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数字“一带一路”实现高质量发展

深化数字经济领域合作是“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基于数字“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讨数字“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理论机理。结合数字经济的内涵和特征,文章从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制度环境、数字商业生态三个维度构建评价体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全球各国和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实证检验数字“一带一路”对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沿线国家高质量发展水平；“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促进数字经济发展正向作用于高质量发展；差异化分析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显著存在于高收入组国家,但不存在于低收入组国家；无论对海上还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邻近还是非邻近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都具有显著的高质量发展效应。文章提供了“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的经验证据,对发挥“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和高质量发展协同效应有所启示。     

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出口增长的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EPII-BACI-HS1992微观贸易数据库并运用修正的H-K分解方法,对1995年～2015年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二元边际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考察.结果表明:无论是从“一带一路”地区整体还是分产品、区域、国家来看,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增长均主要依靠集约边际的带动实现.产品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扩展边际绝对水平基本处于高位且增幅非常有限;区域层面,除东南亚地区外,中国与其他子区域的出口扩展边际均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国家层面,中国对“一带一路”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出口二元边际呈不同程度的上升趋势,对半数国家的出口增长仍来自集约边际的带动.经济规模、固定贸易成本、可变贸易成本、多边阻力和生产率等是影响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出口二元边际的重要因素.我国应改变现行高度依赖集约边际带动的贸易发展模式,进一步提升扩展边际在出口增长中的贡献率,推动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出口贸易的持续、健康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研究

采用1999—2014年联合国服务贸易数据库的统计数据,将“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分为7个地区,在测算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1类服务业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基础上,综合评价其国际竞争力及变化趋势,进而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服务贸易潜力,结果表明：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潜力主要在于“旅游业”“建筑业”和“其他商务服务业”,其次是“交通运输业”及“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业”,这些服务业在做大做强的同时,还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竞争性合作和产业内贸易;而中国的“金融服务业”“保险业”“通讯业”“版税和许可证费用”“个人、文化和休闲服务业”和“政府服务及其他服务业”的出口潜力存在不同程度的不足,需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互补性合作和产业间贸易。     

中国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效率测算及贸易潜力拓展研究

文章运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测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贸易潜力，采用贸易非效率模型分析进出口贸易效率的影响因素，并进一步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潜力和贸易效率做分区域讨论，分别从贸易潜力大小、贸易效率高低以及贸易效率变动趋势的视角，对区域差异和重点国家做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潜力拓展、贸易效率提升以及实施差异化推进策略的相关政策建议，以加快新发展格局的构建。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关系研究——基于2001—2013年增加值贸易核算的实证分析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互动日益频繁,贸易关系日益紧密。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划分为东北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和中东欧六个地区,通过增加值贸易核算分析2001—2013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地区的增加值贸易总额增长迅速,发展前景向好;贸易竞争性与互补性存在地区差异,中国与东南亚地区以竞争性贸易为主,与东北亚、西亚、中东欧地区以互补性贸易为主,而与南亚、中亚地区的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均较为明显;整体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出口商品主要是纺织品和服装、电子产品和机械设备等工业制品,而“一带一路”地区对中国的出口结构则差异较大。应根据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地区贸易关系的差异采取针对性措施,在加强货物贸易合作的同时开拓服务贸易合作新领域;要注重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交通通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并通过优惠的贸易制度安排构建互惠互利的多赢贸易关系。     

贸易引力、社会嵌入与文化产品出口——来自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验分析

综合社会嵌入性理论与经典贸易引力模型理论,将贸易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因素作为层一变量,将社会嵌入性理论中的认知、关系、结构、文化和政治嵌入作为层二变量,采用多层统计分析工具,运用2002年～ 2014年中国与2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贸易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文化产品出口的核心因素及作用路径.结果表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核心文化产品出口存在较大差异,且这种差异多由各国的社会嵌入性因素造成;GDP、贸易条件、科技应用水平以及认知、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具有显著的直接影响,文化和结构嵌入对中国文化产品出口还兼具间接影响;文化嵌入会削弱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结构嵌入能增强GDP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削弱科技应用水平对文化贸易的正向影响.因而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增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贸易往来,既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社会嵌入性因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农产品贸易效率研究

利用时变随机前沿引力模型,研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农产品贸易效率及潜力。结果显示,贸易效率整体水平较低但呈现上升趋势,且不同国家和地区间具有显著的不均衡性,贸易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内贸易水平、伙伴国的政治稳定性、中国对伙伴国的直接投资,以及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对贸易效率产生正向影响,而伙伴国的高税收负担降低双方的贸易效率。因此,应提升中国与沿线国家农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制定有针对性的农产品贸易发展政策,发掘贸易潜力,提升贸易效率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研究

降低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是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内容。本文使用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表征增加值出口贸易的环境成本,首先基于Eora 26数据库,测度了2000—2015年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环境成本,然后使用结构分解法和回归分析识别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直接影响因素和内在影响因素。研究显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总体呈下降的趋势,且碳排放强度存在国别差异与行业差异;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碳排放强度的下降主要是由直接碳排放系数的变动引起的;离岸外包程度、国际市场占有率、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投入服务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显著降低中国各行业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值出口的碳排放强度。最后,本文提出推动重点行业的深度减排、推动企业进行离岸外包、推动制造业投入服务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进行价值链升级等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选取2006—2019年“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综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与GML指数模型、Dagum基尼系数、面板Tobit回归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并对不同经济区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时空演变趋势、区域差异根源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沿线17省份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呈现“缓慢增长—间断性降低—快速增长”的发展趋势;旅游业绿色生产率总体区域差异表现出波浪式递减特征,区域间差异是旅游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差异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交通便捷程度、旅游产业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对“一带一路”旅游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作用,科技创新水平尚未发挥出正向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基于“五通”机制的分析

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倡议成为提升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重要推动力。本文基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准自然实验,匹配多个数据库收集了192个国家2009～202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检验“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影响。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提升了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该结果通过了多重稳健性检验。在影响机制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提升效应主要通过政策沟通、资金融通、设施联通和贸易畅通机制促进,且其对总效应贡献率分别达到55.435%、24.793%、8.664%和7.452%,民心相通机制暂未发挥应有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就区域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提升效应更明显地表现为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的国家;就产品而言,相较于资本密集型制造业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提升效果更明显。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中国对海上新丝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来源分析——基于CMS模型的需求效应、结构效应和竞争力效应分解

“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了中国对沿线国家的贸易发展。采用2001—2015年中国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33个国家出口前十类商品的出口数据,运用CMS模型进行分航段（东南亚航段、南亚及波斯湾航段、红海湾及印度洋西岸航段）和分阶段（国际金融危机前后）的出口增长来源分解,分析表明：在出口规模不断扩大过程中,出口结构发生较大变化;产品竞争力效应占主导地位但贡献度出现下降,市场需求效应的促进作用较弱但有增强趋势,而商品结构效应阻碍出口但作用微弱。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进口国需求结构存在供需错位,一定程度抑制了出口增长。应在培育主要出口产品综合竞争优势的同时,积极适应市场需求变化,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并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     

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效率及影响因素

基于1996—2016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随机前沿引力模型实证分析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效率及影响出口贸易的非效率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贸易不断扩大,出口效率得到提升,这主要得益于贸易双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提升和人口规模的增长;此外,针对中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出口潜力,对贸易阻力非效率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并给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比较研究

选取2010—2017年的相关数据,构建适用于综合评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沿线48个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前后各4年的平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显著提高了沿线国家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市场与政府、边境管理以及商业环境3项得分均值高于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金融投资环境略低于总体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而物流与基础设施远低于贸易投资便利化平均水平。因此,应重点从基础设施和金融投资环境等方面提升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的文化产品贸易促进效应

通过匹配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数据库，运用DID模型评估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文化产品贸易的促进效应，并基于“五通”指数进行了机制分析，最后基于不同国家特质与不同文化产品进行了异质性分析。研究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中国文化产品贸易；该效应主要通过“五通”机制中的政策沟通、民心相通、贸易畅通和设施联通发挥中介作用，资金融通的中介机制尚不显著；该效应具有异质性，在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政治稳定安全国家的贸易中更为显著，且相较于创意型文化产品，对劳动密集型文化产品贸易的促进效果更为明显。     

“一带一路”视阈下江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路径探索

“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给江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带来了新的机遇,必将助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当前,江苏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中外合作办学方面存在语言障碍、政策制约、“引进来”“走出去”有待提升等问题,需要通过建立健全法律法规、建立区域联盟、打造区域特色品牌等举措,不断探索江苏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新路径。     

“一带一路”背景下亚欧品牌在华本土化策略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加快了中国与亚欧沿线国家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国家间的贸易合作日益频繁,机遇与挑战也随之而来。亚欧沿线国家品牌在华经营,首先要面对的就是跨国界的文化差异造成了营销困境与障碍。本文阐述了“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亚欧沿线国家外贸现状,探讨了亚欧沿线国家在华经营问题与实施本土化策略动因,最后结合中国的社会文化特点与消费者需求等等因素,对在华经营的亚欧国家品牌提出相应的本土化策略建议。     

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研究北大核心CSSCI

利用修正的F-W模型分析互联网推动出口增长的作用,并运用扩展的引力模型就1999~2014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44个国家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互联网在降低国际贸易固定成本的同时,也会降低贸易的变动成本;互联网发展差距的缩小、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克服贸易基础设施落后、市场间地理距离远等传统对外贸易障碍;互联网发展差距对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出口贸易的发展存在一定制约。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高互联网发展水平,缩小其与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差距,是提高中国与有关伙伴国家贸易投资便利化,推进夯实"一带一路"倡议,扩大互利共赢的重要途径。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投资的就业效应研究

开放条件下,对外投资通过数量效应和结构效应影响母国和东道国的就业,就业“双赢”在理论上是可能的。采用2003—201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能够促进东道国的就业增长,且并没有导致中国国内就业岗位的流失;“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中国投资正向影响中国就业,但作用比较微弱;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就业效应与投资领域、东道国产业结构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等有关;中国中央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投资有助于沿线国家的就业增长。中国应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协作和劳动力市场领域的沟通合作,优化产能合作方式和投资结构,提升就业效应;同时,要增强引资策略与国内产业政策的匹配性,提升FDI的就业促进作用;还应客观评估中国OFDI的经济效应,降低外界对中国资本的偏见。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研究

近年来,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持续增长,然而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经济呈现低迷增长之势,给各国经济稳定性带来了不利影响,使部分国家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增加。基于此,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外债偿还能力与潜在的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两方面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主权债务违约的可能性加以分析,发现沿线部分国家存在社会整体对外举债规模过大、经济对外债依赖程度过高等问题,并提出我国需要构建沿线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评级预警系统,积极利用国际多边金融机构的作用等防范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