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劳动力流动对脱贫的影响文献综述

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与贫困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本研究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针对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减贫效应，从贫困缓解论、贫困加剧论以及不确定论三方面进行概述，重点分析劳动力流动对我国农村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结果表明，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通过提高农户非农收入和改善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效率在收入维度上对农村贫困具有一定减缓作用，但同时，受农村劳动力过量流失的影响，外出务工在农户生活照料及社会保障等多维贫困上并未表现出显著作用，甚至存在一定负面影响。因此，应把握好劳动力外出之度，促进劳动力就近就业，同时加强对农村留守人员的社会保障，以实现多维脱贫、乡村繁荣。     

社会资本异质性与农村减贫成效差异——基于收入增长和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分析

中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关系社会”,社会资本对于信息分享和资源配置具有较强的干预。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6年的农村样本数据,采用分位数回归方法,从收入增长与收入差距缩小的双重视角考察社会资本对中国农村贫困户减贫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2010-2016年间,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呈逐年下降趋势,这一趋势主要源于收入增长,而不是收入差距缩小。社会网络、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所体现的社会资本可以显著提高农户的收入水平,有效发挥减贫作用。就缩小收入差距的视角看,社会网络对农村的减贫作用比社会参与和社会信任更为显著。注重农村贫困人口社会资本的构建,尤其是提高贫困农户的社会网络质量,对于农村减贫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辽宁省收入差距与贫困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辽宁省经济发展迅速,但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的幅度要远大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城镇和农村的恩格尔系数都不断下降,农村的恩格尔系数始终高于城镇的恩格尔系数。辽宁省城镇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面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收入差异加剧了相对贫困的发生,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不足、财富过于集中,已经成为辽宁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阻碍。辽宁省应通过完善户籍和社会保障制度、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等方面加大工作力度,适度缩小辽宁省收入分配差距,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缓解贫困。     

山东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运用动态经济计量分析方法,对山东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两者变动具有同向性;在短期内,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会扩大农村劳动力规模;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是促成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格兰杰原因,但反之却不成立。     

农村减贫的金融支撑：传统普惠金融还是数字普惠金融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点将从消除绝对贫困向缓解相对贫困转变。本文在概念辨析基础上，阐述了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减缓农村相对贫困的作用机理及异质性，并采用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检验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两种普惠金融形态对农村相对贫困减缓的具体影响。研究发现，传统普惠金融与数字普惠金融均有助于减缓农村相对贫困，但传统普惠金融在农村减贫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用户认知能力及个人终端要求是限制数字普惠金融有效发挥减贫作用的重要因素。     

技术创新、市场分割与收入不平等——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基于1998—2017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分析了省级层面收入不平等程度及其影响因素，重点研究了技术创新和市场分割对收入不平等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样本期内基尼系数总体水平较高，呈现出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走势。地区收入差距与技术创新之间存在U型关系，当前“知识溢出”效应超过了“技能溢价”效应，创新水平的提高将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市场分割不仅会加剧地区收入不平等，还会通过阻碍技术创新间接弱化创新对收入差距的缓解作用。地区收入不平等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贸易依存度、人均受教育年限和人均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地区收入差距，工业化率的提高则会加剧地区收入差距，财政支出对地区收入差距的作用不明显；动态面板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地区收入差距具有惯性特征。最后，基于研究结论，给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动态研究

本文从收入流动性视角分析了贫困地区农户的贫困动态变化。结果表明：在不同收入组之间，最贫困家庭和最富裕家庭的稳定性更强；贫困农户的流动性则较低，前两个等级的贫困农户均有约一半保持了贫困状态；在流动的质量方面，较贫困家庭更多地向上流动，而边缘家庭和准富裕家庭更多地向下流动，农户整体向下流动的比率高于向上流动的比率。     

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成因探讨

在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的成因很多，主要是由于城市地区的收入高于农村地区，这种人口流动直到城市地区与农村地区的收入差距减少到大致相等才会停止。     

长期减贫的未雨绸缪——来自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证据

巩固脱贫成果和解决相对贫困是2020年后中国长期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为此东部地区率先进行了实践创新。本文以2003—2016年中国东部80个地级市的数据为样本,利用扶贫改革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合成控制法识别了试验区政策的减贫效应、影响机制及作用渠道。结果显示:政策的实施显著实现了收入减贫与多维减贫,即农户收入得到提高和跌入多维贫困概率降低;丽水试验区的减贫效果最明显,阜新和清远的减贫效果一般;试验区内家庭的各类收入增加,贫困脆弱性和慢性贫困降低。进一步分析表明,减贫效果差异的宏观影响机制是包容性增长,政策主要通过保险覆盖、金融参与和社会网络等渠道对家户增收和减贫产生间接影响。本文的结论对于制定差别化扶贫政策、创新贫困监测机制、构建多元协同扶贫机制以及建立城乡统筹反贫困体系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睢宁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实施调查

目前我国大部分人口还居住在农村,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动到城镇,使得农村老龄化比城镇更为严重,导致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留守老年人对农村养老保险的现实需求显著增长,使得农村面临的养老压力进一步加大。本文从劳动力转移行为的视角研究其对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影响,分析农村基本养老保险的保障效果。有利于农村养老保险及时完善制度,更好的缓解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缩小城乡居民养老保障的差距,促进整体社会公平。     

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相对贫困的缓解效应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探索相对贫困治理有效路径，对构建相对贫困长效治理机制具有重要意义。数字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动能，可为长效脱贫注入强大动力。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测度省级层面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结合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家庭相对贫困的影响和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能有效缓解家庭相对贫困，降低家庭因遭受相对剥夺而陷入贫困状态的可能性，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工具变量法、滞后变量法缓解潜在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在农村家庭、中西部地区家庭、户主年龄未超过60岁和受教育年限较长家庭中对相对贫困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就业创造效应、金融赋能效应、人力资本赋能效应缓解家庭相对贫困。为进一步增强数字经济的减贫效应，未来要持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强化数字经济在促进就业增收方面的作用；灵活运用数字经济就业创造机制，大力拓展就业渠道，因势利导做好稳就业工作；注重提升居民人力资本水平，使人民群众能公平享有数字红利；提高数字技术向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渗透的广...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1978—2008年数据,运用协整方程及格兰杰因果检验,对我国农村地区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及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农村金融外流是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结果,同时也是城乡金融规模差异扩大的原因,而且与农民收入正相关,与前人观点存在差异。本文认为这是由于劳动力城乡流动的存在,城乡收入差距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外流,从而带动了农村金融资源外流,农村金融外流本身并不必然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而农村金融利用效率低下引起的农村金融资源过度外流才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结构与居民消费需求关系实证研究

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导致国内需求不足,是影响中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大经济问题。通过对中国农村、城镇居民1978年-2007年有关数据的计量分析表明,因变量居民消费率与解释变量农村基尼系数、城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的回归方程存在结构变化。1978年-1998年,城镇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分配差距相对指数对居民消费率是负向影响。1999年-2007年,仅城镇基尼系数对居民消费率是负向影响,且负向影响的程度比1978年-1998年更大。上述结论的政策含义是明显的,当前要扩大内需,缩小城镇内部收入分配差距是最为重要的,缩小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十分重要。     

开放经济条件下中国收入分配状况分析——对中国入世1O周年的总结与反思

本文研究了改革开放30年尤其是入世10年来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及其对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结果发现,贸易全球化短期内会加剧中国的收入差距,我们将其原因归结为“人口红利陷阱”,但在长期内贸易参与贸易全球化将有助于缩小中国的收入差距;生产与投资的全球化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而金融发展与深化对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最大;技术进步、受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劳动力由低阶部门向高阶部门的转移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收入差距过大。虽然文章发现中国参与全球化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但同时认为本质是由于中国开放程度依然不高、市场化程度依然较低导致,建议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加快融入全球化的步伐,同时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加大科研投入力度、提高高等教育普及程度,从而缩小收入差距。     

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现状和城乡收入差距现状进行了描述,然后运用协整检验分析了陕西省农村劳动力流动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两者变动具有同向性。     

浙江省农民收入增长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CHFS调查数据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并研究其影响因素,是实现乡村振新战略的必然要求。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中心数据,对农户收入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耕地市值、劳动力数量、受教育水平、金融素养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较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农村家庭持有金融资产以及年龄对其总体收入增长起到负面影响,其负作用一定程度上来源于农户金融素养匮乏所导致的家庭资产结构配置不合理。应该持续推进农村居民素质教育工作,促进家庭资产的合理配置,应对快速发展的复杂金融市场所带来的金融风险,进一步有效促进农民合理增收,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等问题。     

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应研究——基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考察

基于对财政支农投入与农村贫困减少之间关系的考察,理论推导发现:在特定的经济环境和技术水平约束下,财政支农投入增长的农村减贫效应呈现边际递减规律。利用误差修正模型(ECM)的实证研究表明:改革开放30年间,总体上,财政支农投入对农村贫困缓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短期内,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对农村减贫效果较为明显;而长期内,财政支农投入的农村减贫效果趋于平稳。短期有效长期平稳的减贫效果,要求政府的财政支农投入增长具有持续性。     

关于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改革的考察报告——基于武汉市江夏区实地调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农村居民的老龄化程度一直高于城镇.“未富先老”的情况在农村更甚,这使得农村居民养老面临巨大难题.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对缓解农村的老龄化压力,改善农民的心理预期,提高农村地区居民的消费水平,推动农村减贫和缩小城乡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新型城镇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研究农户创业与农村贫困减缓的关系,通过实证检验农户创业减贫效应的短期和长期表现,识别不同行为主体创业行为的减贫效果差异,并给出了农户创业实现贫困减缓的前置条件。研究表明:农户创业与贫困减缓的关系存在时间不一致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集中于短期,但由于贫困主体禀赋难以与创业的要素和技能需求形成有效匹配,由之带来的贫困农户创业风险增强了贫困脆弱性;农户创业的减贫效应存在显著的组间异质性,非贫困户创业行为创业绩效更好,减贫溢出效应显著,该结论解释了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无差别授信信贷政策的户贷企用和套利现象,鼓励创业扶贫的政策措施应思考扶持谁创业更有助于长期减贫的问题。此外,受教育程度、信贷支持和家庭结构是实现创业减贫的重要前置条件。     

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与粮食生产

由收入差距引起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和非农业转移在一定程度上对粮食生产产生负面影响.根据1990-2010年间省级面板数据估计结果,以2004年为分界点,2004年之前的收入差距对粮食增长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和粮食安全状况将全国各省分为四类区域,欠发达地区粮食增产与地区经济差距的关系最明显.应重视缩小区域差距,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投资,在当地创造就业机会,吸引农村劳动力回流,以促进当地农业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