收入分组的两个分样本进行的检验表明,在低收入组,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是决定收入再分配水平的主要因素;在高收入组,宏观经济波动、经济体制状况、城市化、人口老龄化、失业率和收入不平等是影响再分配的重要因素。分位数回归显示,在收入再分配程度低的地区,再分配对宏观经济波动、人均收入水平和政府财政收入状况更加敏感;在收入再分配程度高的地区,再分配对分配之前的收入不平等、经济体制状况、城市化水平及人口的年龄结构更加敏感。     

财政投入与义务教育均等化——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比较分析

选取浙江、安徽、贵州三个省份的义务教育资源投入作为样本,分析比较了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的教育不均等状况。结论指出,中西部预算内教育经费所占财政支出比重虽低于东部地区,但教育经费增长率远高于东部地区,教育经费所占比重在逐年提高,缩小了区域间财政投入的差距,体现了教育资源投入均等化的趋势;但生均层面数据显示,中西部与东部地区差距在不断扩大,与义务教育均等化的目标渐行渐远。财力不足与分配结构是中西部义务教育均等化的主要问题。为此,中央政府应改变原有义务教育由地方政府承担的财政分配体制,负担起地方政府部分教育支出,进行适当的财政转移支付,将有助于我国义务教育均等化的早日实现,实现我国教育公平与效率的真正统一。     

城乡分割、收入不平等与金融发展——基于中国1978-2006时间序列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分析金融发展不平衡对收入不平等传导机制,采用Theil指数分解原理将中国1978～2006的总收入差距分解成城乡、城城和村村收入差距以考察我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并在选用金融发展规模、效率、结构3个指标和控制变量的基础上考察了我国金融发展对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表明：（1）金融发展规模和发展效率是城乡收入和城城收入差距的单向Granger原因,而与村村收入差距却互不为Granger原因;     

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与影响因素研究——加入心理因素的城乡比较分析

收入流动将对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要影响,良好的收入流动性结构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优化收入格局。基于2010—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表明,在2010—2012年、2012—2014年和2014—2016年三个时间段,整体样本、农村样本和城市样本家庭收入流动的向上/向下比率均大于1,表明当前中国居民家庭收入流动性结构合理,有利于收入分配格局优化;虽然低收入层级向上流动的几率较大,但高收入层级（尤其是城市地区）固化的现象也较为显著;长期来看,居民受教育水平和幸福感的提高有助于防范家庭收入层级向下流动。因此,应进一步提高教育质量,并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