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省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协调度研究

［目的］旨在研究青海省城市化过程中,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关系。［方法］采用Logistic模型预测了青海省城镇化水平; 运用系统相对状态发展模型对城镇建设用地增量变化率与城市化速率进行耦合分析,分析重点区域及典型城镇其城镇发展与差别化土地政策的协调度。［结果］（1）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发展最好,城镇化水平最高; （2）青海省东部地区和柴达木盆地地区的差别化土地政策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但东西部城市化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需尽快完善未利用地开发激励机制,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别化的土地管理政策,引导土地资源合理利用。［结论］差别化土地政策是城镇协调发展的关键,青海省应在分析政策原因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土地政策。     

基于PCA STIRPAT模型的绿洲区耕地变化社会经济驱动力研究*——以酒泉市为例

［目的］耕地是极其稀缺的自然资源之一,绿洲耕地资源是绿洲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耕地资源对绿洲区社会经济生态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以绿洲区典型城市酒泉市1997—2016年的耕地面积有关数据为基础,剖析影响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方法］主成分分析法和STIRPAT模型。［结果］（1）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整体呈波动式减少趋势; （2）由主成分分析表明,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与城镇化水平（城镇化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公路里程、社会消费品总额、地区生产总值等）、农业产值（粮食作物总产量）存在较大相关性; （3）STIRPAT模型分析结果表明, 1997—2016年酒泉市耕地面积变化的主要驱动力是城镇化率、人均GDP及公路里程; 随着城市化率的不断提高,对酒泉市耕地面积的增加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绿洲农业粗放式发展方式的广泛应用,人均GDP的增长是以牺牲更多宝贵的土地资源为代价的,导致绿洲农业面积的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公路里程与耕地面积呈负相关。随着公路里程的增加,耕地面积减少,符合预期。［结论］研究认为可通过提高城镇化率、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转变绿洲区农业发展方式、增加技术投入等方面遏制绿洲区耕地面积进一步减少。     

基于土地资源限制性等级的重庆市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评价

［目的］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重庆市正面临着城市建设空间已趋饱和,建设成本不断加大等问题,研究的焦点集中于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评价,为合理使用建设用地提供依据。［方法］评价第一步是对土地资源承载力的限制等级进行划分,在此基础上选取坡度、地质灾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人均用地面积、人均GDP、交通便捷性和距建成区距离等指标对建设用地开发适宜性进行评价。［结果］（1）重庆市受耕地保护限制的区县9个,主要分布于渝西地区; 受生态保护、坡度限制的区县14个,主要分布于渝东北和渝东南; 受耕地保护、坡度限制的区县4个; 受耕地保护、生态保护限制的区县2个,分别为长寿区和江津区。（2）限制性等级划分结果为6个区县限制性等级为弱, 5个为较弱, 9个为中等, 7个为较强, 9个为强。（3）重庆市适宜建设区面积有限,仅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3495%,主要分布于主城区和渝西、渝东北地区; 较不适宜建设区和不适宜建设区所占比例较高,多数受地形坡度、地质灾害、农业用地及生态限制。［结论］重庆市土地资源限制性主导因素有耕地保护限制、坡度限制和生态保护限制,适宜建设的区域主要分布于主城区和渝西片区,渝东北大部分地区和渝东南适宜建设的区域较少且分布零星。     

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及关系

［目的］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演变特征,在此基础上探索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关系。［方法］基于数据可获取性及科学性等原则,选取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标,利用熵权TOPSIS法测算2007—2016年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指数,并利用GIS软件制作空间分布图,引入空间计量模型分析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空间关系。［结果］（1）在时间特征方面,重庆市新型城镇化及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均呈现平稳提高趋势; 在空间特征方面,重庆市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空间变化显著。（2）新型城镇化与土地集约利用的时空变化规律较为相似,新型城镇化对土地集约利用确实存在促进作用。［结论］在重庆市土地资源需求急剧增长的前提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以改善土地低效利用,制定切合实际的土地利用规划、优化产业布局、促进城镇合理建设,侧向推动土地集约利用。     

基于城镇地籍数据三维建模的城镇低效用地调查研究

［目的］文章以江西省某县中心城区为例，利用城镇地籍数据构建一种快速调查低效用地的方法，为实现城镇用地粗放低效利用向精明高效利用转变。［方法］首先根据建筑物三维属性开展城镇三维建模； 然后结合GIS三维可视化、空间分析等方法识别低效用地； 最后采用单因子评价法进行低效用地类型判定。［结果］（1）Ⅰ类低效用地的分布与城镇建设程度有关，主要分布在建设程度弱的区域； （2）Ⅱ类低效用地受布局混乱影响，造成周边建设用地割裂，影响土地的综合利用； （3）Ⅲ类低效用地大部分远离城镇中心区域，“粗放式”的土地利用模式导致土地利用强度不达标。［结论］盘活城镇低效用地是现实需要，基于城镇地籍数据三维建模的低效用地调查方法，减少了内、外业工作量，提高了调查效率与可视化程度，为城镇低效用地调查提供一种新技术与方法，有助于增强城镇核心功能，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中国县域城镇化：人口与土地空间匹配 差异及影响因素

研究目的：分析中国县域在过去20年中，城镇人口和城镇土地在总量与增量上的空间配置差异，探讨形成不同人地匹配关系类型的县域影响因素及作用机制，为推进人地协调发展的县域城镇化提供决策支持。研究方法：采用空间匹配评价模型，分析中国1 871个县域的城镇人口和城镇土地，在2000年、2010年和2020年的总量以及2000—2010年、2010—2020年的增量匹配关系与动态变化，进而将全国县域划分为不同类型，利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探究形成各类型县域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结果：（1）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人口和城镇土地在总量与增量上的空间匹配度等级均呈现下降趋势。南方地区城镇人口比例高于北方，而北方地区城镇土地比例高于南方。总体上全国县域城镇土地扩张速度快于城镇人口增长速度。（2）根据城镇人口和城镇土地的匹配关系可以将全国县域划分为8个类型。南方地区的县域以人口增长为主，而北方地区的县域以土地增长为主。（3）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农业发展水平等因素对不同类型县域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公共服务设施水平和农业发展水平主要推动了以人口增长为主的县域类型形成，而经济水平和产业结构则主要促进形成了以土地增长为主的县域类型。研究结论：2000—2020年全国县域总体上表现出南方“人多地少”，北方“人少地多”的局面。以人口增长为主的县域需加强公共服务资源均衡，同时改进落户政策并优化经济和产业结构。而以土地增长为主的县域需提高公共服务设施条件，并推进农业生产数字化、特色化。     

后危机视野下福建省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机制

［目的］后危机时代是目前我国各地区经济发展面对的一个巨大变量,也是近年来区域经济发展关注的焦点话题。［方法］选取福建省县域经济的5项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2010—2015年福建省县域经济格局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探讨。［结果］（1）总体上看,福建省经济空间格局变化较小,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态势,重心向福州、莆田地区转移,省内发展均质化与极化现象并存;（2）产业结构调整与城镇化水平提升主导省内经济重心在东西方向上的移动,两者的空间格局具有相似性;（3）创新投入与金融零售业的变化主导了经济重心南北向的移动,其与各市县的经济基础和产业调整政策密切相关。［结论］在后危机时代福建省需根据市场特征推进区域协同发展、实现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区域共同富裕; 地方经济政策应与自身经济发展特征相适应,实现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河南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分析

［目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乡村治理的有效实施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研究两者之间的耦合关系,有助于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的进程。［方法］通过构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7—2016年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该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诊断,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结果］（1）2007—2016年河南省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分值呈明显的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211提高到2016年的0788。二、三产业从业人数、亿元GDP专利授权量和城镇人口密度是该省城镇化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素。（2）2007—2009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上升趋势,由2007年的0444提高到2009年的0482。2010—2013年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下降趋势,由2010年的0441降低到2013年的0397。2014年乡村治理评分开始上升,2016年相比2014年提高223%。农药投入、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和化肥投入是制约该省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子。（3）2007年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治理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0377,处于低度协调耦合等级。2008—2016年耦合协调度整体上由0403提高到0575,处于中度协调耦合等级。［结论］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但乡村治理较为落后,今后城镇化建设应以乡村治理为基础,努力实现两者的耦合协调度向更高水平发展。     

喀斯特山区土地资源建设开发承载力评价*——以贵阳市为例

［目的］土地资源承载力评价是区域人口、资源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评价的重要内容,也是制定各项规划的重要基础。［方法］从国土空间开发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对土地建设开发影响显著的限制性因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采用限制系数法测算适宜建设空间规模及现状开发强度,结合适宜空间聚集度和主体功能定位确定合理开发强度,通过分析现状开发状态与合理开发状态之间的偏离度对贵阳市土地资源承载力进行了评价。［结果］结果显示云岩区现状建设用地接近极限,无开发潜力导致超载; 南明区现状建设用地比重过高,且适宜空间分布零散导致超载; 观山湖区开发潜力不足,但由于现状开发状态尚未超过合理开发状态,导致临近超载。［结论］根据评价结果及成因分析,为超载和临界超载区域提出了相关建议,为国土空间开发利用格局优化、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供了重要依据。     

1990—2015年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

［目的］海河流域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最为活跃地区之一,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通过研究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及驱动机制,为优化海河流域土地利用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提供科学依据。［方法］利用ArcGIS和SPSS软件等工具,通过空间分析、相关分析和主成分分析等方法,应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并结合经济社会和自然驱动因子,探索了1990—2015年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机制。［结果］（1）1990—2015年海河流域的主要土地利用类型为耕地、林地、草地,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变化最为显著,变化率达到3683%; 面积占有率由667%上升到913%。（2）1990—2000年林地、草地、建设用地、未利用地、耕地变化显著, 2000年之后变化幅度减小。不同时间段内,海河流域各种土地利用变化速度基本上具有一致性。（3）从空间上看,北京市的建设用地由中心向外扩张,渤海湾沿岸建设用地扩张明显。草地、未利用土地和耕地面积均呈下降趋势,其中未利用地减少幅度最大,面积下降了1607%。（4）1990—2015年耕地是转出面积最多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转出为建设用地、林地。（5）从驱动机制来看,导致海河流域土地利用方式和目的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为社会经济发展（GDP）、人口增长,其次为气候变化,主要是降水和温度的变化。［结论］1990—2015年该流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导致了土地利用类型的显著变化。国家施行的经济、生态政策对海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造成一定影响。该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格局是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共同影响的结果。     

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建设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目的］文章旨在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方法］运用综合指数法建立新型城镇化评价体系，分析2000—2016年浙江省新型城镇化程度，进而利用数理统计模型分析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结果］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发展主要包括2000—2005年新型城镇化初始阶段，城镇化发展水平受基础设施等条件限制呈波动上升趋势，以及2006—2016年，属于新型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政府对于新型城镇化的高度重视使城镇化指数由0436上升至0869，年均增长率高达0093。乡村旅游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主要包括3个方面：（1）在人均家庭经营农家乐收入比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直接效应为正，间接效应为负； （2）在森林覆盖率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效应为正，直接效应系数为0098，间接效应指数为0074，影响相对较大； （3）果园面积方面，其对浙江省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不大，但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为正。［结论］乡村旅游的生态化对新型城镇化具有一定影响，且正向影响远大于负向影响。     

基于产业集聚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评价

［目的］以往对产业集聚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过程研究较多,对结果研究较少,文章基于作用结果的角度,综合评价河南省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贡献。［方法］该文采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基于产业集聚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从定性和定量两方面入手对河南省产业集聚对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评价。［结果］(1)经济助推城镇化是基于产业集聚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的最重要评价因素,其次是社会助推城镇化、环境助推城镇化和科技助推城镇化;(2)从经济和社会城镇化而言,基于产业集聚的河南省新型城镇化水平一直处于不断发展上升阶段;(3)万元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能耗降低率（E1）以及单位土地使用面积SO2、化学需氧量排放量（E2）是评价不同区域产业集聚对当地环境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指标;(4)而集聚区每万从业人员有效发明专利数是评价产业集聚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科技推动作用的重要指标。［结论］产业集聚对河南省新型城镇化在经济和社会城镇化方面表现为一定的助推作用,对环境和科技城镇化的影响与各地域集聚区发展水平有关。     

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格局演化研究

［目的］县域作为中国最基本经济单元,县域经济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基础性地位; 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指导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方法］以中部地区安徽县域单元作为研究区,基于2000—2016年县域人均GDP数据,运用变异系数、锡尔指数等定量分析安徽县域经济发展整体差异及其不平衡性; 通过空间自相关模型描述2000—2016年安徽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动态演变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解释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成因。［结果］（1）2000年以来安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不断在显著,具有“阶段性”特征（缓慢上升期、快速上升期、平稳增长期）,四大区域间差异及皖江地区、皖中地区、皖北地区内部差异是研究期间安徽县域经济发展差异的主要贡献力。（2）县域经济发展全局空间自相关性增强,县域经济局部形成“合肥—芜湖—马鞍山”集聚热点区,以及“宿州—阜阳—亳州”哑铃型塌陷冷点区。（3）资源禀赋差异、交通条件改善及区域发展政策是造成研究期安徽县域经济发展空间差异主要因素。［结论］从制定扶持皖北政策、合理布局县域产业及推动城镇化的发展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长株潭地区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时空测度与演化

［目的］探讨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时空变化,为政府制定土地利用规划提供参考。［方法］基于信息熵的基本原理,利用2002—2014年长株潭地区各县（市、区）土地利用变更数据和相关社会经济资料,对研究区域土地利用结构的时间变化规律和空间分异特征进行了分析,并运用灰色模型进行了预测分析。［结果］（1）从整体上看,耕地、园地、林地、草地、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其他土地所占比例呈递减趋势,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交通运输用地所占比例呈递增趋势。（2）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在2002—2014年期间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趋势,从2002年的1350 3 Nat上升到了2014年的1362 3 Nat。（3）各县（市、区）土地利用结构的信息熵呈现出较大的时空差异。（4）运用灰色模型预测可知,到2026年土地利用结构信息熵出现上升趋势。［结论］当地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大力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与集约利用水平,优化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布局城市用地,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市场供需机制研究

运用调研分析法和经济学分析法,重点研究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市场供需机制,从土地宏观调控政策、主体收益等供给驱动因素与人口、村镇产业结构、城镇化等需求驱动因素两方面进行分析,指出供需机制对土地市场的调节作用及可能导致市场失灵的原因。研究发现,通过挖掘存量建设用地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是解决我国人地矛盾问题的关键,而由于城市建设用地数量有限,村镇存量建设用地的再开发是解决该矛盾的有效途径。保证村镇建设用地再开发市场土地资源合理配置的对策建议:(1)规范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流转制度;(2)优化流转模式,提高改造效率;(3)平衡各利益方收益。     

建设用地管控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 ——基于2005—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研究目的：基于土地资源与经济发展关系,考察建设用地管控对地区技术效率的影响,为完善高质量发展下的土地调控政策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随机前沿模型、综合绩效评价、经济计量分析。研究结果：（1）2005—2017年全国建设用地管控绩效由0.432上升到0.529,经济技术效率从0.368提高到0.529,二者时序上显著正相关;（2）建设用地管控绩效与技术效率地区差异明显,该时期东部地区建设用地管控绩效均值0.532,总体优于中部地区（0.508）和西部地区（0.480）;东部地区技术效率达0.578,优于中部地区（0.537）和西部地区（0.457）,二者空间上高度正相关;（3）综合考虑城镇化率、产业结构、投资水平、科教投入等因素计量分析显示,建设用地管控绩效总体上对技术效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土地供应管理在各类地区均对技术效率产生积极显著影响,土地利用管理对东部、中部地区技术效率提升作用显著,以耕地补充为主要内容的土地安全管理、西部地区的土地秩序管理与地区技术效率表现为负向关系。研究结论：（1）日益完善的土地供应管理、土地利用管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质量做出重要影响;（2）对土地安全和秩序管理的考量应主要基于国家发展安全而非地区层面的经济增长;（3）新时期应加快土地市场体系完善,继续通过土地供应和利用管理优化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新发展格局构建,同时统筹地区公平与区域协调发展,落实地方土地安全和秩序管理责任,筑牢可持续发展底线。     

海阳市“三生”用地利用转型及管制对策研究

［目的］为了细化县级尺度土地利用转型研究以及探讨“三线”范围内外土地管制对策。［方法］以2005年、2010年、2015年3期海阳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成果为基础，从生产、生活、生态功能角度构建土地利用分类体系，运用土地利用转移矩阵、聚类分析和重心转移模型，定量刻画海阳市土地利用时空格局。［结果］（1）基于“三生”功能将土地利用类型划分为3个一级类、9个二级类。（2）2005—2015年，一级类中，生产用地减少，生活用地增加，生态用地稳定； 从转入转出角度，主要表现为生态用地转出为生产用地、生产用地转入为生活用地。二级地类中，农业生产用地既是主要转出者，也是主要转入者，工矿生产用地通过转出，废弃地利用效率得到提升； 城镇生活用地转入势头逐步得到遏制； 水域生态用地的转入使生态环境有所改善，其他生态用地通过开发而得到有效利用。（3）从重心移动方向来看，“三生”用地的重心分别向西北、东南、西南方向偏移； 从重心移动距离来看，生活用地＞生态用地＞生产用地。（4）依据“三线”范围内外土地利用情况，提出差别化“三生”用地管制对策。［结论］海阳市土地利用转型总体趋势符合“十三五”社会经济发展定位，“三生”用地管制对策为土地供给侧改革奠定基础。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驱动机制分析

从社会经济、土地制度等因素出发,结合经济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讨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社会经济因素、土地制度因素显著影响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具体来看,非农产业发展水平、农地管制水平以及土地市场发育程度,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规模显著正相关,是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主要驱动力;城镇化发展、固定资产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进程;并且集体建设用地流转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加强流转的规范管理应该从多方面着手,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科学编制土地利用规划,加强土地市场建设,从而保障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顺利进行。     

县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研究*——以湖北省团风县为例

［目的］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区域发展与管理的重要依据。［方法］该研究运用“木桶原理”，构建了基于土地资源、水资源、水环境、大气环境等资源环境子系统的区域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并以湖北省团风县为例进行定量测算。［结果］（1）团风县整体呈“可载”状态，土地资源是团风县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最大限制性因素。各子系统承载力呈大气环境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的规律。土地资源承载力最低为6773万人，大气环境承载力最高为87168万人。局部地区（马曹庙镇、贾庙乡）呈大气环境承载力>水环境承载力>土地资源承载力>水资源承载力的格局； （2）在承载力绝对量上，团风镇等西南部地区承载力高于其他地区，从地均承载力来看，上巴河镇最高，贾庙乡最低； 从承载力指数来看，各镇（乡）承载力指数介于148~235，杜皮乡、贾庙乡最高，团风镇最低，尽管团风镇承载力最大但其“剩余空间”也最有限。［结论］所构建的县域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方法可为当前空间规划、主体功能区划等战略实施提供有效借鉴，评价结果对区域远期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土地利用效率关系 ——基于城镇化水平视阈的考察

研究目的：探索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关系的作用机制及中国东、中、西部三个区域的差异。研究方法：PVAR模型。研究结果：（1）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稳定的正向影响关系且在城镇化减速阶段影响最大;城市土地利用效率随产业结构高级化呈倒“U”型趋势且在城镇化加速阶段出现负向影响。（2）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镇化的响应具有正向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对城镇化的响应表现为东部为负,中、西部为正的区域差异。（3）城镇化有助于提高东部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相互间的正向影响程度;而在中、西部,有助于提高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正向影响程度。研究结论：制定产业结构调整及城市土地利用政策应充分兼顾城镇化发展水平及区域特点,提高城镇化对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及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促进作用。