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的结构和“成本病”的克服——Baumol模型的扩展和实证

文章从生产过程是否可标准化的角度出发,将服务业划分为可标准化服务业和不可标准化服务业两类。根据两类服务业的异质性,文章对Baumol(1967)模型进行了扩展,将服务业的结构问题引入模型,分析了可标准化服务业、不可标准化服务业和工业三者之间的结构对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文章还采用1978-2010年中国服务业分行业数据对扩展后的模型进行了实证。结果表明,不可标准化服务业符合Baumol模型的假设,其过度增长会导致"成本病";可标准化服务业不符合Baumol模型的假设,其增长会保证整体经济生产率的可持续增长。因此,服务业规划应重视服务业结构及其异质性对整体经济的影响。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经济增长贡献率测度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研究日益深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除了对国内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对其它行业提供知识密集性的服务产品诱导其它行业的生产,从而间接拉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试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测度研究。     

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经济增K贡献率测度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研究日益深入.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除了对国内经济增长有直接的拉动作用外,还可以通过对其它行业提供知识密集性的服务产品诱导其它行业的生产,从而间接拉动国民经济的整体增长.试对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经济增长贡献率进行测度研究.     

中国各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指数的测度及其排序

本文从经济增长质量分析框架出发,通过构建内涵6个维度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QEGI)对2010年中国各省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进行测度和排序。对中国各省区经济增长数量(GDP)和经济增长质量(QEGI)排名对比情况可以看出,各地区增长数量与质量不一致现象十分明显,并将参与对比的30个省区分为五种类型:经济增长质量良好的四大直辖市、经济规模较大且增长质量相对较好的发达省区、增长质与量一致度较高的省区、增长质量与数量背离较大的省区、经济数量及质量排名都相对落后的欠发达省区,为未来各地区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时序变化与地区差异分析

经济增长质量状态的量化是经济增长质量问题由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的基础。本文从具有明确外延的经济增长质量的内涵出发构建出由28个基础指标构成的测度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数,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CA)确定各指标的权重,通过均值化方法对各指标数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以基础指标的协方差矩阵作为输入,来避免使用标准化方法和相关系数矩阵所造成的对不同指标相对离散程度的低估或夸大。对中国及各地区1978—2007年经济增长质量的测度结果表明,经济转型30年以来我国总体层面和区域层面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都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增长质量水平却存在很大差异。     

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基于中美两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选取1978—2013年中国的年度数据、1960—2015年美国的年度数据,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中美两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制造业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关系进行模拟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效应比中国要强,且作用时间更快;中国的经济增长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短期效应强于美国,且减弱速度更为缓慢;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是影响其自身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新型城镇化质量测度、仿真与提升

在城镇化人口比率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城镇化质量的测度和提升成为必须面对的问题。通过经济绩效、社会发展、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空间集约、城乡统筹指标七个方面构建区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纵向测度表明:中国从2004年到2012年城镇化总体质量呈现稳步上升态势。其中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社会发展、经济绩效,起伏较小及环比增速比较慢;而生态环境、人民生活与空间集约则起伏较大及环比增速较快。利用改进的BP神经网络对中国城镇化质量进行训练与仿真,表明效果良好,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提升中国新型城镇化质量需要统筹改善城镇化专项指标、稳步提升城镇化总体质量。     

中国服务业发展悖论——基于“两波”发展模式的研究

本文借鉴最新文献对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测度方法,用中国1952—2010年的地区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比重变化的长期规律和阶段性特征进行了测度,结果认为:宏观国家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的变化确实有悖于世界经济整体服务化的趋势;但在地区层面上,我国服务业比重与人均GDP的关系基本符合"服务业比重随经济发展不断上升"的普遍规律,所谓经济服务化的"中国悖论"在地区层面上并不存在;对服务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发现,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以传统服务业为主的第一波发展阶段,只有少数地区进入了以现代服务业发展为主导的第二波。文章最后对我国服务业发展规律的成因进行了一般分析和实证检验。     

现代服务业的产业关联效应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衡量区域经济现代化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甘肃省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对优化甘肃省产业结构和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发挥重要作用。文章基于1978—2013年甘肃省现代服务业发展的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测度了甘肃省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产业结构优化关联度。主要结论如下:第一,现代服务业发展与三次产业关系密切;第二,现代服务业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第三,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甘肃省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撑。     

中国绿色增长评价——基于粗糙集、突变级数模型和Topsis法的集成

从社会经济、资源利用、生态承载和生活福祉四个维度构建了绿色增长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粗糙集约简方法萃取出19个能够表征绿色增长的关键指标,并借助突变级数模型与Topsis相集成的方法,对2002—2015年国家整体层面的中国绿色增长水平进行了测度,探析了各评价维度以及国家整体绿色增长水平的变动态势和增长空间。最后,针对中国绿色增长水平的提升提出对策建议。     

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历来被经济增长理论和实证分析所忽视。本文通过扩展传统的增长核算理论,将自然资源作为一种投入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中,并利用中国1978—2009年数据对自然资源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现阶段自然资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每年拉动1.1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     

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效应研究

将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作用划分为集聚效应和与其他产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利用中国252个城市2005-2012年的面板数据,重点探索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产业协同集聚对经济增长和工业利润率提高的作用。结果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明显,对于经济增长有正向促进作用;但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在现阶段经济增长的作用未能显现。针对提升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服务业的协同集聚效应,提出推进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镇化、服务业滞后如何限制了结构转变

为什么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消费率始终处于低位?研究发现,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滞后制约了消费需求的扩张,农业转移人口的半市民化抑制了消费需求;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利于劳动报酬提升,进而导致消费不足.本文利用1978-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表明,城镇化、服务业发展推动了消费需求扩张.因此,本文认为应继续深化改革,逐步消除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和生产型服务业的进入壁垒,为我国经济结构转变创造有利条件.     

中国服务业分行业生产率变迁及异质性考察

本文采用全国两次经济普查后的修订数据,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0—2010年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纯技术效率与规模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中国服务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TFP均处于上升通道,在上世纪90年代,服务业TFP增长的主导因素是技术效率改进,进入21世纪后,则主要是技术进步提高,且技术效率改进已开始由以纯技术效率为主转向以规模效率为主,但服务业发展的粗放型特征仍然明显。同时,中国服务业TFP增长表现出了较大的行业异质性;与工业(制造业)行业对比,服务业TFP增长是滞后的。2010年与1991年相比,TFP及技术效率增长的行业间异质程度有所下降,而技术进步却有进一步拉大的迹象。可能的内在机制是现代信息技术对不同服务业企业资源配置的异质影响,以及中国服务业体制改革的渐进式道路。     

产业结构变迁、要素重置与中国经济增长

笔者应用偏离-份额法(SSA)将要素重置效率从生产率中分解出来,实证研究了1978年～2008年中国产业结构变迁过程中要素重置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此基础上,利用分行业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分别对1990年～2008年中国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内部结构变迁的要素配置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变迁带来的要素重置效应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时间的变动呈现出三阶段的变化趋势;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变迁过程中,轻工业和服务业增长的要素重置效应更为明显.     

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行业、地区与城市规模异质性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分析框架,利用2003-2012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模式选择的经济增长效应。结果显示,中国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与经济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模式选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受到行业结构、地区差异和城市规模的约束：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中小城市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可以促进经济增长,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更适合选择多样化集聚模式。生产性服务业的多样化集聚模式在全国层面和区域层面（东部、中部、西部）都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而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也能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得益于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提升市场潜力和人力资本不仅对本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对周边地区经济增长也存在明显的促进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生产性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区际差异分析

利用2004—2010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生产性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运用Cobb-Douglas生产函数,使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测度了2004—2010年我国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增长率,并进行了区域间的比较分析。结果表明:我国服务业的TFP增长相对于制造业滞后,而生产性服务业的TFP却增长迅速,且东部地区的增速快于中、西部地区。最后指出:Baumol的服务业"成本病"理论仅适用于服务业整体,并不适用于具有中间投入作用的生产性服务业。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测度与治理

本文在探讨中国经济高质量转型的现实与理论逻辑基础上,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分析影响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因素,并由此形成测度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的多指标综合评价体系,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讨论由定性分析向定量研究拓展进行了初步的探索。通过选取各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基础经济指标,本文测度了1993—2018年中国经济发展质量状况并分阶段对经济发展质量变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993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质量总体处于逐步提升状态,但各阶段的提升速度存在明显差异,中国经济增速变化与经济发展质量变迁并不具有趋同性。在经济增长处于中高速阶段的2013—2018年,经济发展质量提升最为快速。从各方面指标贡献看,经济效率与稳定性及经济成果分配指标的贡献率随阶段变化波动较大;人力资本及其分布的贡献率,呈倒U型曲线特征;而自然资源与环境贡献率,则呈U型曲线特征;社会相关指标对经济发展质量提升贡献量2013—2018年较前几个阶段有所增大。本研究具有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中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稳步推进,但潜在的挑战依然较多,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付出努力;二是要加快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转型,提升人力资本,促进知识阶层崛起,形成有利于广义人力资本形成的消费与创新效率补偿的良性互动。     

资源错配的行业根源及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基于涵括全部行业的中国经济行业生产率数据库,Jorgenson增长核算模型被运用于测算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增长率,资本和劳动投入的重新配置效应被纳入核算框架以考察其对TFP的影响.随后,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被分解为要素投入增长率与服务价格两项以探索其行业来源及其成因.测度结果显示,1978-2018年,中国TFP年均增长率为0.90％,其中0.32％来自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的净效应,后者贡献了 36％的中国TFP增长率.将资本和劳动重新配置效应分解至行业层面,结果显示,中国资本市场存在错配现象主要是因为大量资本流入回报率较低的服务业部门,劳动配置效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劳动从回报率较低的农业部门流入回报率较高的工业和服务业部门.     

热点关注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亮点在于协调发展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1月13日表示,中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两年稳定在8%以上,但2004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亮点不在于速度,而在于协调发展。他说,2004年中国经济力求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着力提高经济质量,防止经济的大起大落。政府投资的数量将有所减少,投向要发生改变,将注重解决"三农"问题,完善农村医疗体系,提升公共产品,而民间投资将有较大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