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会影响公司的税负吗?北大核心CSSCI

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具有重要影响,但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公司税负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公司整体税负、所得税税负与增值税税负均显著下降。区分所有权性质、公司规模、是否为重污染公司和地区税收征管强度的进一步检验发现,环境规制使得国有公司整体税负的降幅显著低于非国有公司,大规模公司整体税负降幅显著高于小规模公司,重污染行业公司整体税负比非重污染行业公司下降更多,以及税收征管强度高的公司整体税负降幅低于税收征管强度低的公司。环境规制引发的公司整体税负降低显著提升了公司价值。本文丰富了环境规制的经济后果文献,同时拓展了公司税负的影响因素研究。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下中国工业绿色转型问题研究

资源环境约束下,通过环境规制设计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忽视了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差异性,因而难以提出有针对性和差异化的规制政策,进而难以有效促进工业绿色转型。文章在区分不同类型及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基础上,运用动态面板模型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转型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的非线性影响效应并不存在,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增强,可明显提高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及促进工业绿色转型。东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并未对绿色技术创新及工业绿色转型形成有效激励,但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与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的正向促进效应明显。中西部地区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有着负向影响效应,经济激励型环境规制和自愿意识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和工业绿色转型的激励效应不明显。文章对于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衡量有利于未来进一步扩展和细分环境规制的类型,以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的协同效应;研究结论对科学设定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形式以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及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具有启示意义。     

自愿性环境规制与企业污染排放——基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的实证检验

作为一种逐步兴起的新型政策手段,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否更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文章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和政府节能采购企业清单,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节能采购政策实施后,实验组的二氧化硫排放量相对于对照组显著降低,说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这一结论依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政府节能采购政策通过严格约束生产的各个环节,抑制了企业污染排放,具体包括在生产初始阶段改善能源结构、在生产过程中创新生产技术以及在生产终端提高污染处理能力。异质性检验表明,由于打破了原有的政企合谋氛围,政府节能采购政策使国有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此外,这一政策还赋予了企业更多的自主权,使得低污染排放强度企业的污染减排效果更明显。同时,在减少企业污染排放的同时,政府节能采购政策还提高了企业产量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文章研究表明,自愿性环境规制能够较好地平衡环境保护和经济增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制定有效的环境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增值税留抵退税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我国经济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本文以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为切入点,基于2010—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研究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显著存在,该激励效应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得以实现。此外,实施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显著提升了企业社会责任的自愿性披露水平。对处于弱行业竞争环境中的企业而言,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为显著。本文探讨了政策激励下企业实现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机理,为政府制定和完善统筹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绿色低碳发展的财税政策提供了新思路。     

绿色金融政策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吗——来自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证据

借助2017年开始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014—2020年我国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绿色专利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探讨绿色金融试点政策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金融试点政策有利于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对于污染排放强度较高的企业，该政策的绿色创新激励作用更为明显；企业声誉风险和融资便利性是该政策提高企业绿色创新活跃度的两个重要渠道；并且上述结论在非国有企业、外部融资依赖度较高以及环境规制较弱的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论不仅为绿色金融试点政策的实施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对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以及复制和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具有实践意义。     

污染产业转移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双赢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文章从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中国的分省区面板数据进行了经验考察.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水平与污染产业转移呈现"U"形关系,地方政府的末端治理会激励企业提高生产率并增加产出,进而导致污染产业转入;(2)有针对性地加强环境规制,既能促进产业发展,也能有效降低污染排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赢.研究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政策制定者应对企业的治污技术研发等给予税收优惠或补贴;可以酌情实施累进制环境税率,在招商引资时,可以根据转移产业的污染程度做出相机选择;各省可以根据自身状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水平,以期在全国范围内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税收竞争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的实证检验

以中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工业污染数据为样本建立三维时序立体数据表,运用极值熵值法测度中国环境污染排放强度,从税收总量和税收结构双重视角建立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利用差分广义矩估计方法对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的影响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以下结论:①2000—2016年,中国环境污染呈现上升趋势。2003年以前,东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高于中西部地区,此后,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改善明显;2005年以后,中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上升;2012年以前,西部地区污染排放强度呈现交替升降的演变趋势,而近年来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压力超越东部和中部地区。②从税收总量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显著抑制污染排放,是一种"趋优竞争"。③从税收结构来看,增值税竞争加剧污染恶化,企业所得税竞争有效抑制污染排放。④分地区看,东部地区税收竞争程度低,对污染排放影响不显著,而中西部地区税收竞争对污染排放的影响较为显著。⑤从政府环境管制来看,政府间税收竞争与政府环保政策相互影响,显著抑制环境污染。改革官员晋升考核体系、完善税收分权体制和实行差异化税收政策是当务之急。     

减税激励与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表现——基于增值税留抵退税的准自然实验

增值税留抵退税是重构税收中性、推进税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对于提升企业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表现具有重要意义。基于财税[2018] 70号文，利用2011—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增值税留抵退税的企业ESG溢出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试点企业的ESG表现，有利于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机制分析表明：留抵退税政策通过缓解试点企业融资约束和激发企业绿色动能转换，提升了企业ESG表现。这表明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不仅具有减负纾困效应，而且具有推动企业绿色转型发展的溢出效应。异质性分析还发现，增值税留抵退税的绿色激励效应更多地体现在非国有企业和期末留抵税额负担较重的企业中。因此，建议利用多策组合汇聚合力，不断增强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能力；利用多税共治提高政策协同度，充分释放组合式减税降费效力；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提高政策匹配性与适应性。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环境规制增加企业税负了吗

基于2005-2019年中国27个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之间的关系。整体而言,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税负呈负向关系。分行业类型来看,环境规制强度与轻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相关性不显著,与中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U型曲线关系,与重度污染行业的企业税负呈倒U型曲线关系。因此,应因行业而异实行差别化环境规制政策。不同类型的企业可以合理进行税收筹划,在加大污染治理投入的同时,降低企业税负。     

实质性转型还是策略性回应——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绿色并购是促进企业实质性绿色转型还是沦为策略性回应的工具?为了解答这一问题，采用内容分析法手工收集重污染企业2007-2019年的绿色并购数据，运用多时点PSM-DID方法检验绿色并购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绿色并购有效激励了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虽然绿色并购会消耗企业资源，但企业可以通过从内部挤出其它技术创新和从外部享受更多绿色创新补助两种途径为绿色技术创新提供资源支持。此外，绿色并购还具有改善媒体评价、提高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和提振投资者信心等溢出效应。上述证据表明，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并非是单一维度的，而是可以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和绿色印象管理的“双赢”局面。拓展性分析发现，在政府环境规制力度强和媒体监督较为健全的地区，绿色并购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更显著。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绿色并购与绿色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同时，可为碳中和背景下重污染企业如何通过绿色并购实现实质性绿色转型提供决策参考。     

异质性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生态福利绩效——基于中介效应模型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5—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异质性环境规制对中国生态福利绩效的影响，并检验了绿色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水平的提升，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的作用强于资源税收型；从中介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能通过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效应”推动生态福利绩效提升，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的中介效应大于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从间接效应来看，资源税收型环境规制和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均激励了绿色技术创新，但科研补贴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更强。最后，本文从环境规制政策调整、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生态福利绩效提升的建议。     

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梳理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理,以2008—2018年中国工业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工具、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的直接影响与联合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这两类影响的空间异质性。结果显示:(1)直接管制型规制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负相关,经济激励型规制强度、研发补贴强度与绿色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2)从全国层面看,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正向调节效应,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3)对于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研发补贴与经济激励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交互效应不显著;对于中西部非长江中下游地区,直接管制型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较弱,研发补贴对直接管制型规制绿色创新激励效应的正向调节作用较强。     

动态宏观经济视角下的环境规制政策研究

本文通过引入环境质量、污染排放、环境规制政策等因素对经典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进行拓展,构建了一个包含环境因素,并可用于比较不同环境规制政策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此来研究环境税、排污许可证和排放强度三种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和环境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政策对经济活动有抑制作用,在经济波动时能发挥“自动稳定器”作用,其中排放强度政策造成的经济损失最大,环境收益最为明显,排污许可证政策对环境质量提升作用最小,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最小,“自动稳定器”作用也最为显著;同时,企业单位排放强度的降低能有效减少污染排放,提升环境质量和社会福利,而政府环保投入转化率的提高,对环境和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     

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是倒逼企业进行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手段。首先，基于非期望产出SBM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级层面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绿色转型的衡量指标；其次，引入面板回归模型，分析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最后，采用门槛回归模型分别检验不同环境规制强度下，绿色技术创新对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与绿色转型之间存在U型关系，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并且在2012—2020年、东部和中部地区更为突出；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存在差异，侧重末端治理的投资型环境规制具有遵循成本效应，不利于绿色技术创新，而命令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门槛后，能够发挥创新补偿效应，诱发绿色技术创新，推动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可为优化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进而实现经济绿色转型提供经验证据。     

制造业服务化与企业减排

本文通过整合1998—2011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环境统计数据库两大微观数据库，并将其与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得到的制造业服务化数据进行合并，实证研究了制造业服务化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一结果在多方面的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成立。制造业服务化一方面通过优化企业的能源利用结构即降低煤炭能源依赖、提高清洁能源使用，发挥减排效应；另一方面通过显著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提升管理效率，降低污染排放强度。此外，外资企业和高能耗企业更能通过制造业服务化实现减排效果，国内上游服务市场的质量提升和成本下降也会显著降低下游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本文研究对加快我国工业企业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具有积极意义。     

环境规制与劳动需求:双重红利效应存在吗?——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经验证据

学界对于环境规制是否具有污染减排与促进劳动需求的双重红利效应尚存在争议,并较少关注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部门劳动需求的影响。本文基于2001-2013年中国工业行业的动态面板数据样本,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对污染排放与劳动需求水平的"双重"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具有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与促进劳动需求水平提升的双重红利效应,且劳动需求本身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即其变化表现出显著的动态延续性;行业规模扩大同时有利于就业总量与工资水平的提升,但市场竞争强度并未对二者产生积极影响;创新投入和外资投入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就业水平的提升,但却降低了工资水平。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了环境规制对工业污染减排和劳动需求增加均具有积极影响,从而存在明显的双重红利效应,这一结论对于我国环境保护政策的制定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政府在制定环境政策的过程中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通过适度严格的环境治理政策,引导经济发展朝着更加绿色和可持续的方向加速转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及实证研究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大势所趋，环境规制作为实现环境效益的重要手段，其如何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值得探讨。在阐述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机制的基础上，使用2005—2017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基于EBM-GML模型计算得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衡量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进而建立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检验异质性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绿色转型程度整体保持上升趋势，增长速度呈现出明显阶段性特征。环境规制对制造业绿色转型具有非线性影响，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和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超过一定限度后能直接加快制造业绿色转型进程，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环境规制能够通过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间接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产业集聚的影响则不显著；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能够通过间接效应影响制造业绿色转型。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