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离份额法下我国高耗能产业转移的环境效应研究

以高耗能产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偏离份额法分析我国31个省份2006—2015年高耗能产业转移的时空特征,并在Stata 12.0中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对导致不同区域高耗能产业环境污染排放差异的驱动因素进行数据回归,分析高耗能产业转移对环境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高耗能产业呈现出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演变趋势,而污染转移和高耗能产业转移的特征基本一致,逐步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西部地区环境污染排放是我国高耗能产业污染排放的主体;相对净变化量NRC、竞争力转移增量DIF与环境污染排放呈正相关关系,结构转移增量STR与环境污染排放呈负相关关系。除了受产业转移的影响,高耗能产业的环境污染排放还和经济水平、科技水平显著正相关,和环境管制强度显著负相关。     

地方政府税收竞争对环境污染影响的比较研究——基于全国及区域视角

基于2000-2012年我国29个省份的数据,用工业废气排放量代表环境污染程度,实证比较分析了地区税负水平和环境政策两种税收竞争手段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表明:税负降低使东、西部工业废气的排放增加,显著降低环境质量,但全国和中部却表现相反;地方政府执行宽松的环境政策使全国、东部和中部工业废气污染加剧,出现"趋劣竞争"现象;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环境库茨涅茨曲线仅在东部和中部成立;其他控制变量的表现也各有不同。     

绿色税收政策降低了中国的碳排放吗?——基于扩展STIRPAT模型的实证研究

设计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指数,选取2001-2015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的数据,在扩展STIRPAT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GMM方法对绿色税收政策的碳排放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样本期内,中国碳排放量呈现缓慢上升的趋势,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虽然不断下降,但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得到了显著的提升;狭义和广义绿色税收政策都显著抑制了中国的碳排放量,碳排放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效应;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绿色税收政策会抑制区域内的碳排放量,但西部地区的"倒逼减排效应"尚不显著;节能减排政策纳入地方政府考核体系后,狭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得到进一步加强,广义绿色税收政策对碳排放的抑制作用开始显现。因此,可从提高地区绿色税收政策强度、实施地区差异化绿色税收政策、推进节能减排与政绩考核挂钩和完善现行税收体系等方面着手降低中国碳排放量。     

中国地区间税收竞争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吗?——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的实证检验

税收竞争是引起"囚徒困境"还是"抑制利维坦"的效率悖论成为学界争论的焦点。地方政府希望通过税收竞争进行招商引资以刺激本地区经济,提高居民收入水平,这种刺激效应因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呈现非线性关系。本文基于动态门槛面板模型实证检验表明:在经济发展初期,逐底的税收竞争对居民收入水平具有显著刺激作用,这种效应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减弱,甚至在经济发达阶段呈现为抑制效应。根据实证检验的门槛值结合中国各地区经济所处的阶段,中部和西部多数地区间依靠税收竞争显著促进了居民收入增长,但刺激程度正在持续减弱,东部发达地区则基本脱离了这种增长机制。经济欠发达地区依赖逐底的税收竞争刺激居民收入增长不具有可持续性,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寻找新的增长动力。     

基于泰尔系数的中国酒店业的区域差异特征分析

研究中国酒店业的区域差异特征,对于制定中国酒店业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运用泰尔(Theil)系数,对2001-2010年中国酒店业的总体差异、地带内差异及地带间差异的时间动态特征进行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酒店业总体差异、地带内差异和地带间差异均呈现出缩小的趋势.地带内差异是构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因素,且中国酒店业地带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与地带间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东部、中部、西部地区酒店业的地带内差异均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从空间特征来分析,三大地区酒店业的地带内差异呈现出“东部高于西部,西部高于中部”空间格局.从三大地区酒店业的地带内差异的贡献率上来看,东部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西部地区次之,中部地区最小,并且东部和中西部的贡献率差距较大,中部和西部差距较小,东部地区酒店业地带内差异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和中西部地区的贡献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     

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区域差异及其分布演进*#br#

本文构建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评价指标体系，测算2009—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指数，考察其地区差距及分布动态演进趋势。研究发现：（1）各省份的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水平整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东西差距显著。（2）总体地区差距呈现缩小趋势，从地区内差距来看，东部地区内差距最大，中部地区内差距最小；从地区间差距来看，东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中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小；从差距贡献率来看，地区间差距为主要来源，地区内差距和超变密度的贡献率较小。（3）我国整体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地区差距出现波动式下降，三大地区均存在两极或多极化现象，中部地区尤为显著。     

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增长研究

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税收些入与GDP的总量、增量，以及宏观税负与GDP增长率之间虽然总量上的相关性都很强，但是增量相关性却很弱，影响税收收入增量变化的其他因素占比较大的份额。中国东部经济增长率普遍快于中西部地区，但税收收入增长率却正好相反，中西部地区快于东部地区，地区经济增长与税收收入增长之间是非同步的，或者说是逆向变动的。这是由于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不合理，所有制结构调整滞后等原因所造成的。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时空分析

借鉴国外相关差异系数和极化指数等系列数理公式,以地级行政区为基本单元,2000-2010年连续11年为研究时段,定量分析了中国区域经济差异与极化的演变过程和格局.结果表明:近10年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和极化演变趋势基本一致,总体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从演变格局来看,东部地区的经济差异和极化较为显著,西部地区经济差异与极化扩大增强较快,东北地区的经济差异和极化呈现不断下降趋势,而中部地区经济差异和极化较小,却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就省域而言,大部分省域内部差异和极化的变化正向关联.     

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债务与居民消费升级

振兴居民消费,是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点之一.本文利用2003-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在测算我国省级消费升级指数的基础上,实证检验房价上涨、地方政府债务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结果表明:从总效应来看,房价上涨抑制居民消费升级,地方政府债务促进居民消费升级.从中介效应来看,地方政府债务发挥的正向间接效应弱化了房价上涨直接负向效应,表现为遮掩效应.分区域来看,房价上涨抑制东部和中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但促进西部地区居民消费升级.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在东部地区表现为遮掩效应,在西部地区表现为中介效应,在中部地区表现不显著.     

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测度及空间效应研究

本文以中国30个省市区地级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对其2002-2011年间城市化水平进行综合测度,并经验测度其空间效应,得到如下结论:首先,2002-2011年间中国城市化水平总体呈现上升的趋势,但仍低于当前中国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化发展水平;与三大经济板块的发展相类似,出现东部高于中部和中部高于西部的格局,且各板块内部也存在特定的差异.其次,城市化水平的空间溢出效应经历着“M”型发展趋势,各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空间依存度整体呈现下降的状态.最后,从三大区域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东、中部地区呈现上升的趋势,西部地区处于下降的趋势;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区域内部,劳动力、资本及技术水平均对城市化发展的影响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中国式分权、纵向税收竞争与税收增长——基于均衡分析与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基于我国当前情形下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对税收增长的影响模型,并以分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进行动态模型分析,研究了我国纵向税收竞争对税收增长的实际影响。理论研究表明,基于中央地方税收分享比例与地方收入获取行为规范程度两方面的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对税收增长存在影响。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该结论,指出分税制改革后各省份税收分权指标对税收增长的初期影响为正,但正向影响在不断减弱并转变为负向影响。规范性指标从总体来看对税收增长呈现负向影响;分区域来看,中、西部地区规范性指标对税收增长主要呈现负向影响,而东部地区则主要呈现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得出结论认为,我国政府间纵向税收竞争程度变动对税收增长呈现正向影响,即提高纵向税收竞争程度将加速税收增长,降低纵向税收竞争程度将减缓税收增长。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

选取2003-2016年中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和22个东道国面板数据,基于国际R&D溢出模型和包含金融部门的经济增长模型,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与金融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表明:一是中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且与金融发展水平、国内R&D活动和经济开放度对TFP均呈现显著正向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二是中国东部和中部地区存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东部地区溢出效应显著正相关,中部地区显著负相关,而西部地区溢出效应不明显;三是中国东部地区金融发展对TFP呈现显著正相关,而中部和西部地区虽表现出正相关性,但不显著;中国东部沿海地区金融发展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高于中部地区,地方经济增长水平与金融发展并不呈现显著相关性。如何充分利用OFDI与金融发展来有效推动地方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热点问题。     

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

运用2007-2016年中国工业企业省级面板数据建立门槛回归模型,分别以企业规模和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研究环境规制强度、企业规模与环境规制强度交互项对技术创新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以企业规模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企业规模低于门槛值时,东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能够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中西部地区促进效果并不显著;当跨越门槛值后,均可有效促进技术创新质量提升,并且东部地区促进效果增强;以环境规制强度为门槛变量时,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质量间存在单门槛效应;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相应门槛值时,东部地区促进效果显著,而中西部效果不显著;达到门槛值后,促进效果均显著,但东部地区促进程度稍有减弱;企业规模会间接影响环境规制强度对技术创新质量的促进作用。     

2011/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从地区比较看,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连续第5年超过东部,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继续超过各省区平均水平,东西部差距继续向趋缓方向发展。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三大区域格局看,区域增长速度再次变为"远西部、大中部、新东部"排序格局,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逆向扩大;区域经济总量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格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继续呈"新东部和远西部高、大中部低"格局。2012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演变的情况下,我国区域经济可能继续趋缓,各地区增长速度大体在15.0%—7.5%之间;区域差距将继续保持"相对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差距扩速放缓"态势;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将呈现各地区经济增速继续有所放缓、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使区域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和城镇化重点地区将呈现新变化等基本趋势,为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势头,提出进一步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出台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利用结构性减税的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建立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等若干条对策建议。     

“十二五”初期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分析

2011年我国区域经济增长速度普遍放缓。从地区比较看,我国中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连续第5年超过东部,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继续超过各省区平均水平,东西部差距继续向趋缓方向发展。从增长、总量和发展水平三大区域格局看,区域增长速度格局再次变为"远西部、大中部、新东部"的排序,东西部增长速度差继续逆向扩大;区域经济总量格局继续呈"东部大、中西部小"态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格局继续呈"新东部和远西部高、大中部低"态势。2012年在世界金融危机继续深化,特别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继续发酵演变的情况下,我国区域经济可能继续趋缓,各地区增长速度大体在15.0%～7.5%之间;区域差距将继续保持"相对差距略有缩小、绝对差扩速放缓"态势;2012年我国区域经济将呈现各地区经济增速继续有所放缓、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建成使区域投资环境得到改善、经济和城镇化重点地区将呈现新变化等基本趋势,为保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良好势头提出进一步制定和出台一些急需的空间规划、出台有利于中小城镇发展的经济社会政策、利用结构性减税的机会建立我国地区差异化税收体制、建立全国性生态补偿机制等若干条对策建议。     

中国前500强企业的地区分布特点

一、东部地区保持明显优势,中西部地区所占比重有所下降,东北地区所占比重略有上升2009年,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拥有中国前500强企业的数量分别为354家、60家、57家和29家。与2008年相比,东部地区和东北     

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政府债务使用效率的非线性关系——来自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将三阶段DEA模型与Bootstrap方法相结合,选取地方债务投入和产出指标,构建了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测评模型。以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作为研究样本,检验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测评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在此基础上,引入税收与引资竞争反映地方政府竞争强度,构建面板门限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使用效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挖掘最优地方政府竞争程度与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竞争与地方债务使用效率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当地方政府竞争强度低于门限值时,地方政府竞争会提高债务使用效率;竞争高于门限值会造成地方债务使用效率损失;不同区域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优强度各不相同,其中东部地区最低,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最优强度相对更高;近年来地方债务使用效率呈逐步增长趋势,但是目前整体仍相对偏低,有较大的提高空间。     

中国省级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1998-2006年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利用1998-2006年面板数据分析了中国省级税收竞争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1)地方政府在税收竞争中对污染治理采取了骑跷跷板策略,并存在趋劣竞争现象;(2)增加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有利于外部性不大的污染物的治理;(3)排污费制度对工业固体废弃物和工业废水的排放强度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对工业二氧化硫排放强度并未起到应有的缩减功能;(4)中央政府颁布的环境标准对促进地方环境质量改善效果甚微。     

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逆转拐点的空间效应*——基于省际工业面板数据的验证

工业是污染排放和能源消耗的主体,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受环境规制影响,进而对工业的可持续增长有一定制约。本文采用2001-2012年中国各省份（西藏除外）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基于Malmquist 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在考虑环境污染的情况下测算了我国各地区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避免了全要素生产率高估的问题;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虑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的影响,在控制了资本劳动投入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外资结构等变量因素影响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环境规制的强度和工业行业的环境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关系。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增强,全要素生产率先降后升,而且东部地区要早于中部、西部地区达到拐点。在达到拐点以后,东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变动的反应要强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边际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中国的环境效率与环境管制——基于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估算

环境效率是生产过程中潜在可实现的最少污染排放量与实际污染排放量之比,企业能否提高环境效率取决于环保投入的产出水平。文章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基础上估算了中国1986-2007年省级水平的环境效率,结果显示:中国的环境效率较低且增长缓慢,其中中部地区环境效率最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最高。目前的环境管制方式在东部较为有效,对中西部的影响则不显著。因此环境管制不但要针对污染物当量,还要综合考虑企业的成本、利润水平等因素,才能更好治理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